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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平寿:刑事司法中的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研究

更新时间:2019-11-17 08:16:46
作者: 张平寿  
网络赌博、贩卖毒品、电信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全部属于近年来刑事实务部门重点打击和防范的对象,有关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也主要围绕这些犯罪而规定。如有司法解释明确:“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持续高发,社会危害性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要坚持全链条全方位打击,坚持依法从严从快惩处。”⑥又有文件宣称:“我国仍将处于毒品问题加速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多发期、毒品治理集中攻坚期,禁毒斗争形势严峻复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⑦

   综上所述,我国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尽管与刑事推定在节约司法成本、解决证明困难、提高诉讼效率以及证明责任分配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但其在犯罪事实认定中明显具有独立的价值功能与运行特点,且对定罪量刑具有直接影响而有研究的必要。

  

   三、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反思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性文件对相关犯罪数额的认定采取概括化处理的做法,无疑是刑事公正与效率价值相融合的直接体现,反映了在传统犯罪持续高发、新型犯罪不断涌现的高压态势下,司法机关着力降低司法成本、强化打击效率以有效遏制犯罪的努力。刑法的价值具有多元性和统合性,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及不同历史阶段,必须思考价值的优先性。对于公正与效率而言,亦是如此,由于发案态势、民众诉求、刑罚效果以及刑事政策的不同,公正与效率在具体犯罪的司法处置中也完全可能进行不同比例的调整,以实现刑事责任追究效果的最优化。因而对于犯罪数额认定的概括化处理,在价值层面上,并不能因其考虑了司法成本节约以强化打击效率而简单地对其予以苛责。所应注意的是,此种做法在便利刑事打击与社会保护的同时,是否考虑到了与实体公正、权益保障的适当平衡,是否存在因对效率的追求而造成对公正价值的不当超越。笔者认为,当前实践中关于犯罪数额的概括化认定,虽有司法成本考虑的合理化因素,但在适用基础、认定过程、结果处理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犯罪数额概括化处理与刑事认定的准确性相抵牾

   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我国对于犯罪的规制一直体现出强烈的精确性色彩,刑事案件的处理往往带有精致主义或完满主义倾向。首先,在犯罪成立的立法模式上,与西方国家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处理模式不同,我国采取了立法定性又定量的路径选择,力图尽可能地在刑法条文中对具体犯罪的行为方式、不法程度等进行明确和限定,为司法者适用刑法提供操作依据,从而使得刑法中大量存在所谓的情节犯、数额犯、危险犯、结果犯等犯罪成立形态。司法者在适用刑法认定犯罪时,不仅要考虑行为人不法行为是否符合具体犯罪罪状的规定,更要从情节、结果、数额等方面对不法行为是否符合犯罪定量的要求进行衡量。其次,最高司法机关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大量出台司法解释、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以将刑法条文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为实践操作提供可行性参考,并且省、市一级的公检法机关联合出台的有关刑法和司法解释适用的内部规定亦比比皆是,使得对刑法规定的解释、对刑法立法解释的解释、对司法解释的再解释等现象层出不穷,意图以纸面上的详细规定达到一劳永逸之效果。再次,在刑事诉讼中围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证明标准,奉行“印证”证明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一种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案件事实需有足够的证据加以证明,其强调证据的客观化和全面性,要求待证事实建立于证据的查证属实及内容广泛化、数量最大化基础上,追求证据之间的一致性及案件事实的“唯一结论”,即需要在证明同一案件事实的证据之间尤其是客观证据与主观证据之间建立“互相印证”的联系。⑧尽管2012年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内容引入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原来客观化的证明标准中注入了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证明要求,⑨但这种主观性要素仍建立于证据质与量的客观性基础之上,其并未动摇“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统摄地位,我国证明标准客观化与印证化的问题并未伴随“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⑩显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属于一种理想化的证明标准,其以人类认识思维及客观真实可挖掘的无限性为逻辑起点,确信通过取证能力和手段的拓展,客观事实可以得到发现以达到不枉不纵的精确和理想程度。上述种种表明,我国对于刑事犯罪的处理,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中,亦无论在实体还是程序上,均呈现出一种理性人的无限认识与判断之特征,并以司法适用依据的充分规定、调查取证的全方位铺展、客观真实还原的极致化等为主要内容。

   然而,犯罪数额的概括化认定并非以证据确实充分为前提,其以证据推导出事实的可能性替代了以充分证据认定事实的必然性,其笼统化、模糊化的认定方式必定偏离刑事认定的精确性要求。其一,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动摇了“印证”证明模式的普遍适用基础,使得刑事认定存在着偏差可能。概括化的犯罪数额认定,并不以海量化对象的逐一查证或特定数额的具体查证为基础,并非每一具体数额均存在着与证据之间的充分对应关系,数额认定是以概括化、笼统化的面貌进行呈现的。如网络开设赌场犯罪中用于接收、流转赌资的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数额,行为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均应认定为赌资数额,但该认定并不以账户内每笔资金的来源、目的、用途等具体状况的查实为基础,作为账户资金总额构成部分的每笔具体资金属于赌资之事实,仅以其存在于账户之中、行为人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而被认定,大部分均缺乏证人证言、转账凭证等证据的印证。又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对批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根据查获的数量直接认定,但有关信息真实性的证明,大部分仅有被查获的电子信息本身作为证据,缺乏相应的证人证言或公民个人档案数据等证据予以印证。因而,在数额概括化认定中,我国刑事诉讼的“印证”证明模式并未得以严格遵守,且鉴于证明对象的海量化或难以查证所必然带来的巨额的司法成本耗费,该“印证”模式也不可能在此类案件实践中得以推行,从而造成该证明模式在刑事诉讼证明中的普遍适用效力遭到弱化,进而带来证据确实充分之证明标准的如何评判成为新的难题,并且,此种概括化认定的模糊犯罪数额,由于缺乏证据的充分支撑,偏离了我国刑事司法所一直追求的精确性认定导向,使得事实认定与客观真实可能并不相符。其二,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以非标准化的主观评判为重要根据,易造成犯罪事实认定的恣意性。该主观评判主要体现为,在证明对象难以逐一或详细证实时,司法者根据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和行为特征等,判定所证明对象属于犯罪事实组成部分,并作为犯罪数额计算的依据。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向来遵循一种客观化的证明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即便2012年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证据确实、充分”新增规定了“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判断内容,但此种主观评判仍是建立在证据充分前提下的,而非脱离证据充分和相互印证基础上的独立判断。换言之,“排除合理怀疑”实际是证据确实、充分的一种主观映射,其可以发挥对犯罪事实认定的堵截和补充作用,即使证据在形式上能够相互印证并“足以”认定犯罪事实,但如果有“合理怀疑”,则仍不能轻易认定而需进一步查证。因而,不能因为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明标准引入了主观性内容,而将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中的主观性评判视为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与“排除合理怀疑”的极高判断标准不同的是,后者的主观性评判仅是一种可能性标准,甚至不能满足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如数以万计的公民个人信息中某条信息的真实性、有吸毒情节之贩毒人员所购买毒品全部用于贩卖的真实性等等,实际上均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甚至公民信息为虚假、所购毒品用于吸食的可能性还比较高。因此,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司法权关于犯罪惩治的一种扩张,存在着恣意行使而侵犯人权的风险。其三,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致使指控事实与裁判事实均呈现不确定性,影响刑事追究效果。概括化认定之犯罪数额缺乏证据充分的客观基础,属于一种事实可能性判断的结果,因而其与刑事推定一样,在具体案件中存在着被告人提出反证并推翻该数额认定的可能,一旦被告人提出证据证实部分数额不属于犯罪数额范围,则说明该部分指控不能成立。然而,由于被告人自身举证能力的薄弱、人身自由受限所带来的举证不能、对海量化信息的认知不可能等因素,在存在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犯罪中,被告人往往难以提出证据对控方的指控的犯罪数额进行反驳,即使能够提出,也往往过于迟延或达不到证实的程度,这便造成控方的指控实际呈现一种不确定状态,其成立与否通常与被告方是否提出反证、提出反证时间、提出反证程度等存在关联。因概括化认定数额并未如刑事推定那样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被告方提出反证的难度实际并不很大,故而实际造成概括化数额被推翻的可能性增强。一旦被告方提出反证,指控即面临失败的风险。即使一审中反证未成,亦存在二审继续补强证据、增强反证的现象,这必将使指控和裁判陷于不确定的状态,严重影响刑事指控的权威和效果,并且反证的存在使指控机关还时常面临着被告方证据突袭的可能,对相关证据的核实亦将造成审判进程的拖延而给刑事诉讼进程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数额概括化认定体现出刑事政策对事实认定的不当应用

   刑事政策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等部门根据我国国情和犯罪状况制定或运用的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矫治犯罪人的各种刑事对策。(11)刑法的近代化完成以后,刑法之刑事政策化开始成为刑事法学的重要特征,刑法不再是过去古典学派所坚持的那种纯粹规范意义上的理性化的刑法,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成果被纳入刑法之中,刑事政策似乎越来越隐藏为法律的“灵魂”。(12)对于严重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道德风尚的“黄赌毒”等犯罪,我国司法实践一贯有从严从重打击的思维定式,某些地方公检法部门甚至形成了除患病、怀孕而不宜羁押等特殊情况外对此类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律逮捕并判处实刑的一致共识。尽管如此,犯罪事实认定与刑罚裁量是刑事责任追究过程中性质迥异的两种司法过程,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与目标。二者所遵循的亦是不同的运行规则,前者根据证据裁判原则,建立于证据确实充分基础之上,后者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兼顾报应与预防的需要。因而,无论如何,刑事政策的从重或从轻导向至多会对刑罚适用裁量产生影响,对于犯罪事实认定而言,则因其适用规则的差异而不可能也不应受到刑事政策的制约。然而从有关司法解释对犯罪数额概括化认定的现行规定来看,却可以从中明显感受到,基于强化打击的政策需要,为降低司法证明成本、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体现从严打击要求,犯罪事实认定应适用的证据裁判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着异化和被消解的危险。

比如,对于贩卖毒品犯罪的数量认定就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1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对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然而,“贩卖”与“购买”的内涵毕竟存在明显区别,前者的通常含义是指买进货物后再卖出,虽包含“购买”行为,但其须以出卖为目的,因而生活中的“购买”行为并不必然包含于“贩卖”行为之中。刑法上购买毒品行为能够被评价为贩卖毒品行为的前提是,行为人应出于对毒品贩卖的目的而进行购买。然而,在已经证实贩毒人员有吸毒情节之事实的情形下,贩毒人员购买毒品之目的和实际用途无疑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是进行贩卖,其二是用于吸食,且二者的可能性程度实际难以区分,在购买行为与贩卖行为之间并不存在高度盖然性的关系,相反,在购买行为与吸食行为之间却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诉讼中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依据,它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13)“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有关“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基本条件之一,而“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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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沪)2018年第9期 第5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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