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晚明白银流通思想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外银内流后，传统货币思想陷入国家丧失货币发行主导权的理论困境，子母相权理论则失去调控白银流通量的有效性，推动了白银流通思想的形成。本文基于货币国家化理论和竞争性货币理论，将货币思想演变和货币制度变迁置于流通性和稳定性的交换媒介二维属性框架内，探讨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演变过程。文章梳理了晚明社会讨论白银流通的不同观点，为现代货币理论研究提供历史的案例，也为加强管理主权货币通货膨胀、提升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和建议。
关 键 词：白银流通 货币思想 晚明 silver circulation monetary thought late Ming Dynasty
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是研究流通货币的一体两面：货币思想之争往往折射出货币制度的关键属性，货币制度变迁又牵引着货币思想演化。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间，随着海外白银大量涌入中国，推动白银取代铜钱、纸钞而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引发晚明社会的广泛讨论。
回顾学术史笔者发现，关注晚明货币思想流变并深入探究者较少。第一，现有文献着重考察白银货币化的制度变迁过程，对货币思想演变的来龙去脉不够重视。①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相结合是近几年的研究范式，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思想分歧逐渐得到学者的关注。②第二，支持白银流通的观点少有详尽梳理，难以展现时人的思想全貌。为数不多的有关晚明货币思想史研究都集中于分析反对白银流通的观点。③第三，划分货币金属主义和货币名目主义的研究方法将赞同用银和赞同铸钱的政策主张归入货币金属主义，将赞同印钞的政策主张归入货币名目主义，模糊了三者起伏消长的互动过程，不易解释不同政策的内在关联。④
本文借鉴现代货币理论，将货币思想演变和货币制度变迁置于流通性和稳定性的交换媒介二维属性框架内，辨析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的理论内涵和政策意义，并进一步考察思想争鸣与经济制度的背反现象，试图揭示晚明白银流通思想逐渐向边缘化演变的原因。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一个兼顾流通性和稳定性的互利均衡基础之上，外银内流彻底打破了宋元时期铜钱和纸钞的循环困局。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设计思想是货币国家化理论和竞争性货币理论的折衷，其政策意义是规避通货膨胀风险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晚明白银流通思想在演变过程中凸显自由放任色彩，认为明末“银荒”是生产力困乏所致，并且因为反对钞法而被主流货币思想边缘化。本文同时有助于认识货币本质、思考货币制度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希冀为政府管理通货膨胀、提升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深入研究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一方面，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折衷特质为现代货币理论的应用提供了历史参考。事实上，政府锚定主权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国家化理论未能长久解决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罕有长期流通的竞争性货币。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和流通货币价值稳定都是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现代货币理论发展可从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设计思想中汲取智慧。另一方面，晚明货币思想演变和货币制度变迁为政府管理通货膨胀、提升货币政策宏观调控能力提供了现实启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货币的流通性和稳定性是市场参与者的理性选择，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保证。政府应充分考虑物价水平波动和民众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这是晚明货币思想演变为当前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的重要镜鉴。
一、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的形成动因：外银内流与传统货币思想的困境
明中期以前的流通货币主要是铜钱和纸钞，市面上的白银非常有限，探讨白银流通的言论仅是些零星散语。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讨论集中出现则是在十六世纪美洲白银大量涌入中国之后。究其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外银内流是晚明白银流通思想形成的客观环境基础
中国非产银大国，海外白银涌入中国对国内货币流通制度产生了颠覆性影响，“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⑤。当时使用白银的盛况是前所未见的：不仅“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⑥，而且“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⑦。全汉升(1968)、梁方仲(1989)、傅衣凌(1993)、刘光临(2011)等人对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做了诸多研究。由于依据的史料不同，各位学者的结论略有差异，但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明代涌入中国的海外白银数量大大超过了国内白银存量和每年白银开采量。秦汉以降，货币思想讨论聚焦于铜钱、纸钞的流通弊端，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思想则从未有之。如此大量的白银涌入势必引发晚明社会针对白银流通的相关讨论。
(二)传统货币思想无法接受政府丧失白银的货币发行权
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是传统货币思想的典型特征。《管子》提出了“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⑧的观点，此后传统货币思想一直把钱视作“亡用器”、“人主之操柄”⑨。自汉武帝悉禁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货币发行权一直由政府垄断，宋元时期的纸钞亦由政府印制。然而晚明流通的大量白银并非由政府开采铸造，政府非但不禁止白银流通，反而改国家赋税征收白银，这意味着政府默认放弃垄断货币发行权。嘉靖后期政府赋税对白银的依赖愈发严重⑩，文官阶层担忧放任白银流通终将导致国用不足。进士靳学颜以此为由强烈反对白银流通：“钱者权也。……军国不足则制之。此经国足用之一大政也，奈何废而不举。”(11)可见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传统理念与白银流通的现实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关系。
(三)利用子母相权论和轻重论调控白银流通量的货币政策近乎失效
单旗的子母相权论和《管子》的轻重论奠定了古代调控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的理论框架，宋代管理纸钞还衍生出称提之说。子母相权论和轻重论调节货币流通量的形式是“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12)，其有效实施需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政府拥有非常雄厚的货币储备。(13)随着朝贡贸易衰落，明穆宗被迫解除海禁，政府欲储备白银也须求诸民间对外贸易的渠道。当时的情形是：“江南富室有积银至数十万两者，今皇上天府之积，亦不过百万两以上……是不过数十里富室之积足以相拟矣。”(14)显然，“子母”“轻重”理论已经不能控制白银敛散。民间白银积累足以和政府相抗衡不利于货币政策的实施，如何调控白银流通量也是传统货币流通思想的一大理论困境。
二、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的探索：“银为上币”说的建构
晚明白银流通思想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所以思想的主要内容具有清晰的问题导向性质：首先要解释白银流通的现象，寻找白银流通的合理性；其次要设计白银流通制度，为政府管理白银流通出谋划策。
(一)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
明初政令强制流通大明宝钞，英宗一度“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15)，但时人未细究用银的合理性。成弘以后，白银流通的合理性逐渐被人提出。论证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大体有三种途径。
首先，从市场交换的直观角度横向论证白银优于其他类型货币。王世贞比较了米、钱、钞、银，认为白银是流通货币的最佳选择：“反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日耗曰多而产曰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浥烂；是以白金之为币长也。”(16)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具体形态需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明朝经历商业革命而建立起全国性市场，贸易需要价值大、易保存的流通货币。相比之下，靳学颜所说的铜钱与银“异质而用神者，犹云南不用钱而用海肥，三者不同而制用则一焉”(17)，其认识只是停留在表层。
其次，纵向探查古代流通货币的演进历史并揭示其逻辑线索。顾炎武分析了流通货币从铜钱经纸钞最后演变为白银的动态过程：“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18)货币制度变迁是渐进式的，后期流通货币弥补早期流通货币的某些缺陷方能推动货币制度向前迈进。从铜钱到纸钞的演变过程是铜钱太过笨重而白银供应不足的过渡策略，当白银供应充足后，白银与纸钞高下立判。
再次，反思货币政策执行绩效，寻找民众认同白银的原因。邱浚认为古代货币政策有名无实、不能善终的根由就是铜钱与纸钞贬值。他指责铸大钱是“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行钞法是“以虚易实，以假博真……惟欲足吾用而不复顾义之可否，与民之有无”(19)。在古代，强调征税违背儒家轻徭薄赋的教条，隐性的铸币税成为政府惯用的工具。称量形态的白银价值由自身重量而不是法定规制决定，政府很难利用白银向民间征收铸币税。因此，白银易于被民众认同和接受。
不难看出，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一个兼顾流通性和稳定性的互利均衡基础之上。流通性和稳定性是交换媒介的基本属性。白银货币化之前，古代货币流通制度陷入了一个不稳定的循环困局。铜钱价值低、笨重，稳定性一般而流通性较差；纸钞易携带、易贬值，流通性较好而稳定性较差。从南宋会子、元中统钞、大明宝钞的流通状况来看，每当旧政府出现财政危机而滥发纸钞后，民间财富即急剧贬值，流通货币从稳定性较差的纸钞退回到稳定性一般的铜钱；改朝换代后新政府休养生息，流通性较好的纸钞又会取代流通性较差的铜钱，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循环困局表明铜钱和纸钞都不能同时满足流通性和稳定性的要求。白银货币化一举打破循环困局。白银是外生性货币(20)，适合远距离交易和大额交易，满足民间商业的利益。隆庆开关以后政府财政中白银收入明显增加，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有效缓解(21)。白银同时满足了流通性和稳定性的要求，最终纸钞弃如敝履，大额交易用白银，小额交易用铜钱。以上所述可参见图1所示：
图1 循环困局的逻辑示意图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自制。
晚明论证白银流通合理性的言论不再拘泥于先王造币说以及货币“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等看法，这在传统货币思想中是不曾见到的。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关注反对使用白银的主张，这些主张意在维护政府主导货币发行而无创见，仅仅是传统货币思想的拥趸。王世贞、顾炎武等人跳出了朝廷垄断货币发行权的话语体系，从市场交换和民众自利的角度寻找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这与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过程可以相互印证。
(二)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设计特征
白银流通制度的设计始自邱浚。邱浚设计了一种包含铜钱与纸钞的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的“三币之法”。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设计思想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改革币制受到传统货币思想的路径依赖影响。上中下三品的币制早已有之，先秦时期的做法是“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22)。邱浚套用古代三品币制并对“三币之法”的内部关系加以改进，把银列为上币，纸钞和铜钱“一准上币以权之焉”。他给出的依据是：“铜楮二者为币，而不准以金银，是以用之者无权，而行之既久，不能以无弊。”(23)上中下三品的币制为文人熟知，邱浚如此设计的额外好处就是降低了文官阶层和学者的抵触心理，提高了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可行性。
第二，“因时立法、随时以处中”的设计原则符合自利要求。明末实学家朱健诠释了邱浚的设计原则。朱健认为“因时立法”的深意合乎听民自为的“自然之理”。民众追求自己的利益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利益，政府不应干预。“逆自然之理，而钞不可得重，久必折阅……于利权何当哉？”(24)流通货币价值稳定是民众自利的基本要求。邱浚将民众喜用的白银定为上币，表明他已经认识到货币流通权重环节必须具备稳定性。朱健的领悟更直白：民众的自利心不动摇，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稳定性也不会动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因时立法”的“三币之法”是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在制度设计上的落实。
第三，“三币之法”采用的是一种以交易额为标准的分层级管理办法。按邱浚的具体设计，“钱多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银之用非十两以上禁不许以交易”，“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25)这种管理办法看似带有浓厚的“铜与钱钞相权而行”的子母相权色彩，但实践上有显著差异。传统子母相权的实质是不同货币按比例兑换，是基于价值尺度的考虑而非制度建设的考量。邱浚所谓的“相权”独特之处在于交易金额十两以上才可使用白银，这即是给白银与铜钱纸钞的按比例兑换增添了制度性的限制条件。朱健细化了邱浚的分层级管理办法：其一，以银为上币要求“立行户令以白金倒换而称提之’”；其二，以钱为下币要求“严低钱行使之禁以峻防之，其铜废者皆收之以入于官”；其三，“诸用银贝之地悉遵诏旨，各从其故，不强其所不便”(26)。朱健试图通过立法把白银和铜钱的分层流通纳入政府管理的框架中，确保二者能够各自执行邱浚规划的上币与下币的职能。
第四，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和分层级管理办法具有明确的制度目标——限制政府滥发货币，防止流通货币贬值。值得重视的是，邱浚指出了传统货币流通管理思想的学理纰漏：“患轻则作重，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故也。”(27)“子”“母”能够相权的前提是“母不可废”，然而在执行过程中“母”币也会变成“子”币，政府反复调控而增加“母”币无助于稳定币值。古代没有中央银行制度，政府不可能从严管理货币供应量，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是维持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性因素。一旦形成通货膨胀预期，就会对明朝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威胁：“民初受欺，继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黾勉从之。行之既久，天定人胜，终莫之行”(28)。有人因盐法阻坏提议改钞为上币、银为中币，朱健立即予以反驳。在邱浚和朱健的制度设计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是他们始终强调“母不可废”，为限制政府滥发货币、巩固民众对币值的信心提供制度性保障。
当代研究多从本位币角度来讨论这种“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29)笔者认为，货币本位是近代西方出现主权国家以后提出的货币理论概念，晚明的白银流通并不能说明明朝垄断货币发行权，缺少中央银行制度的古代货币市场更像是竞争性货币市场。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和货币流通联系在一起，即通货膨胀在任何时空下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从通货膨胀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角度来诠释“银为上币说”更恰当。在邱浚等人的观念里，铸大钱、权纸钞都是一种政府获益巨大的通货膨胀政策，在集权体制下甚至是君王“阴谋潜夺之术，以无用之物而致有用之财，以为私利”(30)的恶劣行径。“银为上币说”的历史价值不在于晚明初具银本位观念，而在于它首次设计了白银流通制度和管理办法，指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通胀弊端，切实保护了手工商业经营者的利益。
(三)“银为上币”说的理论内涵
现代经济学有两种主要的货币理论，其一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国家化理论，其二是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竞争性货币理论。主权货币由国家垄断发行，流通性由国家信用保证，但稳定性缺乏保障，所以货币国家化理论要求政府制定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确定货币总量。竞争性货币理论主张由私人提供自由竞争的货币，货币发行量自主确定，稳定性有较好的保障，但是废除货币的国家权威后，竞争性货币的流通性又缺乏保证。这两种货币理论的政策目标各有所侧重。
将“银为上币”说、货币国家化理论、竞争性货币理论做比较，“银为上币”说正好是货币国家化理论与竞争性货币理论的折中：白银与铜钱纸钞组合而成的复合型流通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货币国家化色彩，白银作为流通货币权重环节又带有一定程度的货币自由竞争色彩。从竞争的一面来看，明中期以前白银不是主要流通货币，外银内流后白银与铜钱、纸钞、黄金、珠玉竞争的优势显现出来，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是竞争的结果。从国家化的一面来看，邱浚深谙纸钞的缺点，但是他在设计币制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将纸钞剔除，晚明的铜钱纸钞发行量仍由政府决定，只是二者发行量要和白银数量保持一定比例。
“银为上币”说的折中内涵凸显了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平衡货币流通性和稳定性的思想考量，也是制度均衡在货币思想上的反映。从流通性来看，“三币之法”的制度设计思想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货币思想的影响，转而寄希望于白银来维持纸钞的币值稳定。代表国家信用的纸钞得以继续流通，维护了政府部分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权威。从稳定性来看，民众不希望积攒多年的财富因政府单方面增加货币发行量而受到损失。王世贞等人立场鲜明，坚持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贸迁”，否定了政府借助通货膨胀解决财政危机的企图。如果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和分层级管理办法实施到位，把白银定为上币的确可以起到抑制通胀的积极效果，也可减少政府反对白银流通的阻力。货币的流通性和稳定性代表了政府和民众的不同利益诉求，复合型流通制度将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和限制流通货币超发这两种基础制度组合在一起，恰好契合了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兼顾流通性和稳定性的制度均衡。
从理论内涵的现实价值看，“银为上币”说为现代货币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案例。单一的货币国家化理论或单一的竞争性货币理论的解释力均有局限：货币国家化理论不恰当地预设人的理性，认为固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可以破解经济增长放缓的难题；而竞争性货币理论把国家干预缩小到一个不合常理的程度，忽略了个人禀赋差异及其对政府救助的需求。考察明清历史，“银为上币”说把制约政府滥发货币的动机摆在第一位，除去极端战乱时期，白银流通没有威胁到集权体制的安全，足足持续了三百余年，直至1935年法币改革。恰如哈耶克所说：“如果一种货币的发行量被一个机构刻意控制着，而这个机构的自私自利驱使它满足其使用者的愿望，则它就是一种最佳的货币。而一种货币，如果被操纵用来满足特定集团利益之需要，则必然是有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货币。”(31)制度变迁是博弈的结果，白银货币化的历史引人深思，“银为上币”说和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三、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的边缘化：“银钱两权”说的调整
“银为上币”说创立后，后世思想家对白银流通管理的制度设计做了去纸钞化的调整，“银钱两权”说更凸显自由放任色彩。在明末政府财政危机和“银荒”的现实挑战下，“银钱两权”说最终走向边缘化。
(一)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调整方案
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是晚明思想家思考白银流通与管理之广为借鉴的蓝本，但纸钞的稳定性是制度实际运行中无法克服的瓶颈。邱浚的“三币之法”明确规定了纸钞与白银的兑换比例，然而民众无法对朝廷发钞实施有效监督，时间一久必将导致钞法失败。清朝的货币流通情况证实了这一点。在清朝，大部分时间都是银钱并用，仅在顺治和咸丰年间发行过纸钞，数量极为有限，时间也很短。晚明思想家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提出两种以去纸钞化为中心的调整方案。
第一种调整方案是直接剔除纸钞，仅留下白银和铜钱。纸钞取法于唐代的飞钱，因其轻便故能流通。海外白银进入中国以后，经商使用白银，小额交易使用铜钱，白银流通制度没有保留纸钞的必要。兵部侍郎万恭吸取了邱浚的重银经验，从产业经济的角度阐述白银流通制度的架构：“今制天下生民之命者，非银谷二权哉。顾银贱则病商，谷贱则病农。”与邱浚不一样的是，万恭丝毫没有提及纸钞，他把货币流通管理的目标设定为“持二权而盈缩之，勿使偏胜而后天下安”。他对子母相权的解释同样是分层次的管理办法，只是不再强调严格的使用界限，一切均由民间相宜而行：“令民大用则以银，小用则以钱，是小以济大之不足也”。(32)经万恭改造的白银流通管理制度更突出实用性，非常贴近真实的白银流通图景。“银钱两权”的概念在清朝得以延续，《皇朝文献通考》叙述清朝币制言道：“本朝始专以银为币。……钱与币之各得其宜，固无有逾于我朝者也。”(33)
第二种调整方案是转变纸钞的流通兑换机制。明末理学家陆世仪坚持邱浚所创的“三币之法”不可分割。他分析了白银、纸钞、铜钱三种货币之间的紧密搭配：“金者，所以通粟与械器之穷也。所谓大不如小也。物有至微，厘毫市易，则金又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钱。钱者，所以通金之穷也。所谓顿不如零也。千里责持，盗贼险阻，则金与钱又俱有所不便，于是乎又代之以褚。褚者，如唐之飞钱，今之会票，又所以通金与钱之穷也。所谓重不如轻也。”(34)陆世仪所说的金就是白银，他认为白银若数额巨大，携带仍有不便，纸钞可以弥补白银和铜钱的不足。明清时期山西票号业务繁忙，汇票在外观上与纸钞无异，是便利商旅的支付手段。陆世仪受汇票启发，经他改良的纸钞脱离了小额支付功能，而是适于远途携带的一种官方票据。陆世仪提议的政府兑换纸钞机制与近代山西票号非常相似：“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35)应该说，陆世仪所说的纸钞本质上就是汇票，他设计的纸钞兑换机制其实就是由政府履行票号的汇兑职能。陆世仪改良“三币之法”的主张不失为一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创新思想。
“去纸钞化”调整后，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设计思想的自由放任倾向更加明显。弘治年间海外白银尚未大量涌入中国，邱浚提出“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的目的之一是想挽救钞法。他之所以设置了白银流通的限制条件，是因为当时白银数量不多，无法实现全面流通。到了万历年间，国内的白银流通量相比弘治时期已经大幅增加。所以万恭分析了不同产业的交易特征后，发现钞法已无任何存在价值，他也不再要求实施白银流通的政令管制，一切放开听民自便。陆世仪虽然保留了纸钞，但他设想的纸钞其实就是汇票的代名词。从“银为上币”说到“银钱两权”说，唯一被剔除的钞法恰恰是政府最偏爱的解决财政危机的途径。万恭、陆世仪对“三币之法”所做的改良进一步削弱了政府增加货币发行量的能力。
(二)流通白银短缺的解决办法
“银钱两权”说过于强调自由放任，限制政府增发货币的能力，在明末“银荒”和政府财政危机的现实挑战下，势必招致众多反对声音。不含钞法的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以及不加管制的分层级管理办法定型后，白银在国内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地位持续巩固。明末政府先经历了西南、西北、朝鲜三次军事行动，后忙于应付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军，太仓白银收入无法支撑巨额支出。三饷苛征，从而出现了“银荒”。黄宗羲形象地描绘道：“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36)一时间支持广铸铜钱和支持重行钞法的主张成为朝堂议论的热点，唐甄、陈子龙、钱秉镫、王夫之等不少人都提议重禁白银流通。这样一来流通货币又会回到铜钱与纸钞的循环困局之中，赞同“银钱两权”说的思想家讨论了“银荒”的产生原因并试图寻找解决办法。
首先，理清“银慌”现实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明末科学家宋应星看到了民生凋敝，生产停滞：“蚩蚩之民，目见勤苦耕桑，而饥寒不免，以为此无益之事也。择业无可为生，始见寇而思归之。从此天下财源，遂至于萧索之尽；而天下寇盗，遂至于繁衍之极矣。”(37)徐光启看到了物价的大幅上涨：“银钱愈多，粟帛将愈贵，困乏将愈甚矣。”(38)其观点概括了“银荒”现象的主要矛盾：生产领域资源配置扭曲，社会动乱导致无人愿意从事生产；消费领域囤积居奇，物资短缺导致消费品价格居高不下。相较于徐光启和宋应星，王夫之、黄宗羲等明末大儒之说似有倒因为果之嫌。
其次，寻找“银荒”的产生原因。徐光启认为：“唐宋之所谓财者，缗钱耳；今世之所谓财者，银耳。是皆财之权也，非财也”，“故前代数世之后，每患财乏者，非乏银钱也；承平久，生聚多，人多而又不能多生谷也”(39)。他认为财是各种生产力，白银只是“财之权”，所以“银荒”不应归咎于缺少白银，而是各种生产力的困乏。宋应星认为：“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湾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40)宋应星直截了当地提出生产力困乏是商品交易和白银流通停顿的主要原因。他甚至断言“银荒”是无稽之谈，只要大力发展生产，恢复良好的资源配置秩序，白银就能重新流通起来。
再次，提出“银荒”的解决之道。徐光启和宋应星认定“银荒”的产生原因是生产力困乏，那么解决“银荒”的办法就要取决于恢复生产力，废止白银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41)徐光启写《农政全书》，宋应星写《天工开物》，初衷便是在此。张溥赞誉其师徐光启之书“不尚奇华，言期可用”。但事实上，徐光启与宋应星的观点在明末的影响力极小，宋应星自忖“朝议已无欲讷之人，而野复有议，如世道何？”(42)明末横征暴敛，各地农民起义，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白银流通谈何容易，远不及铸大钱、印纸钞解决财政危机来得高效快捷，徐光启和宋应星的主张不被朝廷采纳也可以预料。政局动荡、生产停顿、市场破坏才是流通白银短缺的根源，与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没有丝毫关系。反观明末废银铸铜钱、废银行钞法的主张，虽有多数人赞同，却罔顾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流通货币的选择及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废银用钱同样会产生“钱荒”的问题，这在唐末两税法改革后并不罕见。指望“钞止方寸腐败之楮，加以工墨，命百则百，命千则千”(43)，更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了。
(三)“银钱两权”说边缘化的缘由
从“银为上币”到“银钱两权”，白银流通思想呈现出逐渐边缘化的演变特征。“以银为上币”的“三币之法”曾经受到皇帝重视。明孝宗即位后，邱浚呈送《大学衍义补》一书。邱浚自称该书所载“皆可见之行事”，奏请“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帝报可”。万历时，“复合梓行”，神宗“亲为制序”，“甚重其书”。(44)“三币之说”在民间同样广为流传，被《经世八编》《古今治平略》《西园闻见录》等多部书籍收录，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明末政府财政危机和“银荒”爆发后，当务之急是增加政府收入，崇祯皇帝命蒋臣为户部司务主持行钞，“银钱两权”的探讨随即搁置。纵然徐光启、宋应星、李之藻等人尽力替白银辩护，仍无法扭转成见，支持白银流通的主张最终沦落为间巷之说。白银流通思想边缘化的缘由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首先，就经济形势而言，明末财政危机和政府急于征收铸币税是“银钱两权”说边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政府筹措资金采办物资的途径有二：一是税收，二是增发货币。太仓帑银告匮，依靠税收难以在短时间内筹措到政府所需的资金，且增税极易引发社会动乱。政府能够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铸造虚值大钱和实行钞法，如钱秉镫所说“钞止方寸腐败之楮，加以工墨，命百则百，命千则千”。“银钱两权”说剔除了政府惯用的钞法，与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主旨背道而驰，这不可避免地会激起不少思想家对白银的反感。“银荒”爆发后，王夫之言道：“自银之用流行于天下，役粟帛而操钱之重轻也，天下之害不可讫矣”(45)。因此，在庙堂上反对白银流通的主张压倒了支持白银流通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银钱两权”说被边缘化是政府政策导向的结果，不代表白银流通思想的错谬和消亡。白银流通的事实在朝臣荒唐的废银大论下坚固不破，“百姓止知银钱为重，蓄贮行使，皆是此物”(46)，“数百年来，钱银并行，而银币尤盛”(47)。这一背反现象恰恰佐证了晚明白银流通思想由盛到衰的演变历程。
其次，“银钱两权”的自由放任倾向与崇尚尊君的集权体制文化彼此对立是白银流通思想边缘化的另一原因。明中叶兴起了一场自由主义实学思潮，肯定人的自利心和工商皆本。(48)王阳明认为治生如“终日做买卖”亦可“为圣为贤”。(49)李贽把“穿衣吃饭”的人欲纳入“人伦物理”(50)的圣贤境界。“银钱两权”说不包括钞法，借机表明民众维护白银流通和财富保值皆有正当性，是明中叶自由主义实学思潮的重要观点。邱浚非常认同“事皆有理，必事事皆得其宜；人各有心，须人人不拂所欲”(51)的理念，他说的“理”具体而言就是不违背民众欲求，如此货币流通制度才能“行之百世，通之万方”(52)。明中叶自由主义实学思潮与崇尚尊君的集权体制文化格格不入，王阳明所言切中要害，历代功利王霸实是富国而不是富民：“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王霸事业而止。”(53)李贽等人遭受迫害后，自由主义实学思潮日渐没落，关于货币流通问题的讨论又回到以富国强兵、维护君权为目的的话语体系中。自由放任的思想倾向与崇尚尊君的集权体制文化彼此对立在货币流通思想上表现为流通白银惠民利商的富民之术与铸大钱行钞法的富国之术彼此对立，这是“银钱两权”说被长期排挤出社会主流思想更为深层的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晚明白银流通思想是中国古代货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建构了流通性和稳定性的交换媒介二维属性框架，探讨其形成与演变及理论内涵。外银内流彻底打破了宋元时期铜钱和纸钞的循环困局，传统货币思想陷入国家丧失货币发行主导权的理论困境，子母相权理论失去调控白银流通量的有效性。邱浚首次提出“银为上币”说，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历史合理性建立在一个兼顾流通性和稳定性的制度变迁均衡基础之上。复合型白银流通制度的设计思想是货币国家化理论和竞争性货币理论的折中，其政策意义是规避通货膨胀风险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剔除纸钞的“银钱两权”说更加彰显自由放任色彩，认为明末“银荒”是生产力困乏所致，并且因反对钞法而被主流货币思想边缘化。
晚明之前中国并无系统讨论白银流通的思想。白银流通思想从无到有、由盛至衰的发展过程只有短暂的两百余年，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的理论光辉。流通货币主张与货币流通行为密切相关。流通货币主张的背后是理性人的自利驱动，货币流通行为的背后是互利互制的均衡秩序。自利驱动下的行为与稳定的均衡秩序拼接成我们看到的晚明白银货币化现象。米塞斯曾提出，经济学需要答复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学的陈述与人的行为的实际关系。研究流通货币主张的目的及其与货币流通行为的关系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和有益启示。
第一，加强管理主权货币的通货膨胀，维护市场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主权货币与黄金脱钩，以国家信用作担保。中央银行负责调控货币发行量，择机扩张信用以刺激经济增长、带动就业。负面效应是：通货膨胀可能扰乱市场价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加剧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连续多年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随着增量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稀缺性资产价格上涨和市场投机行为扰乱价格信号，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国家宏观调控应充分考虑货币的流通性和稳定性：市场参与者和货币保有者希望货币购买力稳定，能够体现交易双方对商品的合理估价，降低交易费用，同时财富贮藏不因通货膨胀而在债权债务关系之间进行再分配。加强管理主权货币通货膨胀，让市场发挥价值发现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由此看来，晚明关于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合理性论证依然值得汲取。
第二，提升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繁荣实体经济。晚明“银荒”不是白银供给不足的“银荒”，而是经济环境动荡阻碍白银投入生产领域的“银荒”。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资本市场“钱荒”，不是信贷紧缩、经济衰退的预兆，而是实体经济中各种要素价格扭曲和刚性兑付主体存在所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政府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这是解决金融资源错配、提升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必经之路。从国家战略层面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同时尽可能地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确保金融资源能够真正配置到实体经济部门当中。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才能破解资本市场“钱荒”的症结，实现资本投入和风险回报的良性循环，繁荣实体经济。
第三，识别虚拟货币的潜在风险，完善金融调控的思路和方式。近年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以去中心化为口号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然而虚拟货币的潜在风险却没有被市场充分认知。仔细分析虚拟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流通性和稳定性，我们可以发现虚拟货币的交易风险极大。从流通性来讲，虚拟货币虽然以美元结算，但发行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贸易使用规模不及美元、欧元等主权货币。从稳定性来讲，虚拟货币仅靠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区块链技术限制其过快发行，没有国家信用做担保不足以保持民众信心和价值稳定。去中心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是由于虚拟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在流通性和稳定性上有较大欠缺，虚拟货币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不可否认的是，哈耶克的竞争性货币理论至今仍停留在纸上阶段，多种货币竞争共存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实施的难度相当大。需高度警惕虚拟货币和互联网金融的潜在风险，从交换媒介的基本属性出发进行金融调控，引导金融创新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注释：
①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张宇燕、高程：《海外白银、初始制度条件与东方世界的停滞——关于晚明中国何以“错过”经济起飞历史机遇的猜想》，《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邱永志：《明代货币结构的转变及其原因——以白银的货币性质为分析视角》，《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5期。
②参见林满红：《银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③参见赵轶峰：《明代白银货币称量形态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含义》，《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何平：《世界货币视野中明代白银货币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6期。
④叶世昌的《中国货币理论史》、箫清的《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赵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均采用了这种分析范式。
⑤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⑥叶梦珠：《食货五》，《阅世编》卷七。
⑦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
⑧《管子·山至数》。
⑨班固：《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
⑩1520年以前，明朝财政每年收入白银不足10万两，1532年突破200万两；从1562年至1602年，财政每年收入白银的数额在四十年间增长了76％，至1621年已经翻了三番。相比之下，财政收入中宝钞的数额在16世纪逐渐减少、停收。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18页。
(11)(14)(17)靳学颜：《讲求财用疏》，《靳少宰奏疏》，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第二百九十九卷。
(12)《管子·国蓄》。
(13)国家利用雄厚的货币储备调控货币流通量的过程在《管子·山国轨》中有具体解释：“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晚明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当商品价格较低时，朝廷却没有充裕的白银储备，则无法通过散行白银回笼商品，达到升高物价的目的。
(15)张廷玉：《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16)王世贞：《钞法》，《弁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七，“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五十册。
(18)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
(19)丘浚：《铜楮之币(上)》，《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51、258页。
(20)本文的外生性专指白银不是由明朝政府开采铸造发行，政府退出货币金融的主导地位。杜恂诚、李晋对白银的外生性问题做过分析。参见杜恂诚、李晋：《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21)从隆庆元年至万历二十年，太仓库岁入白银从2014200两增至4723000两，增加了一倍多；万历十七年和万历十八年太仓银两的亏空分别只有19万两和32万两。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1页。
(22)《管子·国蓄》。
(23)丘浚：《铜楮之币(下)》，《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24)朱健：《古今治平略·明朝钱币》，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三百五十七，第44页。
(25)(28)(30)丘浚：《铜楮之币(下)》，《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60、259、259页。
(26)朱健：《古今治平略·明朝钱币》，陈梦雷编：《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卷三百五十七，第45页。
(27)丘浚：《铜楮之币(上)》，《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50页。
(29)胡寄窗、赵靖认为，白银流通制度是具有近代货币制度色彩的本位币制度。彭信威持相反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货币都是主币，几种货币之间没有固定比率，和常见的本位制度有较大区别。参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第三卷，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0页；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31)哈耶克著，姚中秋译：《货币的非国家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32)万恭：《钱谷议》，《明文海》卷七十八。
(33)《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三，《钱币考》一。
(34)(35)陆世仪：《论钱币》，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五十二。
(3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下篇上。
(37)宋应星：《野议·民财议》。
(38)(39)徐光启：《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徐光启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第237页。
(40)宋应星：《野议·民财议》。
(41)整体看宋应星的经济思想，他将财富分为货币和货物是为了从货物的角度分析明末经济危机，并借助市场消除经济积弊，这与明末商品经济发展的动向是一致的。参见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四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9～174页。
(42)宋应星：《野议·序》。
(43)钱秉镫：《钱钞议》，《田间文集》卷七。
(4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十八册，上海：商务印书馆，第54页。
(45)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46)孙承泽辑：《议行钞法》，《山书》卷十七。
(47)檀萃：《厂记》，《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
(48)明中叶的自由主义实学思潮与城市市民阶层崛起和社会上商人地位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相关。倡导这一自由主义实学思潮的思想家主要有邱浚、李贽等人。参见马涛主编：《中外早期经济思想的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05页。
(49)王阳明：《传习录拾遗》。
(50)李贽：《答邓石阳》，《焚书》卷一。
(51)丘浚：《进〈大学衍义补〉表》，《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4页。
(52)丘浚：《铜楮之币(下)》，《大学衍义补》，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53)王阳明：《答顾桥东书》，《王文成全书》卷二，《语录二·传习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