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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建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动力学根据

更新时间:2019-11-14 07:40:09
作者: 邢建昌  
18世纪之前,对于文学艺术的解释主要是基于模仿论的、认知论的,或技艺性质论的。1746年,法国美学家巴托用“美的艺术”概念说明音乐、诗歌、绘画、戏剧和舞蹈等五种艺术形式,以与实用艺术、机械艺术相区别。认为“美的艺术”主要功能是给人提供情感愉悦的,而实用艺术、机械艺术则主要是满足人的实用需要的。这可以看作是用美学的标准对艺术进行分类的最早尝试。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提出建立一个“美学”学科以专门研究人类的感性经验,他把艺术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鲍姆嘉通把艺术的美感经验视为低级认识,还带有理性主义的遗痕。但是,鲍姆嘉通却为艺术的解释找到了一个区别于认识论的、伦理学的渠道。即艺术是美学的,艺术经验的本质是美学的经验。鲍姆嘉通使以美学的方式研究艺术在学科体制上有了位置。美学朝着替代哲学而成为解释文学艺术的主导性观念的方向发展。

   按照国内学者周宪的观点,美的艺术与美学的出现是“现代性的分化”导致的结果。[6]他引用马克斯·韦伯的现代性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分化。经济、政治、审美、性爱和智识五个价值领域的分道扬镳,是文化价值领域分化最明显的表征。审美从宗教教义和伦理的桎梏中分化出来,成为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方式的独立领域,也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德国哲学家康德完成了现代性分化的理论建构。他的“三大批判”哲学体系,分别对应于人类精神结构中的知、意、情,相应形成认知、伦理和审美三大学科领域。自此,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建构有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康德关于美的非功利性、美的普遍性、美的合目的性以及美的必然性的命题,强有力地推进了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唯美主义的艺术自主性观念、黑格尔关于音乐的“自运动”的描述、俄国形式主义对“陌生化”的推崇、英美新批评对于“文学性”的强调、法国结构主义对于语言“诗意形式”的关注等,都显示了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对于文学解释的强大影响力。

   基于美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衰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审美获得独立发展的价值之后,越来越在愉悦的、和谐的范畴里打转转,在强调艺术与审美自律性、非功利性的同时,弱化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生活的批判能力。而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早已突破了古典式的和谐,将丑、滑稽、恶心、怪诞、分裂等引入作品,这是传统审美论的艺术观所无法解释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艺术是审美的”这一观点的质疑越来越多。文森特·特纳即认为:“传统美学把美作为评价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这已是一种过了时的‘美学的废墟’,这种看法曾使整个美学都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7](P383)

  

   三 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这是由文学理论知识的寄生性特点所决定的。文学理论自己不生产知识,而必须借助相关学科以实现自身。文学是一个比生活还要丰富的存在,文学一旦生成,就存储了现实生活无法比拟的丰富讯息。相对于现实生活的残缺、守成,文学提供丰富、多元、差异、个性和普遍性的“知识”。正因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一切意识形态的知识都可以从文学中获得丰富的阐释资源,文学因此得到众多学科的青睐。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不是文学理论被动向相关学科学习,而是各相关学科主动参与文学的结果。晚近以来,虽然有所谓“文学的边缘化”的讨论,但是文学的遗产——文学性却又渗透在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当中,成为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表述的基本方式。这里的“文学性”已经不再是新批评意义上的“文学性”,而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性”。对文学性的借鉴性运用,以及对于文学的哲学的、伦理的、道德的、心理的、宗教的、跨文化的学科关注,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基于相关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

   首先是借鉴语言学理论而形成的文学理论。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的转向,也有人把西方哲学的发展说成是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过程,都是有根据的。语言学的转向,使哲学的提问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传统哲学那种依靠思辨探究意识、精神和观念的存在如何可能,转向了对意识、精神和观念如何通过语言而生成自身的追问。因为,没有语言学分析的哲学命题都是空幻的,哲学观念的混乱往往是由于语言缺乏澄明所导致的。所以,语言不在哲学思考之外,语言构筑了哲学之思。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认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主张通过“语言批判”使哲学命题获得意义。克罗齐虽然推崇直觉,但他坚定地认为,语言不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历史诞生的前提。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对母语的依赖正是“在家里”的感受。福柯把一切实践都理解为话语,“谁在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话语存在方式是什么。罗兰·巴特认为存在一种指向自身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作者并不能垄断意义,因为这种写作活动中的语言是任意的、多义性的。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话语理论,话语的复调和对话的性质凸现出来。

   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的解读转向了语言学的知识分析。文学的意义空间不再是高度个人化的基于体验的知识,而是由词汇、语义、修辞、视角等构成文本叙事。文学批评向高度专门化的知识生产方向发展。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甚至试图通过语言学的知识模型来处理审美经验问题。语言学模式下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显示了理论对于文本分析的专门化趋向,也使得文学理论对于意义的宏大叙事保持了批判态度,提升了文学理论的科学水准。但是,语言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也有局限,传统语言学往往以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而文学的语言又不是日常语言的简单运用,是对日常语言的偏离、暴动,甚至是颠覆。而以探究日常语言为对象的语言学理论应用到文学研究上,其不可避免的机械性也就暴露出来了。这是传统语言学应用于文学研究的局限性。但不论怎样,文学研究是基于语言的,这一点学术界取得了普遍共识。我们要做的工作,是通过语言分析提升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科学化水准。科学化,不能仅仅从科学主义意义上去狭隘地理解,而应该从明晰的对象、恰当的方法、有根据的论证所形成的“自洽的知识”方面去理解。语言学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科学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是借鉴心理学成果形成的文学理论。心理学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影响,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原因在于文学活动是人的心理活动,文学活动中人的感觉、知觉、体验、想象等心理因素,有待心理学的理论做更为细致的说明。没有心理学的现代发展,就不会有对于文学写作奥秘的现代说明。尤其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出现,改写了西方认识世界的那个“支点”,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转向了“我欲故我在”。决定人之存在的那个“理性”,被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所代替。原来,人并不是“理性”的动物,人也有非理性、潜意识。甚至在艺术的活动中,潜意识发挥着比意识更为重要的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的影响体现在,在艺术本质的解释上,认为“文学是人的欲望(力比多)的替代性满足”,极大地拓展了文学解释的空间。以往对于文学的解释,主要徘徊在“镜”与“灯”两种范式之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引入,将文学活动与更为复杂的人的意识联系起来,深化了对于文学和文学活动的主体——人的理解。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文学,文学是释放的、平衡的、反抗的乃至超越性的,文学是人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这一思想,直接通向了审美超越的理论建构——审美超越被理解为个体心理在审美维度上的建构,是对于现实残缺性的抗议,是对于乌托邦的呼唤。由此,文学与现实发生了广阔而复杂的联系,不再是生活的被动反映者,也参与了理想生活的建设。

   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是对于弗洛伊德“无意识”的修复与改写——从“个体心理”转向了“集体无意识”。经由荣格的努力,文学理论对文学的解释,视野伸向了文学史长河中关于母题、原型和文化无意识的探究。至今,母题分析、原型批评还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主流方向。精神分析所带来的临床实践分析报告,提醒我们对于文学尤其要关注那些反常、有悖情理甚至变态的部分,注意对体现这些反常、有悖情理甚至变态的行为与人的活动的细节的症候式阅读。症候式阅读,经由精神分析的奠基,成为当今政治学、社会学、文化批判理论普遍追捧的分析方式。

   心理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模式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衰落,是与知识型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哲学,无论是福柯的话语理论,还是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通过分析都导向了一个结论:主体死了,作者死了。既然如此,以揭示主体、作者心理奥秘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当然就没有用武之地了,这是精神分析心理学在后现代语境下衰落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心理学无力回答诸如“文学的本质”“好的文学”与“蹩脚的文学”这类关涉价值的问题,论域的空缺导致理论的盲点。这也是依托心理学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在后现代语境下衰落的一个原因。

   再次是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形成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社会学始终是一个在场。文学是社会的,社会学的文学当然是文学研究的应有之义。所以,立足于社会学的解读,始终是文学理论知识增长的一个动力。例如丹纳的《艺术哲学》、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潮》等,都属于文学社会学解读的代表性作品。社会学的理论成果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影响,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解释方面体现得十分明显。

   社会学在西方有强大的历史传统。从19世纪孔德创立“实证主义社会学”开始,社会学一直作为与自然科学配对的战马,着力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从古典社会学如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涂尔干的宗教与知识社会学,狄尔泰、李凯尔特的精神科学或历史文化科学,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等,到现代社会学帕森斯、默顿的功能主义,爱默森的社会交换网络系统分析,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等,到当代社会学理论如新功能主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等,再到后现代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德里达、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齐格蒙特·鲍曼、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建构等,社会学历史传统强大,波澜壮阔,形成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有力支撑。

   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社会事实”,社会学致力于揭示“社会事实”所蕴含的制度、习俗、权力、意识形态等内容。“视角”的选择也是社会学特别强调的,认为“社会事实”不仅取决于事实本身的存在,更取决于如何看,即“视角”的获得。不同视角下的“社会事实”是不一样的。受社会学理论的影响,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注重对“文学事实”的实证性研究,更加看重“视角”的选择对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既关注基于文本的、结构的、修辞的所谓“内部研究”,又注重从广义的修辞语境下研究文学意义生成的复杂机制,还引入“反思”“场域”“区隔”的概念来分析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可能性问题,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理论的知识空间。更为重要的,社会学基于后现代语境下所形成的学科反思意识,成为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众多学科信奉的基本伦理。没有反思的知识,是不值得信奉的。没有系统的深入组织机构内部的整体的反思,是不彻底的反思。反思,推动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自审意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界展开的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讨论,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论争,关于经典的合法性的讨论等,都与社会学理论参与文学理论讨论有关。从“立法者”到“阐释者”(鲍曼),从审美论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到文化政治论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等,文学理论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实现了对于新的社会文化现实的批判性关注,形成了关于文学理论知识增长的一般表述。

  

   四 基于跨学科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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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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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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