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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友权:人工智能之于文艺创作的适恰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9-11-14 07:36:33
作者: 欧阳友权  
小楼昨夜又东风。无情不似多情苦,镜里空嗟两鬓篷。

   第四首诗:心有灵犀一点通,乞脑剜身结愿重。离魂暗逐郎行远,满阶梧叶月明中。

   四首诗哪一首是“九歌”所做呢?到最后观众也没法判断,研发团队代表矣晓沅在研读间接受采访时透露实为第三首,而第三首在当时得了九票,四首中票数最少,最终获胜。(14)

   案例二:宋词自动创作系统。厦门大学周昌乐教授主持的艺术认知与计算实验室在全面构建的全宋词语料库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个宋词自动创作系统,可以从风格、情感、句法和语义等方面自动创作出类似宋词的作品。例如,输入关键词“菊”和词牌“清平乐”,系统便可创作出这样一首“宋词”《清平乐·菊》:

   相逢缥缈,窗外又拂晓。长忆清弦弄浅笑,只恨人间花少。

   黄菊不待清尊,相思飘落无痕。风雨重阳又过,登高多少黄昏。

   输入关键词“饮酒”和词牌“西江月”,系统又创作出这样一首“宋词”《西江月·饮酒》:

   饮酒开怀酣畅,洞箫笑语尊前。欲看尽岁岁年年,悠然轻云一片。

   赏美景开新酿,人生堪笑欢颜。故人何处向天边,醉里时光渐渐。(15)

   以上两个机器自动创作的例子说明,人工智能之于文艺创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其程序之作已不输诗人之作,机器的艺术智能似乎并不怯于人的艺术创造才能。然而我们不要忽视一个基本前提:不管是“九歌”作诗,还是宋词系统填词,支撑它们“创造力”的艺术智能系统仍然是人类文学史千百年的审美经验的积淀,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人文情怀和艺术智能在技术系统中达成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九歌”系统能够作诗,是因为研发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录入了从唐代到清代数千名诗人的30多万首诗,包括集句、绝句和藏头诗等,背后支撑“九歌”的是一个由人工建构的庞大的数据库。矣晓沅就曾坦言:“机器只是通过大量学习掌握了古人在诗歌创作中的语法、句法、格律、用韵、意象搭配等规律,并在一定数学规则的指导下把这些规律加以改变和复现。虽然说是自动‘作诗’,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直观的感受上,机器‘创作’的都只是诗的表层,离真正好的诗作、离人类的情感相去甚远。”(16)另一个宋词自动写作系统能写出“准宋词”,那是因为它的研发者首先以唐圭璋编著的《全宋词》为标准,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全宋词语料库、数据库和宋词文本计算分析系统。据周昌乐教授介绍,该系统中,仅全宋词数据库就收录宋词20162首,160余万字,包括作者数据库(宋词作者1497人),词牌数据库(含词牌正名922个,词牌1384个),专有名词数据库(680个),宋词典故数据库(4467个),以及字与字串频度数据库和字体句法数据库等,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宋词生成遗传算法等一系列计算程序,然后才有了可以自动创作的“仿宋词及其生成”。(17)可见,并不是会写诗的机器有多么聪明,而是机器设计者——人把人类的作诗经验和文学智慧转换成为机器的程序,这才有“聪明的机器”即艺术人工智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艺术,说到底还是人的,而不是智能机器的。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毕竟,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的只有人,机器无论多么高明和神奇,最终都是为人的意志和目的服务的工具,是人的智能的技术延伸。

  

   三、技术权力:“拟主体”的可能限度

  

   人工智能无疑要受到人的智能的规制,但人工智能创作作为一种“拟主体”的艺术行为,其与人类之间并不总是一种简单的受控关系,还可能存在另外的选择与博弈关系,关键还是看人类如何运用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只秉持工具理性,而艺术创作还必须持有价值理性,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能达到怎样的品质与水平,恰恰取决于智能机器创作能达到怎样的价值理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始作俑者”能够赋予智能机器怎样的价值理性。这就需要我们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可能性限度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与科学的把握,以找到技术权力对艺术创作的适恰性,这样才能确定人工智能之于艺术创作的有效性,并且也有助于更客观地确证其历史的合法性。

   要辨析技术权力对艺术创作的适恰性,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人工智能对于艺术创作的限度问题,即哪些是人工智能已做的和能做的,哪些或将是它不可触摸、难以抵达的艺术边界。人工智能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的本质是计算,“计算思维”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从数字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到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都是以“算法”作为求解问题的基本路径,亦即将所要解决的问题转换为计算机指令组成的程序、数据,再通过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去打通“数据—信息—知识—智慧—顿悟”的智能化晋级通道。“人工智能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其学科特点是试图以模拟、延伸、扩展的智能为途径,构建计算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18)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作诗,与其说是“作”得好,不如说是“算”得好,它用“神算之术”把诗人脑子里的诗情诗意都给“算去了”,把人类艺术审美那点事儿摸了个“门儿清”,才让自己化身为科技时代的缪斯,登上了艺术的圣殿。但问题还在于:艺术的人脑能通过计算能弄清楚吗?人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质,研究人脑问题被称作“黑箱理论”,对其科学解读至今还是一个谜,更何况是艺术创作的人脑机制要靠外在的仿真、模拟抑或计算去找到“谜底”,这在今天的科技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智能机器的计算,只能计算出已有的艺术作品的数据和语料,朝着规律性、范例性、通识性的目标靠近,然后以“拟主体”的方式获得创作艺术的技术权力,这里不仅有技术开发水平本身的限制,还有技术合规律与艺术合目的之间的适恰与博弈。“布鲁特斯”1型的研发者布林斯乔德就曾说,“布鲁特斯”1型能创作小说《背叛》,但也只能写作有关欺骗和邪恶等与背叛有关的内容,如果要用它生成一篇有关单恋、复仇、嫉妒甚至弑父等内容的小说,布林斯乔德和他手下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就需要重新设计出与每一个主题相适应的数学公式。(19)微软小冰能通过视觉画面作诗,(20)那是因为它使用了微软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框架技术,并且用了100个小时“学习”了自1920年以来近100年间519位中国现代诗人数万首诗歌作品,其神奇的创造力无不是有据可查的。在网络文学领域,起点中文网发布的连载小说《宇宙巨校闪级生》(作者紫峰闲人),是用VB语言编写并全自动完成的超长篇小说,篇幅大小超过340MB,换成中文计算总字数达1.7亿汉字,而完成这部超长篇只用了37个小时(不包括编程时间)。该作品“怪妙绝尘”,主要讲述了一道蓝光送来一个戴着蓝色古怪牛仔帽、穿着蓝马甲的小男孩所引发的故事,至少描写了1.7万个有着不同姓名、不同容貌、不同特长的人物,描述了2.7万种新奇怪物。作为一种技术写作实验,对于探索机器写作的可能也许是有价值的,但“程序至上”的高产和奇异并不代表艺术的创新、审美的价值。事实上不论是“布鲁特斯”1型、微软小冰,还是机器自动生成小说,对于我们所期待的真正的艺术来说,都有一定距离,有它当下难以规避的“短板”。在我看来,人工智能“拟主体”的技术权力之于艺术创作而言,至少会有三个无以抵达的边界:

   一是创作动机的情感限度。尽管人工智能的前沿已经进入人的情感领域,但艺术“拟主体”的情感表达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作家艺术家的感情抒发和情绪表达,是大可令人质疑的。退一步说,即使人工智能艺术品能表达出强烈的“AI情”,当我们知道那不过是机器在抒情而不是源于有感而发的情感动机,又能有多少可以打动人心的力量呢?古人云:“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刘勰)“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托尔斯泰更是明确地提出:“艺术就是一个人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艺术的起源。”(21)中外作家、艺术家、文论家的此类论述可谓比比皆是,但如果面对的是AI艺术,这些艺术情感观还有多大的适恰性呢?卡西尔在谈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魅力时说:“我们所听到的是人类情感从最低的音调到最高的音调的全音阶,它是我们整个生命的运动和颤动。”(22)试想,设若此时听到的是一首由人工智能机器创作的交响曲,哪怕它有着与贝多芬同样的艺术功力(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听到后还会有那种心灵的“颤动”吗?

   二是艺术表达的想象力限度。人工智能艺术完全可以拥有人的艺术想象力,甚至比人更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初露锋芒的AI作品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不过,无论是微软小冰、“九歌”、宋词自动创作系统,还是“布鲁特斯”1型创作电脑小说,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的想象是机器想象、程序想象,是冷冰冰的技术想象而不是洞悉人性、温润心灵的艺术想象,它们只有技术性模仿,而没有来自丰韵灵魂的艺术原创;它们没有艺术冲动、创作灵感,也不包含生活感悟、精神信仰、历史意识、哲学思辨一类富含人文逻各斯底色的想象品格。可以说,人工智能可以演奏或创作乐曲,但产生不了达·芬奇、柴可夫斯基;电脑书法可以模仿任何一种字体,却永远产生不了王羲之的《兰亭序》、怀素的《自叙帖》。“稻香老农作诗机”可以模仿杜甫的七律、李白的古风,却不会有“诗圣”杜甫那样在颠沛流离中心系苍生、胸怀社稷的宏伟抱负,也不会有“诗仙”李白那样“斗酒诗百篇”的豪放飘逸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即使有一天开发出了可以自动输出小说的布鲁特斯Ⅱ型、Ⅲ型,写出的故事也许比《红楼梦》更丰富,比《三国演义》更曲折,或者比《西游记》更具想象力,但也很难有《红楼梦》那样对社会和人性的精妙体察、《三国演义》那样博大而厚重的历史感,也不会有《西游记》那样蕴含儒道佛的宗教隐喻和神话母题的精神信仰。因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不仅是“想象”,还有想象所依托的博大精深的历史与丰沛鲜活的现实,以及浸润于丰富想象中的坚挺的精神,而这些恰恰是“拟主体”人工智能想象所不可能达成的。

   三是作品效果的价值限度。价值限度涉及的是技术权力下的艺术伦理问题。就其本质而言,技术是中性的,而艺术则有主观倾向性和价值判断。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也可以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判断,但那种判断不属于机器而是属于人的,因为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掌控在持有工具的人的手中。有专家提出,现代智能技术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实现“对真理和生命的可解释性”(23),例如,人工智能可以带来人类认知、思维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它可以通过大数据让“认知方式”从理论树、小数据统计逼近“全数据模型”,可以让“思维方式”从技术驱动、数据驱动进化到“场景驱动”,还可以让“行为方式”从单一性终端、解空间发展到“问题空间”。(24)但从根本上说,离开人的设计,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不会判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分野,认识不到莎士比亚和卡夫卡的价值有什么不同,不可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做一个法国社会的“秘书”,或是像托尔斯泰那样让自己的创作成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因为它不会有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反思,也不会有对社会病灶的诊断和对人伦道义的评判,无以对接人的价值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需要理性地审视人工智能的艺术伦理和价值限度,以解决好人工智能之于文艺创作的适恰性问题。

   注释:

①达特茅斯会议,是指1956年8月在美国汉诺斯小镇达特茅斯学院召开的讨论如何用机器来模仿人类学习和智能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主要有: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人工智能之父)、马文·闵斯基(Marvin Minsk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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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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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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