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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青:论大众知识分子与审美

更新时间:2019-11-14 07:34:13
作者: 李春青  
甚至可以说,现代派的所谓“先锋艺术”成了最后一批精英知识分子确证自己精神贵族身份的方式。

   然而,无论精英知识分子如何抵制与否定,大众文化依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蓬勃发展起来了。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的鄙视与抨击,大众文化根本不屑于反击,它只是按照自己的既有逻辑一往无前地行进着,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种种对大众趣味的蔑视、贬低与拒斥,而以无比包容的态度吸纳着以往一切文化形式中有价值的因素。与传统的精英文化相比,大众文化完全是按照一种新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如果说商业利益的驱动还不算是其最显著的特征,那么现代科技的引领无疑是以往的精英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基础教育的普及造就了能够欣赏大众文化的庞大无比的群体,商业运作和科技推动给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无可比拟的驱动力,于是大众文化就势不可挡地发展壮大起来了。它撇开精英知识分子,直接与社会大众建立密切联系,久而久之它不仅获得了生产意识形态话语的能力,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拥有巨大整合能力的大众文化面前,精英知识分子也渐渐改变了昔日那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不仅开始认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而且许多人已经置身其中了,成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实际上也就等于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精英立场,而这种情形正预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出场。

   知识分子从精英到大众的身份变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样,知识分子对自身这种身份变化的自我意识与反思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贵族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领导权曾经是那样坚不可摧,不允许任何质疑与挑战。在他们面前,庶民百姓唯仰之而已。所以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儒家认为对于宇宙间的大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所以需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这都说明他们是自觉地,而且是当仁不让地要做百姓的导师或者教化者、启蒙者。在社会的庶民百姓眼中,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某种神圣性。然而,当现代知识分子出现之后,传统知识分子的神圣性就荡然无存了。现代知识分子原本就是以启蒙者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把社会大众从传统知识分子建构起来的那些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揭露和批判传统文化中的蒙昧主义、专制主义,追求真理与自由正是他们的使命。为了肃清传统知识分子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制造的神话,现代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建构自己的形而上学话语体系。因此从传统知识分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其言说兴趣都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学特征。这在千百年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以至于在人们眼中,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过着纯粹精神生活而远离现实的一群人。朱利安·本达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知识分子的背叛》中这样定义知识分子:

   这个名字下出现的人们,他们的活动表现出他们是追求非实际的目的,为艺术、科学、形而上学的思索等而工作着,总之,他们为追求非世俗的财富而感到喜悦,说起来就是自称“我们的国王不在这个世上”的那些人们。而且从两千年前到不久之前,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可以不断地读到一连串的哲学家、宗教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的名字,他们从事的运动大多数和现实主义是明显相反的。特别,如果就政治热情而言,这些知识分子是用两种方法来抵抗现实主义的。即和这种政治热情完全疏远,比如,像达·芬奇、马勒勃兰歇、歌德等那样,他们就是表现出一种对纯粹的无私无欲的精神活动钟情的例子。⑨

   这显然是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一种有着“洁癖”倾向的认定。在本达看来,不幸的是,在19世纪后期这种纯粹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知识分子染上了与其身份原本毫不相干的政治热情。以爱国为标志的“国家精神”“党派精神”“民族精神”等“政治热情”,使知识分子离开了自己纯粹的精神世界而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本达看来,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化趋势正意味着他们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背叛”,他们不再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而是成了追求世俗价值的人,“和农民、商人一样与国家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为了世界创造着价值的人们为了国家制作着产品,连神职者们也拥护着国家。整个人类,包括知识分子在内都成了世俗的了”⑩。

   显然,朱利安·本达是以一种理想化的标准来衡量现代知识分子的,即使是中世纪的教士阶层恐怕也难以达到他那种纯而又纯的知识分子标准。只有中国魏晋时期那种“口不言世务”的玄学清谈之士庶几近之。从本达的这一评判标准看,他是站在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评判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判断的“错位现象”差不多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一种常态——他们往往以那种已经成为文化惯习的标准来考量新出现的事物和现象。例如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从19世纪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出发来看待现代派文学艺术,基本上持排斥立场。而到了他的后学法兰克福学派那里,现代派艺术就成了具有极高价值的“否定的美学”;同样,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以现代派的艺术观来衡量新起的大众文化现象,也充满了鄙视与厌恶。而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后学那里,例如雷蒙·威廉斯、斯图加特·霍尔、米歇尔·德赛都等人,大众文化则成了社会大众对权力的一种抵抗形式,具有难以限量的积极意义。看来,即使是思想敏锐的理论大师,也难免会落入这种“错位现象”的陷阱。

   在本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出版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他的后继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政治介入就持充分的肯定态度了: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热情的介入、冒险、公开露面、献身于原则、辩论和参与世俗事业可能招致的伤害,这些都是重要的。例如,早先我对专业的和业余的知识分子的区别正基于此:专业人根据专业的标准而宣称超然,并假装客观;业余者既不为奖赏也不为实现眼前的职业计划所动,而是献身投入公共空间中的观念与价值。知识分子随着时间的进展自然转向政治世界,部分是因为那个世界不像学院或实验室,反而因为受到显而易见的权力和利益的考量而具有活力,使得整个社会或国家(和马克思的预言一样)把知识分子带离相当审慎的诠释问题,转到有意义得多的社会改变和转型的问题。

   每位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宣扬、代表特定的看法、观念、意识形态,当然期望它们能在社会发挥作用。宣称只是为了他或她自己、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20世纪的大作家热内就说过,在社会发表文章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活;所以如果不要涉及政治,那就不要写文章或发表意见。(11)

   显然,在对知识分子职责的理解上,萨义德与朱利安·本达是迥然不同的。本达主张知识分子应该从事那些纯粹形而上的或者艺术的纯精神活动,不应该为“政治热情”所控制;萨义德则认为恰恰是对现实生活的政治介入使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萨义德对于那种恪守专业领域,仅仅依靠专业内部的评价尺度来考量自身价值的“专业知识分子”充满鄙视,而对那种“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也就是“业余知识分子”,则充满敬意。这就意味着,萨义德心目中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是以现代知识分子为标准的,他们具有独立性、批判性,敢于向着一切权势说真话。尽管萨义德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不能再像传统知识分子那样把自己塑造成偶像(12),但启蒙大众却依然是他们的历史责任。半个世纪前被本达认为背叛了知识分子身份的那些表现,诸如“政治热情”“现实主义”“民族性”等,到了萨义德这里就成了真正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品质。

   然而无论萨义德如何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精神呐喊,就整个世界而言,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并不因此而稍有停歇。对于这种变化,齐格蒙特·鲍曼有极为准确的判断与分析。一方面,鲍曼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乃是知识分子所处的两种不同境遇,在不同境遇中,他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立法者”与“阐释者”的差异。另一方面,他又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视为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实践模式”。所谓“实践模式”实际上也就是观察世界的角度与方式。在“现代性”境遇中,知识分子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一有序的总体,表现为一种可能性的非均衡性分布的模式。这就导致了对事件的解释,解释如果正确,便会成为预见(若能提供必需的资源)和控制事件的手段”(13)。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言说都是建立在这一“实践模式”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立法者”身份认同也是以这种“实践模式”为基础的。而在“后现代性”境遇中,知识分子则改变了认识世界的视角与立场,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于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每一种秩序模式唯有从使其生效的实践角度看才是有意义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有效性所引入的评判标准是从某一特殊传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由‘意义之共同体’中的习俗和信仰来维护,不承认任何其他合法性标准的检验”(14)。这意味着,在现代性语境中,知识分子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不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因此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正确认识世界而获得“预见和控制事件的手段”,所以有理由以“立法者”自居;而在后现代性语境中,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世界可以从无数个不同角度来理解,所以那种统一的、总体性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知识原本就是相对的,“意义共同体”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无法再以“立法者”的姿态出现,他们只能充当具体现象的“阐释者”,而阐释的目的并不在于为社会制定某种普遍规则,“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15)。换句话说,阐释者的任务是为各种话语系统之间的对话提供可能性,因此阐释本质上不是独白性的,而是对话性的。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或身份认同的确呈现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境况并不契合,而是呈现一种“错位现象”。本达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比较保守,其中包含着对传统知识分子那种纯粹的精神生活的某种怀念与向往;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观基本上是以富于启蒙精神、独立性和批判性的现代知识分子为准绳的。尽管他本人在学术路径上受到后结构主义影响很大,但他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却基本上符合鲍曼所说的“现代性”知识分子的特征。鲍曼则真正认识到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出现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巨大变化,认识到一种不同于作为启蒙者、立法者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的知识分子类型的出现。但他并不愿意在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之间做出价值的选择,而只是指出这种现象而已。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都不愿意放弃自己言说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不愿意与社会大众和光同尘。然而,随着教育的普及化,社会大众知识水平与鉴赏能力的不断提升,“大众的反叛”已是无法阻挡的现实(16),于是知识分子大众化则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对此许多学者都意识到了。

   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的《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一书比较全面地描述了在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尽管作者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的身份变化的,但是从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必然性以及精英知识分子面对这一变化的无奈。在富里迪看来,当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弥漫着一种“庸人主义”气息。在这种氛围中,追求真理不再是人们的目标,甚至“真理本身”都受到怀疑:

它不断声称并没有真理这类东西。代替真理的,是人们被敦促去接受不同的观点,认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真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声称,并不存在“真正普遍适用的真理”,这一说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真理很少被当做客观事实,而是常常被描绘为主观见解的产物,与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看法相抗衡。相对主义——这一看法认为真理观和道德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取决于持有该观念和价值的人或群体对文化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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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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