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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喆 丁妍:党派纷争与1916年孙中山的革命债务偿还问题

更新时间:2019-11-14 07:32:01
作者: 陈喆   丁妍  

   内容提要: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对中华革命党而言,政权虽未得手,但武装讨袁活动已失法理依据。为筹备起义而欠下的巨额债务如何偿还,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不予以重视,则势必有失信誉,日后恐难再得华侨支持,故必须有所表态。但随着国会复开,党争再起。脱胎于进步党的研究系遂利用旗下报纸就孙中山向北京政府索偿革命债务一事大做文章,名为质问政府,实则意在将此事公诸于众,以败坏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社会声誉,使之难以整合原国民党形成对抗研究系的党派势力。

   关 键 词:债务  孙中山  中华革命党  研究系  党派纷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继续策划武装讨袁。云贵起兵后,中华革命党亦加快步伐,试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山东等地发动武装起义,以便抢在护国军之前夺取政权。潜伏的革命党人大量聚集于汉口、上海等地,经费则多募自海外华侨。如果革命党人武力讨袁成功,并在护国军之前夺取政权,自可由新政府设法向华侨偿还债务。然而,未待革命党人成功起事,袁世凯却于1916年6月6日患病身死。不论黎元洪依旧约法继任总统,还是按新约法代理职务,讨袁运动顿失斗争对象,武装起义更无法理依据。孙中山也自此开始了将近一年的闲居生活。讨袁活动因袁世凯取消帝制并自然死亡,故目的已达。但中华革命党并未掌握政权,因此对孙中山而言,此次革命亦难称得上成功。而为讨袁革命借贷的债务如何偿还却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革命过程轰轰烈烈,自然备受学界关注,但革命的善后问题,则因缺乏精彩情节而难以吸引研究者的眼球。同样,学界对孙中山的关注,亦侧重于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而其赋闲期间的活动,则成为了研究的薄弱环节。①本文拟以报刊和档案材料为基础,通过护国战争后中华革命党的债务偿还问题,揭示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之间看似平静的表象下涌动的暗流。

  

   一、债务问题的由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次年建元洪宪,准备称帝。25日,蔡锷等在云南通电起兵,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中华革命党亦加紧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活动,以图尽早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然而,不论是购置军械,策反军队,组织起义,都需要大量金钱支持。对于没有实际控制区域的中华革命党而言,捐款和借款几乎成为仅有的经费来源。孙中山一方面与日方交涉,以出让利权作为交换条件寻求支持②,另一方面加紧海外支部建设,以叶独醒为总劝募员,③积极向华侨筹款。南洋和美洲各地的款项经由中华革命党在日本的总部汇入国内支持革命活动。1916年5月1日,孙中山自日本回到上海主持革命活动。6月6日,袁世凯患病身亡。13日,孙中山致电福建革命军,告知袁世凯死,时局一变,有和平之希望。要求“已占领地方,倘人不来攻,我宜按兵勿动,维持秩序。未举兵者,宜停止进行”。政治问题,等与黎元洪商议后解决。④又致电山东吴大洲、薄子明,告知袁世凯死,国内外形势变化,建议按兵不动,维持地方秩序,等候与黎元洪协商解决。⑤

   袁世凯的自然死亡,让中华革命党的处境非常被动。募自海外华侨的经费主要以发售债券的形式换取,言下之意将来革命成功后应予偿还。债务问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不仅有损于孙中山本人在中华革命党中的信誉和声望,更不利于革命事业的前景,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孙中山于8月8日致函唐绍仪,请代呈政府发还讨袁借款,其中提到日债共100万元,海外各埠华侨借款170万元。⑥由北京政府代偿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借款,于法于理是否有据可循,自是一个问题。而以北京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是否有能力偿还,则又是一个问题。对于政府的财政情况,孙中山应当心知肚明。9月2日,他在答复郭标的信函中指出:“今大局粗安,对于华侨所捐军饷,应由文提议于政府,请求偿还,以示奖劝,刻已派定廖君仲恺日问晋京交涉此事。至于政府,财政邻于破产,而借款之难,较第一次革命后为甚,则允偿与否,及何时能偿,尚难预料。”⑦10月13日,在致全国同志函中,他概括了六月以来中华革命党的活动目标和办事大略。其中第二条提到要求偿还华侨债券,指出中央财政“支绌万分,前以五百万之日本借款,几酿政变,恐无余力偿吾党历年之巨款,现仍在交涉中”。如果此项借款不能立刻收回,则计划“以别种优越之权利相代,俾吾党侨友不至亏折”。⑧尽管未对政府偿还讨袁军事债务问题抱有很大希望,孙中山依然下令整理票据做好应对准备,并于9月14日函嘱邓泽如结清荷属各埠革命军债,并指示收回的债券当汇存一处,候机会设法寄回。债券数目也要及时结清,以免造成偿还时的麻烦。又为清理公债事致函各支分部长、筹饷局长,告知委任邓泽如清理债券收据数目。⑨10月19日,再函邓泽如,告知从前寄来清册已经收到,并交财政部备案。万一内阁会议拒绝拨款,则只能要求以四川河底机器淘金权作抵押。⑩

  

   二、舆论哗然的革命债务问题

  

   国会重开之后,党争复起。在会场上中唇枪舌战党同伐异的同时,各派也纷纷利用手中掌握的报纸揭露对方的“阴谋”。孙中山索取偿还一事,也随之被公诸于众,一时舆论哗然。

   1916年11月30日,《时事新报》刊发29日收到的北京消息,谓“盛传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将入京组织大政党。据个中人云,费由元首负担”。(11)同日,《申报》刊载消息,称孙中山向政府索还革命用款,要求280万元。29日国务员有力主照拨者,提案得通过。此外,钮永建索款90万,谭人凤索款70万,正在交涉筹议之中。(12)12月5日,该报又转载《字林西报》消息,透露政府拟向美国借款,孙中山索偿的债务也将从中拨付。12月2日,《时事新报》又刊11月30日收到的消息,谓孙中山索款280万,政府虽然已经承诺,但无现款可拨。孙中山的代表谓政府只须与一凭据,认彼为债券者,何时交款均可。又称有人就孙中山索款事面询段祺瑞,段称国务会议无所谓通过,但也没有不给之意,不过须过问用途。且据财政总长陈锦涛说,“钱是有,在这里,苟允,照数立即可拨”。(13)12月4日,《新闻报》在分析了时下“民党”各派力量的分化组合后,也称“闻组织政党之经费已筹到百万元,此项经费系出诸某某保险公司。外闻孙中山要求政府给予二百余万为解散中华革命党经费,所谓造党经费即出于此。”(14)

   就各报所载,孙中山请政府偿还革命借款280万,阁议照拨一说,上海《民国日报》于12月3日刊载《偿还孙中山先生革命用款之真相》一文,指出国务会议同意照拨实属误传。并称中华革命党讨袁经费多贷自日本友人和南洋各富商。现国事大定,债主纷纷索偿。既然革命党的讨袁经费与其它义师经费性质与目的相同,则断不能视为私人债务。各报所载情况亦大体如此,惟阁议照拨一说,并非事实。国务会议虽然同意清偿,但仍需详细审查。孙中山近日正在检齐册藉,准备汇送政府。至于何时拨款、拨付多少,则尚无明确日期。而关于孙中山向政府索巨款办政党一说更是奇谈。(15)显然,索款一事及索款数额事实铁定,孙中山想要澄清的只是索款用途和交涉进展情况,更希望撇清索款与组党之间的关系。

   然而,即便索款一事与组党无关,索款理由是否合理合法,依然是个问题。接下来几日,《时事新报》连续发文,报道国会议员们对孙中山向北京政府索还革命借款理由是否正当的质疑。12月8日,该报刊载了两篇国会议员的质问书。其一为议员郭章望、谷芝瑞、刘万里、李垚年的质问。他们认为国家财政极度困难,而孙中山于讨袁之役并无贡献,因此索要革命债款纯属无理之要求,政府理宜严行拒绝,故就政府是否给付,款项从何支出等问题,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提出质问,请政府于文到后五日内答复。其二为张坤、刘景烈、蒲殿俊、金涛、刘鸿庆等的质问。他们以国库空虚、财政困难为由,质疑孙中山等索款的理由,并依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九项暨议院法四十条就政府有无拨付吴大洲等巨款,倘若已拨付若干,详细帐目情况如何等提出质问。同时要求政府将中美借款的用途一并报告,以释群疑。(16)12日,再刊众议院王谢家提出的质问。王谢家指出国家财政已陷绝境,度支奇绌,库空如洗,除忍痛求援助于外债外,别无他方。政府行政支出和中国银行的汇兑都要指望即将谈妥的美国借款来维持。而京外报纸又纷载革命党各领袖以革命亏累为辞向政府索要巨款之事,据说已交国务会议讨论,并得多数赞同,仅要求开明用途以便核销而已。虽然报章传闻未必可信,但王谢家仍决定向政府声明立场,希望政府即日回复。(17)

   12日,《新闻报》刊登议员胡鄂公等二十人联名依《临时约法》第十七条第九项及议院法第四十条之规定,向提政府出的质问。胡鄂公等就孙中山索款和政府偿还的合理性提出三点质疑。其一,孙中山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因此以平民身份向政府索款不合常轨。而且为革命之事奔走操劳远不止孙中山一人,倘若“一人倡首,群起效尤,允之则何忍重国民之负担,拒之则何以杜若辈之口实。”况且孙中山已派吴忠信领取了解散聚集于上海的革命党人的费用,故已无理由继续索要款项。其二,民国为共和国,首重法律。预算是法律之一,政府必须遵守。如果在预算之外擅支巨款,有违预算法案,必将紊乱财政规程。其三,此次中美借款,目的在于整顿金融,不可用于满足个人欲求,否则“内不足以整饬金融,外不足以维持信用”。他还以“民国元年,比国借款任意支销,外人至今引为口实”一事为教训,提醒政府“年来募借外债,难于往昔,此后当更甚于今日。前车未远,来轸方遒。”(18)

   12月15日,《时事新报》继续刊发国会议员们质疑。此次提出质问的是滇籍议员李燮阳、杜成镕、严天骏等,他们认为护国首义发自云南边瘠之区,军兴以后,按籍派捐,用兵半载,财尽民穷,因此他们质问政府究竟有没有答应过给孙中山280万?云南所请军饷何以迟迟不发?联署者还有虞廷恺、莫德惠三十余人。另有议员杨士鹏也提出质问。杨认为此次讨袁战争,“李烈钧首称勇敢”,但其所请解散军队的费用不过40万元。因此遣散军队之费,似宜按照李烈钧的标准作为参考,方见举兵讨袁“以义始而不以利终”。但对于孙中山的请款,他认为数额过于巨大,且用途不明。杨士鹏提出了和李燮阳相似的看法,指出护国战争爆发很久之后,孙中山才潜踪回沪,并无贡献可言。人们只在报章上见过他的一篇讨逆檄文,因此绝无要求政府赔偿的理由。接着他又以财政、农商两总长擅与兴亚公司订款500万,但未经国会通过该约即为无效为例,指出“是凡关于国库负担违法之借款,政府不能擅主之。非法之索款,政府更何能擅予之?”报纸宣传政府已经同意拨付孙中山的请款一说,杨士鹏认为,“谅孙文之贤,当不出此。如果非虚,政府严词驳诘,未便私予通融。否则此款将取之何项借款?孙文用何名义来支?预算案内作何名目列入?”故此他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提出质问书,请政府于文到后五日内答复。(19)

   17日《新闻报》转《京报》消息,批评拨付革命补偿款。消息称就孙中山向政府索款一事,国务会议讨论认为应当交财政部核办,“而财政总长早已扬言,钱是有,在这里,说拨就拨。”但是“财部如何核办,国务院尚未得一字报告。而财政总长以外之人,居然已有接洽拨款之事。”该报还称,据确切消息中国银行总裁徐恩元于一周前奉黎元洪面谕,已设法先筹60万汇往上海,交孙中山手收。(20)21日,研究系控制下的《国民公报》也发表评论,认为“当此民生凋敝之秋,如斯耗费,恐怕民力耗尽而国亦非福”,指责孙中山等“号称伟人者曾亦念及否”。(21)

12月30日,《申报》刊发议员艾庆镛的质问。他说孙中山向政府要索巨款,据闻已密拨60万元的说法,要求澄清事实,并指出“当此财政奇窘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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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广东社会科学》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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