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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孙中山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更新时间:2019-11-14 07:29:49
作者: 杨天石 (进入专栏)  
邀请其入京共商对德宣战一事。12日,孙中山复函段祺瑞,力陈“中国极弱,无可讳言,既为弱国,自有弱国应有之分”,不应自不量力,勉强参战。16日,孙中山致电国会中的民友会、政学会、政余俱乐部等三个政团及两会议员,说明对德绝交之后,长江两岸米价大涨,将来宣战之后,米价更增,人民痛苦必将百倍,终将酿成巨变,导致“亡国之险”。孙中山认为,否决参战就是“救亡之道”,中国之事,必须由中国自主,力促国会否决内阁的宣战案,使内阁服从国会[11]。当时,社会出现“倒阁”舆论,要求推倒通过参战案的段祺瑞内阁。19日,孙中山致函参议院、众议院议员,强调此时以“避亡国为第一义”,必须将重点放在否定政府的参战案上[12]。

   段祺瑞政府主张参战,除了企图乘机废除与德国、奥国订立的条约,停付德国赔款,收回德国租界外,还在于:1、增进与美、英、法、日、俄等协约国的关系,提高中国的外交地位,以便战后能出席和平会议。2、获取日本的借款和武器援助,壮大皖系力量,藉以实现武力统一。当时段祺瑞估计,德国虽强,但在日、美,特别是美国参战之后,寡不敌众,一定失败[13]。孙中山等反对参战,则主要因为战场远在欧洲,与中国无涉,参战会激起中国人的排外情绪,加剧中国内部的矛盾和纠纷,中国是弱国,无力加入战团,担心参战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亡国危机,等等。在当时参战和反对参战的两派对立中,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起了重要作用。据顾自述,在他了解到国内两派分歧的情况后,曾经给段祺瑞政府发电,“列举中国参战可能获得的好处”,段祺瑞回电加以肯定,声称已翻译并分发给内阁成员[14]。

  

   三、德国以巨资帮助孙中山,孙用以资助海军,南下广州护法

  

   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态度迅速引起德国驻华外交使节的注意。

   当时德国驻华公使为辛慈(Paul Von Hintze)。1916年元月,段祺瑞通知辛慈,如中国参加欧战,协约国将给予中国援助。辛慈当即表示,只要中国保持中立,德国也可以给予中国同样的条件。他私下以金钱向段祺瑞及其政府要员、国会议员等行贿,以图阻止或延缓中国对德绝交或参战。3月2日,辛慈通过中间人向段祺瑞表示,如段延缓中国参战,德国将给予段本人100万元,段则以笑言相拒。

   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与德国断交,令辛慈出境。辛慈过沪时,训令德国驻沪总领事黑尔·克尼平(Her Knipping,一译柯南平)多方联系中国反对参战的各派力量,特别是孙中山。对孙中山,辛慈表示,最多可以给予200万元,以支持其倒段。当时,湖北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曹亚伯正在北京的黎元洪总统府担任顾问,他是孙中山革命时的旧日战友。克尼平遂电请曹亚伯由京返沪,做孙中山的工作,动员孙推倒主张参战的段祺瑞。曹亚伯到上海后,克尼平派翻译西尔穆尔博士(Dr.Schirmer,一译雪麦)与曹一起与孙中山密谈,孙中山对倒段一事极为赞同,但声称为争取海陆军支持,须德方资助200万元。事后,克尼平专案报告德国政府,获得首相同意[15]。克尼平的上司辛慈原为海军上将,深得德皇威廉和德军统帅部的信任,解决资助孙中山200万元这样的事情应该不费多大力气。

   海军总长程璧光本来就不赞成中国参加世界大战。1917年4月,他上书黎元洪和段祺瑞内阁,力言对德宣战之不必要和海军参战之困难,提出参战必须“多数阁员之同意”和“国会一致之赞成”,声称“空言宣战,以博美名,璧光至愚,万万不敢出此”[16]。紧接着,发生段祺瑞的亲信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指使“公民团”包围议会,殴辱议员事件,程璧光与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4人共同愤而辞职。(详下文)

   6月9日,程璧光离京赴上海,召集各舰舰长会议,同时联络在上海的孙中山等人,商讨办法。据《程璧光殉国记》一书记载,当时,孙中山要求程璧光率师讨逆,表示愿“担任筹款,嘱公勿以经费为虑”[17]。23日晚,孙中山在哈同花园与程璧光“会商大计”[18]。6月27日,孙中山命人向程璧光送交军费30万元。《程璧光殉国记》称:“时公以海军既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军费无所出,而护法进行不容缓,又不可一日缺饷糈,遂受焉。”[19]上文的“公”,这里的“公”,指的都是程璧光。可见,正是由于有了孙中山提供的30万元资助,海军才有了脱离北京政府,转向孙中山营垒的必要经费。

   孙中山提供程璧光的经费从哪里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经济困窘,何以在这一时期突然有财力争取海军的拥护和支持?本文开头所引蒋介石日记说得很清楚:德国公使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蒋介石的这一段日记很好地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孙中山之所以能向程璧光表示“自任筹款”,显然,其时,他已得到了德国将提供资助的讯息。其后,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开展护法运动与护法战争,其经费来源,也应该和德国人提供的这笔钱款有关。蒋介石称,这200万元系德国“在华留余之资金”,恐不确,应该是德国为阻止中国参加欧战的专用资金。不过,中国的护法运动和护法战争需款甚钜,孙中山虽有德国的这笔资助,仍然时感困窘。

   熟悉革命党人历史的冯自由回忆道:

   民六六月,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会,国人大愤,孙总理在上海力图起兵护法,而绌于经费,会有素与曹亚伯相识之美籍某国医生告亚伯曰:如孙公有起兵护法之决心,某国愿资助百万。亚伯以告总理,总理大悦,惟嘱亚伯坚守秘密。亚伯曰:吾乃基督教徒,当指天为誓。自是每当夕阳西下,亚伯恒偕女友吴某乘马车游行各马路兜风,顺道至虹口某医士寓所携去大皮箧一具,其中累累皆各国钞票,外人虽侦伺严密,无疑之者。未几遂有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及广州召集非常国会之事,亚伯之力为多焉。[20]

   冯文所称“总统黎元洪被督军团逼胁,解散国会”,是北洋时期军人干政的典型事件,下文将要详述。冯文所称曹亚伯是德国资助孙中山一事的当事人,其所记当得自于曹本人。它与蒋介石日记所载可以互相参证。

   孙中山从德国得到巨额资助一事很快就外泄。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不久,广东督军陈炳焜就告诉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海因策尔曼(P.S.Heintzelman),在上海的德国人补给了孙中山150万马克,其中50万送海军,30万送国会议员,余数通过荷兰银行和台湾银行汇到广州。陈炳焜所得讯息在孙中山如何分配使用德国资助上不会很准确,但透露出,孙中山也曾用这笔款子资助在北京的议员南下。陈想知道,余款存在何处。海因策尔曼因此向孙中山了解此事,孙中山于1918年4月28日回信答称:“我趁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从未从德国取得款项。”[21]后来军政府的领导人之一唐绍仪暗示陈炯明查问此款的来历,孙中山不愿直说,答以“问介石自明”。陈炯明再问蒋介石。此时,美国方面已有不少关于孙中山“接受贿赂并准备为出价最高者效劳”的传说[22],蒋介石为维护孙中山的形象,只能谎答:系卖掉自己在上海交易所的各种股票所得。

   德国人资助孙中山“护法”一事使我们想起了德国人资助列宁回俄罗斯进行革命活动的相关历史。

   列宁反对沙皇政府,尤其反对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主张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的反对沙皇政府的战争。因此,德国政府积极支持列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在经费资助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大力协助列宁等革命党人自国外返回俄罗斯方面。当时,列宁等人正流亡瑞士,是德国人用密封的军用列车将列宁等人送回俄国,同时给予了巨额资助。其数额,学界有争论。但是,既然德国人肯于以200万元的巨款资助东方的孙中山,当然,其资助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的数额,肯定会远远超过孙中山。据近年德国方面的资料透露,至1917年底,德国外交部至少向布尔什维克及其他俄国革命者供了2600万马克,大致相当于今天的7500万欧元[23]。

   四、解散国会与维护国会,中国参战案的通过与护法战争

   由于参议院和众议院迟迟不能通过政府的参战决议,1917年5月18日,督军团代表张怀芝会见黎元洪,要求解散国会。次日,国会议决缓议对德宣战案。同日,督军团以反对“议会专制”为借口,正式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修改宪法。黎元洪不赞成解散国会和修改宪法,召见督军团孟恩远、王占元等,予以告诫。这样,久已存在的黎元洪的总统府和段祺瑞的国务院之间的“府院之争”突然加剧。有人劝段祺瑞辞职,段则以参战案功败垂成为虑,不肯辞职[24]。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职务,段祺瑞则通令各省,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在徐州的“辫子军”大帅、督军团团长张勋乘机召集会议,议定由津浦、京津、京汉三路进攻北京。会上,张勋提出请退位的“宣统皇帝”复辟问题,得到各督军赞同。5月29日,安徽省长倪嗣冲通电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随即通令运兵北上。继而河南督军赵倜、奉天督军张作霖、陕西督军陈树藩、直隶督军曹锟等相继宣布独立,准备派兵进京。6月1日,黎元洪电令张勋迅速来京,企图借助其兵力护卫自己。同日,原清朝陕甘总督、一直梦想复辟的宗社党人升允致函张勋,声称“贼党内乱方剧”,建议张“建立龙骑”,“将共和政体一概铲除”。6月6日,张勋致电独立各省,宣布于7日“挈队入京,共商国是”。一时间,复辟之势已如黑云压城。

   6月8日,孙中山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称:“一群叛逆借口对德宣战有利于中国,其真实意图则为复辟帝制,他们力图争取协约国同情和支持,从而获取贷款,名义上作为忠实盟友参加协约国,实则为了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彼辈利用现今正在欧洲引起战争灾祸的军国主义压制人民,废弃国会。”第二天,再次致电表示:“只要中国仍为军国主义和民主的敌人所控制,中国绝不可能实现统治与和平。我们准备为消除这些祸因而献出生命。”[25]6月12日,在张勋的武力逼迫下,黎元洪宣布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在北京拥戴废帝溥仪复辟。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共和制度已深入人心。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通电,声讨张勋的复辟行为,宣布率师讨逆。12日,讨逆军收复北京。这时,黎元洪已引咎辞职,国会已经被解散,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有功大员的身份复任国务总理,获得独断专行的条件。7月19日,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案,决议从速宣布。8月6日,原副总统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于14日宣布对德、奥宣战。至此,长期争持的“参战案”遂告一段落。9月28日,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2000万日元的参战借款协议。自1917年1月起至此,段政府总计向日本借款8项,共1.45亿日元,均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代表西原龟三出面。他不仅料理借款,而且力促中国参战[26]。

   张勋复辟后的第3日(7月3日),孙中山与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会商。7月6日,孙中山与廖仲恺、朱执信、章太炎等乘海琛号军舰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在行抵汕头时,孙中山发表演说,要求人们“认定真共和与假共和”,特别指出:“除尽假共和,才有真共和出现。”[27]7月17日,孙中山等抵达广州,发表演说,指责北洋军阀“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他希望广东各界即日联电海军全体舰队来粤,然后在广州召集国会,邀请黎元洪到广州执行大总统职务。19日,孙中山电邀在北京的国会议员南下。8月5日,程璧光率舰队抵达广州黄埔。18日,孙中山在黄埔宴请到粤国会议员120余人,席间讨论,北京政府已宣布对德宣战,西南自主各省应取何种态度。会议决定从速成立非常国会与非常政府。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就任,以勘定内乱、恢复民国元年时的《临时约法》相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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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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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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