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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大革命与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施米特与阿伦特的竞争性阐释

更新时间:2019-11-13 22:02:36
作者: 刘擎 (进入专栏)  
但却表明她试图以“政治行动论”来克服奠基的正当性难题的线索。

  

   阿伦特认为,美国革命实际上层现了新的权力概念,美国的革命者可能已经朦胧地意识到:

  

   存在着一种对开端困境的解决方式,这不需要用绝对性来打破那个所有最初的事务似乎都会陷入的恶性循环。将开端行动从其自身的武断性之中拯救出来的(事务)是,它在自身之内持带着它自己的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说,开端与原则,“源理”(principium)与原则,不仅是互相联系的,而且是共生的(coeval)。那种绝对性——由此开端获得了自身的有效性,又必须将开端从自身内在的武断性中拯救出来——是原则,这种原则与开端一起,得以在世界显现。(44)

  

   阿伦特继而在语义学上分析了希腊语中的“开端”同时意味着“开端”与“原则”。在下一页中,她谈到美国革命“不是爆发的,而是由人们在共同的商议中、凭借相互的誓约来完成的。而在奠基——不是以一个缔造者的力量,而是以众多人结合的权力来奠定——的那些事关命运的岁月里崭露出来的原则,是相互承诺与共同商议的互相联系的原则”。这个事件本身决定了美国奠基者是出自反思与选择,而不是偶然和强力,建立了自己的政体。

  

   虽然有些语焉不详,但仍然可以辨别阿伦特这个思路的线索:作为美国革命的奠基行动所展现的所谓新的权力概念,是指一种“与原则共生的开端行动”,这种行动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众人的,不是独断的而是共同商议的。如果将这些论述与阿伦特关于权力与行动的哲学性论述相联系,可能会进一步澄清其中的含义。

  

   在阿伦特的哲学观念中,政治在根本上被理解为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是在“labor、work与action”三分界定意义上的行动;而政治制度要求的是权力,来自于集体的行动——“权力对应于人类的不仅是行动的能力而且是一致行动的能力”(45)。对于权力,阿伦特有过如下论述:

  

   权力不需要任何证成(justification),因为它是内在于政治共同体的根本存在之中,权力所需要的只是正当性(legitimacy)。……一旦人们聚集到一起并一致行动,权力就产生了,但是这种权力的正当性来自于最初的聚集而不是来自随之而来的任何行动。正当性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便诉求于过去以作为自身的基础;而证成则和未来的某个目标相联接。暴力可以被证成,但永远不会被正当化。(46)

  

   我们由此可以清理出其论述的大致脉络:权力 (而不是暴力)是政治共同体内在的属性;权力来自聚集一起的人们的一致行动,但其正当性来自“最初的聚集”,因而总是要回到过去(最初的聚集)来重申其正当性。这个最初的聚集,就是“持带着它自己的原则”并“与原则共生的”开端行动。阿伦特在《何为自由》一文中,论述了“原则”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原则鼓舞着行动,通过行动展现,并只有在行动中发挥作用。这些原则(可以是“荣誉”或者对“平等的热爱”)是普遍的,不与特定的个人或团体密不可分。能够摆脱武断任意性与暴力性,又无需借助超验的绝对性来获得正当性的开端,就是由原则所引导的行动。但这不是任何种类的原则,不是来自外在规范制约的原则,而是在开端的时刻、内在于开端行动、聚集一起的行动者共同分享的原则(47)。

  

   美国革命的范式意义在于,革命者的制宪奠基行动为自己建立了正当性,因为这是一种由共享的内在原则引导的行动。阿伦特以美国革命的典范来批评法国革命的模式,可以看作是她以特殊的“权力”概念来反对“暴力”,以“政治行动论”来克服施米特的“主权决断论”。

  

三、结论:两种范式对于自由民主论的意义

  

   施米特的宪法学说、政治理论及其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批判,呈现为一个丰富而严谨的思想体系。在有限的篇幅中对他的学说作出阐释与批评,可能难免简单化而失主偏颇。但与此同时,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自1789年法国革命以来,所有施米特标举的“人民民主式”的政体都未能存活,而现代历史上最为强大而稳定的政体,恰恰是施米特认为充满内在矛盾、脆弱而动荡的自由民主国家。

  

   对施米特带有同情理解的当代左翼理论家查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指出,施米特的盲点在于,“对于他来说,现代性从来没有成为现实”(48)。这里所谓的“现代性”,就是阿伦特指出的“人的多样性”,或者“不是单个人而是人们生活在世间”这一事实。“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之间一个基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将人的多样性以及价值多元主义作为政体的前提。施米特的人民主权论具有逻辑上清晰一致的力量,但其内在的弱点恰恰在于无法正视和接纳多元性这个前提,而是力图以“决断”的方式,克服和铲除多元主义对宪制体制的影响。但是,无论施米特是否情愿,现代性已经成为一个现实。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内在于人民主权概念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人民,所有国家权力应该从此出发的人民,并不能构成有意志有意识的主体。人民只能以复数而出现,而作为(单数的)人民它无法整个地具有意识,也无法整个地采取行动”(49)。墨菲也认为:“当提及人民时,如果我们不再能把他们看成为一种似乎是联合的、同质性的并具有一个单一的普遍意愿的统一体,在此情况下,社会就只有依靠倡导政治自由主义才能使大众自治不致蜕变为暴政。”(50)因此,以同质性人民之达成作为预设前提的政治现代性,要么不是现代的,要么就不是正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条件下可存活的民主制度,一定是某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民主;西耶斯式的恶性循环也只有在自民制度下才可以被克服。

  

   与施米特的人民主权论相对照,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论虽然不够系统和完整,却为当代民主理论提供了富有洞见的启示:政治权力来自公民聚集而一致的行动,其正当性则由持带着内在原则引导的行动——那个“聚集时刻”之本身——所生成。阿伦特对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之弊端即以“社会化”的市民取代积极的公民、以投票表决取代公共意见、以利益的争夺妥协来压倒公共领域的政治行动——表达了严重的忧虑和批判。在她看来,这是美国革命“宝贵遗产的失落”(51)。这些论述与施米特对议会民主制将“技术作为政治”的批判有共同和相近之处(52)。但阿伦特对于现代政治正当性的论证具有一种持久的激发力量,邀请人们重返“最初的聚集”时刻,重温那个被一致认可并郑重承诺的内在原则,由此来思考自由民主体制下政治生活本来应有的意义,释放出激活积极行动的潜能。阿伦特的公民共和主义影响了从哈贝马斯到墨菲等具有不同政治倾向与知识论立场的当代民主理论。在哈贝马斯的理解中,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论“在交往行动与正当之法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53),而哈贝马斯自己致力于系统而清晰地阐述主体间交往理性与政治行动所遵循的原则与程序之间的内在关联,致力于为商谈民主奠定坚实的基础,以此克服现代性的主体哲学之正当性困境(54)。墨菲则是持有“对抗性的多元主义”立场与更为激进的民主诉求。在墨菲看来,自由与民主具有永远的紧张,但两者都是现代民主的构成性原则,塑造了现代自由民主的开放性和斗争性品质。与阿伦特相似,墨菲认为,不应当将政治同一性看作一个实质性的共同实体,而是应该理解为一种依据若干政治原则所达成的意见一致。对自由民主政体的政治原则的固守,是建构这种政治同一性的基础。这是一种更为激进的多元主义民主,赋予现代民主某种斗争的品格,但这种斗争由于被置于共同肯认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的基础之上,因而不至于丧失民主政治要求的共同性(55)。

  

   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论”为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提供了“伦理内核”。施米特无法理解的是,并不是同质化“人民”的制宪权,而是革命历史时刻持带的内在原则的“开端行动”,奠定了政体的正当性,并在政治行动的实践中,不断建构出“人民”的公共意见。现代自由民主政体以不同于施米特想象的方式,来克服政治正当性的悖论。因此,施米特最终未能把握现代政治一种复杂的可能性——自由多元主义与民主的共同性处于持久的冲突之中,却又是可以共存的。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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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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