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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批判法律理论的场域——从《秋菊打官司》看批判法律理论的转向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8:48
作者: 强世功 (进入专栏)  
秋菊的反抗就会陷入民粹主义而无法走“群众路线”。在此,“法盲法理学”遇到了“精英”难题。一方面要批判“法治精英主义”,但另一方面在主张“民本法治的群众路线”时又不得不诉诸一种“精英主义”,而且同样是法律人的精英主义:“正是因为充分意识到了法盲的存在和秋菊的困惑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法盲本身的无目的性以及因而具有的潜在颠覆性,才更需要‘精英’的引导,才更需要法律人尤其是法律学者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是比现在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天降大任于是人’。”凌斌用引号将“精英”这个概念标识出来,似乎表明他要将他所希望的“法律精英”与他所批判的“法律精英”区分开来。然而,这两类精英的区别何在?凌斌认为前者关注他提出的“立法之学”和“军事之学”,乃至成为霍姆斯所期待的社会科学家或者克罗曼所替代的法律人—政治家,而后者似乎仅仅关注法律技术的职业法律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普适主义权利法治论绝不是简单的职业法律人的法理学,它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宏大的政治叙事。权利法治论始终与宪政、自由民主之类的政治“大词”紧密联系在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话语转变为更为中性的法治话语,“通过法治实现民主”成为一种变通的策略。对此,冯象一针见血:“法治”变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那些活跃在公共舆论中的职业法律人,无论是学者、律师甚至包括一些法官,不少人都将自己想象为法律人—政治家,法治事业及其背后的市场经济原本就是一项政治事业。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面对市场经济与法治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分化日益严重。“自由左派”(新左派)开始崛起,并开始对取得主流/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构成挑战,一系列论战由此展开。在这种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理论分野的场域中,凌斌所提出的两类法律精英的区分要变得有意义,就应当对应中国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图谱上自由右派与自由左派(新左派)的分歧,是在“历史终结”背景下主张“与国际接轨”从而将中国变成全球资本帝国的“法治行省”,还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主张扎根中国本土大地走出一条独特现代化道路从而实现文明复兴?两种精英实际上代表两条政治道路的分歧。批判法律理论正是在这种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场域中诞生。苏力和冯象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地标示出其自由左派的政治和理论立场。凌斌的“法盲法理学”也属于坚持群众路线的左翼立场。然而,面对这种政治思想场域中的根本分歧,凌斌试图将其仅仅局限在法律知识传统中的分歧,并将其转化为法律职业操作内部的法律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在知识认知能力上相互区分开来的“法民关系”。原因就在于他实际上主张“法治的两条道路殊途同归”。这必然导致其理论从激烈批判迅速转向妥协,以至于“法盲法理学”在不知不觉走向与当时“和谐社会”这样的主流政治话语相互契合的“和谐法治”。

  

   可见,和苏力一样,凌斌在批判理论的话语表达上非常激进,然而在法治道路选择上非常温和。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苏力提出“秋菊的困惑”和凌斌提出“和谐法治”所处的政治和思想场域的差异。苏力正处在自由右派所主张的权利主义法治论高歌猛进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开始推动文化思想中自由左派的崛起,从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场域中自由右派一家独大的局面。进入21世纪之后,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时俱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蓝图。凌斌的“和谐法治”正出现在这种政治思想场域中。

  

三、体制改革与政治场域变化:“政党”去哪儿了?


   凌斌的批判法律理论之所以从批判走向“和谐法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批判的“变法型法治”或“移植型法治”本身乃是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面临的矛盾源于党的路线方针自身的内在张力。“法治大众主义”要依赖党的政法传统中的群众路线,而“精英主义法治”也是党所推动的法治建设。这种张力就表现为党在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政法传统与改革开放后建构的现代法治之间的内在张力。这就意味着批判法律理论必须面对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面对政法传统与法治新传统的关系。为此,凌斌试图进一步挖掘“秋菊打官司”中的政法传统的演变对秋菊的影响。

  

   (1)“村长的困惑”:从政法到法政

  

   在凌斌看来,秋菊最初并非走诉讼的法治逻辑,而是走社会主义传统中的政治逻辑,即党和政府官员所代表的“公家”要对人民群众承担起终极的政治责任。秋菊讨个“说法”正是基于对“公家”所承担的终极权威体系的信任,“找政府评理,让公家人主持公道”。因此,“秋菊打官司”的重点是“打官司”,这个“官司”不能理解为法治化的行政诉讼,而是在“公家”权威体系中给予她有效的回应和救济。在秋菊心目中,村长、公安、县长、党委和法院都属于“公家”。传统社会主义政法体系中“公家”的权威体系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单纯地依靠法律上赋予的“权力”,而是更多地依靠“权威”。而“权威”更多地凝聚在人身上,更多具有“人治”色彩,至于秋菊面对每一个“公家人”都力所能及地给秋菊具体的、充满私人情感的帮助。而“村长”就是“公家”权威体系中的基层末梢,面对秋菊向“公家”“讨说法”,“公家”体系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要承担起对秋菊的责任,甚至利用秋菊来制约类似村长这类的“公家人”,但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公家”权威体系在基层的代理人村长的“面子”。

  

   在凌斌看来,社会主义政法传统中早就形成了一套解决这种“公家”体系面临的“两难”的成熟经验和办法。这就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然而,秋菊之所以未能要到她想要的说法,反而最后陷入O. Henry式的荒诞,就在于她无法理解的那个“织女星文明”自身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推动传统政法体系的蜕变,新的法治体系开始兴起。原来整体性的“公家”体系在法律现代化进程中进行了功能分化,即党委、政府和司法之间出现了法律上规定的分工,尤其是逐渐兴起的司法体制与传统的政法体制遵循完全不同的运作逻辑。凌斌敏锐地意识到电影中的两个司法人员姓名具有的隐喻,一个律师姓“吴”,另一个法官却连名字都没有给,是一个“无”名法官。无论是姓“吴”,还是“无”姓,都表明一套以非人格化特征和抽象治理为特征的现代法治治理正在兴起。不同于村长、李公安、公安局长这些政法传统中的人格化“权威”,他们并不关心秋菊心目中想要的诉求是什么,他们与秋菊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治机器人冷冷的、机械的权力运作。秋菊可以和李公安、严局长“拉话”,诉说家长里短并寻求帮助,但却无法与法官“拉话”,他必须借助“吴”律师才能与司法机器相接触。这种关系与村长、李公安和严局长与秋菊之间充满温情、关爱、指导和帮助的关系完全不同,恰恰构成新兴法治逻辑与传统政法逻辑之间的区别所在。而随着依法治国,这种法治逻辑逐渐凌驾于政法逻辑之上,以至于“政法”概念正在被悄悄地置换为“法政”概念,从而试图用“法治”来抵制“党的领导”。秋菊未能在社会主义政法体制中讨到“说法”,却在新兴法治体系或“法政”逻辑中讨到了她不想要、也无法理解的“说法”。

  

   正是在新兴法治的法政逻辑与传统政法逻辑的对比中,凌斌看到了在体制改革进程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和不同治理逻辑之间的张力。面对这种张力,凌斌不再主张用“法盲法理学”来批判“法治精英主义”的改革逻辑,或者用政法逻辑来批判法政逻辑,在深层意义上,他又回到他曾经批判的精英主义的西方法治道路上,并将这种法治的法政逻辑看作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未来目标,只不过在他看来“作为目标的西方法治理念与作为起点的中国政治实践之间的距离,并不亚于秋菊打官司走过的坎坷而遥远的距离”。就像“道路通向城市”一样,凌斌也预设了一条类似的现代化道路,只是他对这条道路所通向的目标怀有更多的“困惑”。

  

   (2)体制改革向何处去:“政党”何以缺席?

  

   从2004年的“法盲法理学”到2010年“村长的困惑”,凌斌将自己的批判法律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法律知识传统中建构“法民关系”进一步深入到对政治发展道路的思考。当他将“村长的困惑”归结为政法传统面临“吏治”难题时,看起来给出了答案,但却未能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他所期盼的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在“秋菊打官司”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法盲法理学”始终诉诸人民大众的群众路线乃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凌斌始终在回避一个关键问题: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行动逻辑,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行动逻辑的理解,那么群众路线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从这个角度看,在“秋菊打官司”的整个过程中,代表人民群众的秋菊出现了,代表传统乡村权威的村长出现了,代表政府行政逻辑的李公安和严局长出现了,代表现代法治逻辑的律师和法官出现了,然而,唯独领导国家机器的党委始终没有出场:村支书没有出场,乡党委书记没有出场,县政法委书记乃至县委书记都没有出场。或许这才是这个精心设计的“秋菊打官司”故事中真正意味深长的地方。无论李公安、严局长拥有多大的权力,他们作为政府的行政官僚只能按照科层制的逻辑把秋菊的问题当作“社会治安”问题来处理,但不是从乡村秩序的“政治大局”来考虑问题。他们不会在村上召开党员和群众大会,不可能从政治思想的角度让村长、秋菊的男人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假如秋菊找到乡镇驻村干部、找到乡镇党委书记,或者在县城中找到政法委书记乃至县委书记,而不是公安局局长,那么整个故事或许就会按照完全不同的逻辑发展。党委的行动逻辑恰恰是“政治”(the political)的逻辑,诉诸哲学真理而展开的政治思想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群众路线逻辑,而不是官僚科层制度下的行政“治理”(the politics)的逻辑。将“村长的困惑”归结为代理人控制的“吏治”问题,实际上就是将整个问题放在官僚制下的“治理”逻辑里来处理。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政党”去哪儿了,那么就会看到《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的重大意义不在于社会主义政法传统在基层遇到“人情政治”的“吏治”难题,而在于揭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有一条曾经被预设的改革逻辑:新型法治的出场正是以党委的“缺场”或“退场”作为假定条件的。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始终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改革路线就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必然要推动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和文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因此他们始终批评中国只开展经济体制而缺乏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主张按照他们的思路展开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思路就是冯象所说的“特洛伊木马之计”的意涵所在。如果放在更大的国际政治场域的背景下,这条法政逻辑的改革道路恰恰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和“合作”政策的前提,而一旦中国放弃了这条通往政治民主化的法政道路,那么美国就调整对华政策,从“接触”转向“遏制”、从“合作”转向“竞争”。

  

因此,要坚持批判法律理论的锋芒,那么就不仅应当指向法治精英主义的逻辑,指向政法传统中的“吏治”难题,更应该指向法政逻辑下“党政分开”的体制改革思路,指向革命党转向执政党面临的政党官僚化、政治的非政治化等等,尤其指向整个秋菊打官司故事中的政党“缺场”这个根本问题。事实上,作为自由左派代表人物的汪晖就敏锐抓住中国在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政治中立化”和“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展开深入的理论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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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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