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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 论近世琉球的历史和法律地位——兼议钓鱼岛主权归属

更新时间:2019-11-13 21:55:25
作者: 刘丹  

  

   内容摘要:中日钓鱼岛争端中,日方极力撇开《马关条约》和其取得钓鱼岛所谓“主权”之间的关联,并认为钓鱼岛列屿的行政编制隶属琉球、琉球是日本的领土,所以钓鱼岛的主权应归日本,即日方主张包含着“钓鱼岛属于琉球、琉球属于日本,所以钓鱼岛属于日本”的荒谬逻辑。本文着重对琉球地位问题“去伪”,即通过探究近世琉球(1609-1879)在历史和国际法上的地位、中琉历史上的海上自然疆界,从而进一步印证钓鱼岛属于中国,为我国钓鱼岛主权主张提供有力论据。

  

   关键词:琉球地位;国际法;钓鱼岛争端

  

   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闹剧后,中日钓鱼岛争端使两国的对立状态持续发酵,至今仍僵持不下。我国学界尤其是大陆的相关研究中,对日本钓鱼岛“主权主张”中琉球因素的关注相对较少;由钓鱼岛争端引发的“琉球热” 是在2012年因“购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紧张期间凸显出来。钓鱼岛主权问题和琉球地位问题盘根错节,对琉球地位问题“去伪”,即“琉球主权是否属于日本”这个命题,除了从历史、地理和国际法加强论证我国钓鱼岛主权主张外,如再对日本结合琉球和钓鱼岛隶属关系的相关主张进行有理、有力、有据的驳斥,将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

  

一、琉球的历史及中日琉三角

  

   琉球是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王国。琉球王国曾以东北亚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站而著称,贸易发达,有“万国之津梁”的美誉,其疆界的地理范围也和现在的日本冲绳县存在较大差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上琉球和中国的朝贡册封关系并不为现代人所熟知。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正式吞并琉球之前,琉球是有着独特历史的王国。琉球历史分为“先史时代”、“古琉球”和“近世琉球”三个时代。“先史时代”包括十二世纪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和贝冢时代;“古琉球”是指从十二世纪初到萨摩藩藩主岛津氏入侵琉球的1609年,约500年的时间;“近世琉球”则从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岛,到1879年日本明治政府宣布琉球废藩置县为止,历时270年。

  

   (一)琉球王国历史及中琉宗藩关系

  

   自1429年琉球统一到1879年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琉球王国横跨了“古琉球”和“近世琉球”两个时代。自琉球按司察度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向明朝皇帝朝贡,受册封为中山王,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改为冲绳县为止,中国在明清两代和琉球保持了五百多年的封贡关系,中国遣册封使共24次,琉球来贡者则更多。中琉建立外交关系后,凡是琉球国王病故,其世子承袭王位,必须经过明清两朝皇帝册封,才能正式对外称王。我国有关钓鱼岛列屿的记载,多见于明清两代册封使归国回朝复命的“述职报告”即册封使录中。

  

   (二)中日琉多边关系下的琉球“两属”问题

  

   自1609年(明朝万历三十七年,日本江户幕府庆长十四年)萨摩藩攻破琉球,直到1879年明治政府在琉球废藩置县,这段时期被史学家称为琉球的“两属”时期。1609年,日本萨摩藩的岛津氏发兵入侵琉球,掳走国王尚宁和主要大臣,史称“庆长琉球之役”。琉球这种“明属中国、暗属日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入清后,琉球进入第二尚氏王朝后期,琉球请求清政府予以册封。世子尚丰分别于天启五年(1625年)、天启六年(1626年)和七年(1627年)上表,请求中国给予册封。琉球天启年间的请封是在前述“庆长琉球之役”后,王国受到萨摩暗中掌控下进行的。“庆长琉球之役”后,崇祯六年(1633年),在萨摩藩的不断催促下,琉球恢复和中国的封贡关系、恢复随贡互市。1872年9月,明治天皇下诏将琉球王室“升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为吞并琉球做好了形式上的准备,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这就是琉球为中日“两属”的由来。

  

   萨摩藩入侵琉球后便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控制琉球。但为维持中琉朝贡贸易并从中牟利,就萨琉关系,萨摩藩全面贯彻了对中国的隐瞒策略,具体包括:1.不准琉球改行日本制度及日本名姓,以免为中国天使(册封使)所发现。例如,《纪考》称,“宽永元年”(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二十日,国相(萨摩藩对内自称“国”)承旨,命于琉球,自后官秩刑罚,宜王自制,勿称倭名,为倭服制。2.册封使驻琉球期间,萨摩藩为欺瞒耳目所安排的措施为:所有日本官员如在番奉行、大和横目以及部署,非妥善伪装混入册封者,一律迁居琉球东海岸偏僻之地,以远离中国人活动之西海岸;又如,取缔一切日文招贴、招牌;再如,一切典籍、记录、报告,均讳言庆长琉球之役的日琉关系,等等。3.琉球官方出版和汇编了《唐琉球问答属》、《旅行人心得》等文件。《唐琉球问答属》是由首里王府制作的,为避免“琉球漂流事件”透露出萨摩藩控制琉球的内幕、以应对中国官府的问答卷。其中第一条回答琉球王国统治疆域时,答案为“统治的疆域有中山府、南山府、北山府,南面的八重山、与那国岛,北面的大岛、喜界岛,西面的久米岛、东面的伊计岛、津坚岛等36岛”,而当时(奄美)大岛、喜界岛已经在萨摩藩的管辖范围内,这显然在向清朝刻意隐瞒。《旅行人心得》出版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是印有中琉“标准答案”的小手册,为琉球华裔政治家蔡温所撰,目的是教育琉球入华的官员、官生和一般商人如何答复中国人可能提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有关萨琉关系的问题。

  

二、《万国公法》视野下藩属国的国际法地位


   亚洲的“宗藩/朝贡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之周边各邻国与中国形成的双边“封贡关系”为结构的国际体系。“万国公法体系”又称“条约体系”,则指伴随近代殖民扩张形成的,西方殖民列强主导的以“条约关系”为结构、以“万国公法”世界的国际秩序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近代西方国际法正式和有系统的传入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的。然而,19世纪后期,清廷的藩属国如越南、缅甸、朝鲜等相继沦为欧美列强和日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宗藩/朝贡体制分崩离析。

  

   (一)《万国公法》的传入及其对清政府外交的影响

  

   如上所述,近代西方国际法正式和系统的传入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西方法学著作。《万国公法》在中国一经出版,在东亚世界引起很大震撼,翌年在日本便有翻刻本和训点本出版,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日本的畅销书,后陆续在朝鲜和越南相继翻刻刊行。19世纪初,中国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在东亚的殖民目标,其间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西方国际法的传入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清政府的确有应用国际法与西方国家外交交涉成功的案例,例如1839年林则徐禁止销售鸦片和办理“林维喜案”,又如普鲁士在中国领海拿捕丹麦船只事件等,这些外交纠纷的顺利解决促成清政府较快地批准《万国公法》的刊印;另一方面,清政府及其官员对国际法则倾向于从器用的层面做工具性的利用,追求对外交涉时可以援引相关规则以制夷。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那段时期的“国际社会”是有特定涵义的,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由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组成,进而形成一套体现西方价值观、有约束力的近代国际法规则体系,又被称为“国际法共同体”或“文明共同体”。琉球大学历史学者西里喜行指出,东亚的近代是东亚各国、各民族与欧美列强间的相互关系的主客颠倒时代,也是东亚传统的国际制度即册封进贡体制,被欧美列强主导的近代国际秩序即万国公法所取代的时代。我国汪晖教授也认为,清朝与欧洲列强之间的冲突不是一般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世界体系及其规范的冲突,即两种国际体系及其规范的冲突,这两种国际体系就是“朝贡体系”和近代“万国公法体系”。“万国公法体系”中,世界各国被分为“文明”、“不完全文明”、“野蛮”和“未开化”多个领域(见表1),中国等亚洲国家被视为“野蛮国”,只能适用国际法的部分原则,不能享有国家主体的完全人格。最能反映这种秩序架构上的国家权利的差异,莫过于以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为核心内容的诸多不平等条约。这种国际秩序是不折不扣的“西方中心主义”,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现实却是在这种偏见下展开的。

  

  

   (二)《万国公法》中的“藩属国”

  

   比较19世纪《万国公法》和20世纪《奥本海国际法》这两部国际法经典著作不难发现,“殖民地”其实是现代国际法所称“国际人格者”中的一种类型。而与“宗藩/朝贡体制”联系最密切的“被保护国”、“半主权国”、“藩属国”等国际法概念,在《万国公法》中被纳入“邦国自治、自主之权”专章论述。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人格者”是指享有法律人格的国际法的主体,“国际人格者”享有国际法上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和权力。分析近现代国际法“国际人格者”的内涵和法律概念的变化与演进,对于分析琉球近现代国际法地位具有重要启示。围绕着琉球地位问题,中日琉三方的外交交涉中,官方曾援引并运用《万国公法》的原则、规则和理论。

  

   了解19世纪语境下“国际人格者”的类型和内涵,就要从《万国公法》中寻找初始的轨迹。参照丁韪良的中译本和1866年由波士顿的利特尔&布朗公司出版的英文第八版这两个版本可知,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在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国”、“半主之国”、“被保护国”、“藩属”等具有或部分具有“国际人格者”资格的类型,尤以对“藩属”主权问题的论述值得关注。

  

对于“国”的定义,《万国公法》中有一段文字:“所谓国者,惟人众相合,协力相助,以同立者也。”为说明“国家”的构成要件,惠顿特别提到,“盖为国之正义,无他,庶人行事,常服君上,居住必有定所,且有领土、疆界,归其自主。此三者缺一,即不为国矣。”19世纪的国际法中,“国家”的要件主要是定居的居民、领土和疆界,这和现代国际法对国家的认定标准相比明显宽松不少。《万国公法》中,国又分为“自主之国”和“半主之国”。“自主之国”是“无论何等国法,若能自治其事,而不听命于它国,则可谓自主者矣”;而半主之国则因“恃他国以行其权者……盖无此全权,即不能全然自主也”被称为“半主之国”,除阿尼合邦、戈拉告依据条约属于“半主之国”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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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6年12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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