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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彦华:心学与国人的信仰哲学

更新时间:2019-11-13 10:50:34
作者: 彭彦华  
万物与我并生”的境界,这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天人合一。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孟子将“心”作为人性之根源:“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因为仁义礼智都可以在“心”中找到其萌芽形式即“四端”。所以,在孟子看来,仁义礼智作为人性的主要内涵是“心”所固有的,人的使命就在于保持、扩充和竭尽本心、通达本性,进而上合天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这就实现了心、性、天的贯通合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却往往受外界引诱而迷失了本心,这就需要把它重新找回来,孟子称之为“求放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己矣。”(《孟子·告子上》)这个“求放心”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内求于心”的修养过程。阳明心学的经典表述,即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⑧。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心,是天理,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符合天理者善,不符合天理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发挥良能,是为了重建世界。所以,中国文化讲“人最为贵”,但其真正看重的并不是人之“身”或“形”,也不是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而是作为人内在本性和生命真宰的“心”及其内在超越的潜能。事实上,这也是儒道佛和整个中国文化所共同具有的心学特质。中国文化主张修己安人、内圣外王、自觉化他,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外在事功,其前提都是首先通过“内求于心”式的修心养性工夫来成就自己。

   我们知道,宗教的意义在于终极关怀,给人提供精神家园与心灵慰藉,以满足人的归属与超越需要,进而解决人生当中的有限与无限、当下与永恒以及此岸与彼岸的矛盾问题。人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在其有限的此生当中总会去追问和追求永生与不朽。与哲学、艺术、道德、科学相比,宗教在实现生命安顿方面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宗教一般是以信仰的方式,也就是通过对至高无上的神或救世主的崇拜皈依,祈求其护佑与恩典,以获得现世幸福或死后的拯救。人是无助或注定有罪的,只能向神顶礼膜拜,等待他的救赎。在人与神之间永远有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神处于彼岸,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宰制一切,也主导着我们的命运。

   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救世主,人与神、此岸与彼岸之间也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所以,中国文化之中并不存在一种典型或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没有对于神圣与终极关怀的追求,恰恰相反,中国文化蕴含着深厚的宗教精神和圆融的超越智慧。因为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中,神性就寓于人性之中,彼岸就存在于此岸世界。人若迷失了自己的真心本性,就是一个凡夫俗子,而一旦返归此真心本性,他就是神圣。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无论是圣人、真人、神人,还是佛菩萨,就其本义而言,乃是人性所能达到的一种至高圆满境界,而不是什么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救世主。正如孟子所描述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所谓的善、信(真)、美、大、圣、神,不过是修行的不同阶段或境界而已,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经由自己的修行而达到。每一个凡人,都怀有圣胎道种,都怀揣无尽宝藏。这正是人之可贵的根源。人在本性上不必崇拜任何偶像,那些古圣先贤只是绐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指明了一个方向,而最终的成就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这样,中国文化就打破了凡圣之间、人神之间的绝对界限,也抹平了世俗与宗教、此岸与彼岸、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裂隙。人可以也应该去追求神圣和不朽,却不一定要去出家或隐居,因为对于真正的修行人来讲,处处是道场,时时在修行,饮食起居、待人接物,都可以成为修道成道的契机。这就是《中庸》所说的“道不可须臾离”,老子讲的“和光同尘”(《老子·道德经·五十六章》)、“被褐怀玉”(《老子·道德经·七十章》),也是禅宗所谓的“不离世间觉”“平常心是禅”。这就赋予了日常生活以神圣的意义与诗意的光辉。每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卑微和贫贱,都可以过一种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都可以生活在庄严、安详与平和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什么样的“心”去做人做事。这就是中国哲学所讲的本体、工夫与境界的圆融或“惟精惟一”。王阳明回答其学生关于“惟精惟一”的提问时,曾回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⑨这就是阳明说的领悟道心要精益求精、专一其心。中国文化非常看重“一”的境界“一”就是一体、完整性,就是《周易》所说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无论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还是此岸与彼岸的圆融,其实都折射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理念:这个世界在其最深刻的根源处是完整一体的。这既是可以亲证的宇宙人生真相,也是所有价值、道德和人生幸福的源头,真善美圣在这里相遇。这是智慧的领域,是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而且注定要自己走完,没有任何神明、权威可以依赖。这样,中国文化因其对偶像崇拜和“一神教”意识的淡化,就避免了封闭与僵化,也完全可以超越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对立。体现在现实中,就是要人过一种完整、自在、逍遥的生活,做到无入而不自得,而不应把修行与日常生活割裂开来。

   所以,中国文化推崇神圣却不盲目崇拜鬼神,包含宗教精神却不执着于信仰的形式。所谓的鬼神,即使有也是不究竟的,人可以通过修行而达到与其相通甚至超越其上的境界。《易》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易·文言》)《中庸》也期许人可以达到“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这既超越了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也突破了人与神之间的隔膜,化解了宗教教条可能给信众带来的恐惧与压抑。

   三、“人心”返“道心”:心学修行的本质

   在中国文化中“心”指的是人独有的灵明觉性和生命主体,具有哲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方面的含义,其内涵比现代心理学所讲的“心理”要深广得多。而且“心”在中国文化中还有浅深、表里之分,所以就有深心、真心、道心、妄心、虚心、机心等非常多的表述。现代心理学的研究也证明“心”包括了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心灵等不同的层面。《尚书·大禹谟》中有这样的一段论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就是后来儒家所说的“十六字心传”,认为其中包含着儒学的真谛。《易经·复卦》,亦有惟精惟一之意象,李光地对此有案语:“‘天地之心’,在人则为道心也,道心甚微,故曰‘《复》,小而辩于物。’惟精以察之,惟一以守之,则道心流行,而微者著矣。”他断言:“尧舜相传之心学,皆于《复》卦见之。”(《周易折中·卷九·彖上传》)王阳明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阐述道“夫圣人之学,心学也。学以求尽其心而已。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人心,则杂于人而危矣,伪之端矣。见孺子之入井而恻隐,率性之道也;从而内交于其父母焉,要誉于乡党焉,则人心矣。饥而食,渴而饮,率性之道也;从而极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则人心矣。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无不中,一于道心而不息,是谓‘允执厥中’矣”。一般人看王阳明《心学》,只知道“人心”而忽略了“道心”。因此,光从“人心”去看待事物,肯定无法圆满。而王阳明真正关心的是“道心”。以“道心”反观“人心”,以教化“人心”入手,但始终以“道心”一以贯之。

   简单地讲“道心”是指得道、体道、合道之心,系与天地万物相通相合之心,也就是“道”在人“心”中的落实与贯通,“人心”是指人受后天环境熏习而形成的浅层意识之心,它在现实中表现为人的感知、思虑、情欲、拣择等心理活动。儒家讲“性相近,习相远”,“性”相当于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或“道心”,人人相同且本善;而“习”却是后天形成的习性或“人心”,其善恶智愚交杂且人各有别。其实,关于“道心”与“人心”,传统文化还有许多类似的说法,比如道家道教以及中医所讲的“元神”与“识神”,佛教所讲的“真心”与“妄心”、自性与禀性等。

   道为万物之源,相应的“道心”就意味着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证得“道心”,就意味着领悟宇宙人生的真相,获得人生的自由与解放。相对于内隐、完整和纯洁的“道心”而言“人心”是肤浅、割裂和有染的,是要减损和超越的对象。一般人之所以是凡夫俗子,就是因为其“道心”被“人心”所覆,本性被习性所染,因此修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减损这种覆染,最终使得道心成为生命的真宰并回到生命的自由、自然和自发,这就是老子所谓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是孔子所谓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佛家的“理事无碍”“解脱自在”。总之,人的所作所为皆从“道心”或真心本性中自然流露,没有丝毫的勉强与造作,无不体现出人道与天道的圆融。所以成圣成道绝不是外求的结果,而是“内在超越”,回归人性本来面目。这就是儒家所讲的“复性”“明明德”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道家所讲的“归根复命”“返璞归真”,佛教所谓的“明心见生”“妄尽还源”,也是十六字心传所谓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为天与人、道与心、体与用本来就是一体的。

   由此,中国文化立足于“心”或“道心”,体现出内圣外王的心学特质。《易》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系辞上》),老子讲“心善渊”,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孟子强调“尽心知性”,慧能在传统佛教“戒定慧”三学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中国的圣贤们正是藉由某种心灵修炼方法,潜入精神世界的深处,突破心与道、人与天、此岸与彼岸的界限,实现个体生命与宇宙终极本源的融通冥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乃是一种注重“心”的功能与意义的心学或“心文化”,也是一种将“心”的本体论、工夫论和境界论融为一体的体验式形而上学思想体系。

   人内在的生命价值必须通过个体的修行才能得以实现,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强调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或本体、工夫与境界的融合。它是一种带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修证实践,试图通过某种身心体验活动实现生命的转化和对宇宙真理的领悟。中国文化注重的不是逻辑推演或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对天地大道的直觉与亲证。作为东方独特的实践方式,修行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内心证验的方式达到以心契道、天人合一和超凡入圣的境界。大道玄微,隐于形上,无相无迹、无声无臭,超越感官经验和言语名相,非“人心”所能及,唯有冥心内求、回光返照,才能对其进行直接地心证。儒、道、佛等各家的修证方法尽管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要领,那就是由“人心”返归“道心”,用古人的话讲就是“人心死道心活”或“心死神活”。以下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大学》经文中提出的“三纲八目”,被看成是儒家思想体系和个人进德修业的指导纲领。其中的三纲“明明德”“亲(新)民”“止于至善”将本体、功夫和境界融为一体。“明德”是指人人本具的光明德性即“道心”,但其受到后天习气的蒙蔽,所以要经过修养功夫恢复其本有的光明,这就是“明”明德。在此基础上,还要推己及人,引导更多的人日新其德,革新其心,彰显其固有的明德,是为“新民”。这其实也就是儒家推崇的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明明德”是由“修己”的功夫而达到“内圣”的境界“新民”则是由“安人”的德行而达到“外王”的功业,如果这两者都做到了圆满并实现统一,就是最高的“止于至善”境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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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岳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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