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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更加不确定的世界,更加确定的中国外交

更新时间:2019-11-13 07:41:01
作者: 王存刚  

   内容提要:世界始终具有不确定性,这与构成世界的事物的运动性和复杂性、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等因素有关。多方面现象表明,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较以往更为显著,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外部环境。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当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此后中国外交的演进过程虽不无曲折,但其确定性日益增强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为继承1949-1978年间形成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外交的确定性特质进一步彰显,具体表现为国家身份的界定更加具体系统,外交目标和任务更加明晰,外交总体布局更加完整,外交体制更加完善,外交姿态更加进取。中国外交确定性特质的持续彰显,与中国共产党秉持的科学思想方法、对历史规律的深刻认识、对世界基本特点的正确判断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念等因素有关。已经学会与不确定性打交道的中国外交未来将继续彰显确定性特质,这对于回应“世界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向何处去”两大议题是十分必要的。

   关 键 词:当今世界  不确定性  当代中国外交  确定性

  

   研究中国外交,必须高度关注并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因为中国外交的战略、政策及中国的对外行为既取决于世界的现况和走向,更取决于中国对这种现状和走向的认知和反应。正确的外交战略、政策和对外行为源自中国对世界现况和走向的科学认知和恰当反应。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首先从一般意义上探讨世界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及其根源,继而描述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回顾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面对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国外交持续彰显确定性(certainty)的特质;特别是重点描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外交在国家身份界定、目标和任务、总体布局、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新变化,系统分析中国外交持续彰显确定性特质的原因,并对中国外交的未来走向做出判断。

  

   一 世界始终具有不确定性

  

   (一)不确定性的含义

   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不确定性,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机统一体。所谓确定性,从本体论角度看,是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随便发生的,每件事都有理由,并且是遵循必然性”。①换言之,确定性是指事物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呈现确定不移的状态,“表现为自然和社会物质运动和发展的既定性,即铁的必然性”。②而从认识论角度看,确定性是指与客观事物相“对应的信息与知识是没有错误的和完备的”,③因而未来的一切事件都是已定和可知的,具有先验性特征。所谓不确定性,从本体论角度看,是指“物质运动的非重复性、非决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从认识论角度看,则“是指一种有疑问、知识不完备乃至无知的状态”,④认知主体不能确切地知道某一事件或某种行动变化的后果;或者按照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说法,是指人们“缺乏有关过去、现在、将来或假想事件的过程的确切知识”。⑤

   人类对世界确定性的追求具有久远的传统。在西方,从泰勒斯(Thales)到笛卡尔(Rene Descartes),从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到牛顿(Isaac Newton),确定性学说曾经主导哲学与科学发展史长达数千年。在东方,情况大体类似。可以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乃至生活习惯,确定性早已“渗透进人类文化生活,渗透进人的思想深处”,⑥渴求稳定和秩序、畏惧紊乱和失序,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但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系列新发现以及由此建构的新理论,彻底动摇了确定性观念、思维和相关学说在人类认识领域的稳固地位,具体地说,“相对论消除了关于绝对空间和时间的幻想;量子力学则消除了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式梦想;而混沌则消除了拉普拉斯关于确定式可预测的幻想”。⑦与此同时,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现实世界的不确定性特征日益凸显,人类不得不虚心学习、努力习得与不确定的世界的相处之道。

   (二)导致世界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

   第一,与构成世界的事物的运动性有关。所谓运动,是“指宇宙间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简单的位置变化到复杂的人类思维,都是物质运动的表现”。⑧关于事物的这一本质属性,恩格斯曾指出:“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⑨运动意味着变化,即“事物在形态上或本质上产生新的状况”;⑩也蕴含着发展,即“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11)而变化和发展又总是与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因此,中国古代哲人庄子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12)古希腊思想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也认为:一切都存在而又都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失。(13)

   第二,与构成世界的事物的复杂性有关。“复杂”(14)一词具有两方面含义:在本体论意义上,它是指事物的组成多且杂;在认识论意义上,它是指事物难以理解和解释。当代美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在一本开复杂性研究之先河的著作中写道:“世界的复杂性是影响着我们的某种意义深刻而又深远的事实。复杂性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乎系统组成要素的数量和种类多样性的问题,以及是关乎相互关联的组织构造和运作构造的精巧性的问题。”在雷舍尔看来,“任何系统或过程——任何完全由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复杂的。因此,事物的所有样式或多或少是复杂的”。雷舍尔还认为:“复杂性或大或小已经遍及真实存在的所有领域。复杂性也同样属于虚幻想象领域。”(15)简言之,无论是在自然世界还是在社会世界,无论是在物质世界还是在思维世界,复杂性无处不在。

   第三,与作为认知主体的人类能力的局限性有关。古往今来,人类虽然一直在努力寻找确定性,(16)但却总是与不确定性如影随形,其主观原因就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认知对象即事物的运动性和复杂性极容易造成人类所掌握的关于认知对象的信息不完整(incomplete information),从而产生“原像与映像之间的不完全对应性”,由此,“人们根据物质运动的已知状态,难以推测与断定未来即将出现的状态,即使做出某种推断或预测,其结果也是概率性的,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的具体情况”。(17)

   第四,与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的复杂互动有关。同作为认知客体的世界的复杂性相类似,认知主体本身也具有复杂性或者说是多样性,体现在性别、种族、民族、阶级、阶层、宗教信仰、文化归属等多个方面。因此,认知主体观察认知客体的角度和层次、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所秉持的理念和所采用的思维方式等,均可能造成认知主体关于认知客体的知识的差异。而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差异及彼此间的互动引致人类在思想领域的纷争以及在实践领域可能的摩擦乃至对抗。

   世界的不确定性曾使人类的预测能力屡遭挑战、饱受质疑。仅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20世纪初,人们未能预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世纪末,人类也未能预测到苏联的解体;21世纪初,人类又未能预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即使是在确定性相对较高的自然科学界,人类同样无法对自己的预测能力表现出足够的自信。20世纪20年代,大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Karl Heisenberg)曾写道:在因果律的陈述中——“若确切地知道现在,就能预见未来”,错误的不是结论,而是前提。我们不能知道现在的所有细节,是一种原则性的事情。(18)由此,他提出著名的“不确定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并深刻影响了后世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自然科学家对于不确定的研究和阐发又深刻影响了同一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就诞生了不确定性经济学(uncertainty economics),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Jr.)、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等著名经济学家都曾对不确定性做过深入研究。(19)就政治科学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不确定性问题,前文提到的安东尼·唐斯即为其中之一;到80年代,国际关系学者也开始探讨不确定性问题,并于90年代将其发展为本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仍不时有国际关系学者就这方面的问题发表见解。(20)人们已经认识到,研究不确定性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世界不确定性的认知和把握有助于人们以恰当心态与合理方式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命运,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关系,看待和运用既有的知识产品,既不至于盲目乐观自信,也不至于过分悲观失望,且能够在知识生产领域有效规避绝对主义、教条主义的侵扰;(21)而从特殊意义上讲,特别是对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不确定性构成了一个永恒却又迫在眉睫的挑战——如何理解国家某一行为(或者非行为)的直接和深层诱因”。(22)因此,对不确定性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应当放在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位置。

  

   二 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表现及根源(23)

  

   当今世界是历史进程中的世界。它除了具有一般世界的基本特点外,还具有某些新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直观地看,就是当今世界更加动荡,更加不稳定,因而也更加不可预测。这种更大的不确定性深刻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演进方向。

   (一)当今世界不确定性的具体表现

第一,全球秩序转型的时间跨度显著拉长,大国战略博弈空前激烈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秩序进入新一轮转型期,其表征就是全球力量对比即通常所说的世界格局显著地发生变化。冷战结束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格局是所谓的“一超多强”。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形成,全球力量对比较以往更为均衡。不过,发达国家的相对力量、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总体上虽呈相对下降趋势,但仍存在局部反弹的可能性,特别是其绝对力量仍在缓慢增强;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虽然同步上升,但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一超多强”的全球力量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24)与此相对应,二战后形成的以自由主义为基底的全球秩序虽已逐步失灵甚至出现局部塌陷,(25)但并未被“随意舍弃”,更不可能被“推倒重来”。(26)因此,新的全球秩序短期内尚难以定型,全球秩序转型的时间跨度显著拉长。历史经验表明,全球秩序转型期往往也是矛盾积聚期和冲突高发期。这是由于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在心态、目标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相互抵牾所致。故而,转换期也是危险期。加之此次全球力量重组发生在“大国无战争”的背景下,其间各大国间的关系较历史上类似阶段可能更加微妙、更加复杂,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更为激烈。这从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主要大国关系的大幅震荡可见一斑。尤为引人注目且影响甚大的是,2016年年底毫无从政经验的地产商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极具政治经验而为各方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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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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