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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爱民:“整合”与“引导”:国家认同的秩序逻辑

更新时间:2019-11-13 07:25:06
作者: 暨爱民  

   内容提要:国家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呈一种互证互进关系,国民因为国家政治系统合理合法而认同国家实体,国家也以国民之认同和支持来证明并增进其合法性。在多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认同促进国内政治、社会的一体整合,消解分歧与冲突,引导对民族、地域、宗教等次层级认同的正确方向,调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体现出国家认同作为国民政治屋顶建构和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与秩序逻辑。

   关 键 词:国家认同  政治合法性  “整合”与“引导”  秩序逻辑  national identity  political legitimacy  "integration" and "guidance"  order logic

  

   在现代政治理论框架中,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反映的是国内不同民族的国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就是,来自国内不同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构成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其提供合理性、正当性论证,铺垫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心理和精神前提。以此而言,国家认同体现了现代国家的生命与意义,成为国家实体与国民身份两者互存的条件,彰显出民族国家建设中的秩序逻辑。本文主要基于国家认同与政治合法性之关系,结合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讨论国家认同在国家建设中的整合机制与引导功能,揭示国家认同所蕴含的秩序目标及其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认同之关系

  

   依建构国家认同的生物性、文化性和制度性三要素及它们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位置与功能机制来看,[1]讨论国家认同在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应该从国家政治的合法性与国家认同的密切关联开始。

   对国家而言,所谓政治合法性,就是指国家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往往通过民众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赞同与支持而获得并表现出来。在观念史上,“合法性”的实际内涵或许更为具体。早在古希腊时期,政治合法性就已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政治学家视为划分政体的标准。到古罗马及中世纪时,合法性成为国家政治统治有效的基础和解释工具,任何国家的统治者,都必须努力使广大民众形成一致的对国家的情感、服从和效忠。至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则在抨击传统政治统治合法性及其依据的同时,思考社会契约的理论和近代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基础等问题。沿几乎相同的理路,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国家的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P239)这里要说明的是,在韦伯关于政治合法性的认识中,其实并没有所谓正义、真理等内涵,他所强调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素质、性格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即前者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以及后者基于政治合理正当而产生的对前者的信任和忠诚。据此,韦伯认为“凡是被大众所相信的、赞同的,能保持大众对他的忠诚和支持的统治,就是合法的统治。而历史上任何成功的、稳定的政治统治,无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合法的”。[3]显然,韦伯将国家政治的合法性与国民的国家认同几乎等同起来。

   马克斯·韦伯的结论是建立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经验基础上的,且由其政治合法性理论可以推导,民众认同国家的政治法律,即意味国家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获得。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之下,民众对国家法律法规的遵守,往往都是建立在自愿、自觉的基础上的,而非“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的结果。[4](P35)当然,欲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一个政权可以有很多的规划和途径选择,如合理的政治制度,具有魅力的政治领袖,让人容易接受的意识形态,使民众受益的具体政策,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与社会经济改革,等等。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经验来看,在这些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和要素中,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显然分量最重,对形塑民众国家认同之作用也更大。

   历史地看来,从古代王朝国家到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其政治合法性的建设。这主要还是基于国家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目标,即欲使国家、社会运转顺畅,国家认同的作用就不能忽视。如戴维·伊斯顿在国家认同、政治合法性与国家内部的安全、团结和稳定要求三者的关联中,看到了隐于其中的心理动力学机制——国家认同力量的发挥。他认为,“共同体内的相互政治认同感情”能够团结成员,“容忍内部的激烈争端”,从而避免“对共同体的完整造成危害,在取得互相认同的感情时,成员似乎也制定或吸收了有益于他们长期维持一个团结团体的行为规范和约束措施”。[5](P391-392)这种认同协调、解决共同体内部的冲突与分歧,将共同体内部不同的个体团结成一个紧密的团体,彼此容忍,共同遵守一致的行为规范,维护共同体的完整性。

   戴维·伊斯顿的发现与解释,有助于我们建立对国家认同与国家政治合法性逻辑关系的清晰理解。它或可表述为国家认同的形成就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逐步确立的过程。国家在其建设过程中,逐步满足民众对正义、安全、稳定、秩序等公共产品的要求,民众亦根据其要求的满足情况来确定他们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赞同、服从和效忠,也就是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表现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程度。

   在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内在向度上,国家认同与国家政治合法性之间呈一种互证互进关系,任何国家的国民是因为国家政治系统合理合法才认同该国家组织实体的,国家也正是凭藉国民的这种认同和支持来证明并增进自身的合法性,开展国家、社会治理,从而使国家、社会处于安全、稳定的秩序之中。由是不难理解,立于国家认同背后的其实就是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国家认同建构的本质也就是国家政治合法性建构。

  

   二、从国家认同到政治、社会的整合

  

   实际上,东西方历史上不同形态国家的具体演进,已经展示出了国家认同对作为国民政治屋顶建构、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与秩序逻辑。无论是古代王朝国家还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其政治系统都必须获得国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样国家才会合理正当。否则,这个国家实体、政治体系的运行都会成为问题。一旦国家认同出现危机,国家政治的基础发生动摇甚至丧失,以政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系统则难以有效运转,国家统治与秩序将面临严峻挑战。

   在国家认同体系的内在结构中,政治认同是核心,体现国家认同的本质,依其作用机制与逻辑进路,可以清理出国家认同之于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系统的突出贡献。也就是,通过一体性的国家认同,促进社会心理的一致化,即如前文引戴维·伊斯顿所言之“取得相互认同的感情”,以此“容忍内部的激烈争端”,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纳入同一框架之内,自觉调和内部政治与社会的差异和分歧,达成能共同遵守的规范,从而实现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整合,深化人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信任和支持,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国内各民族的向心力。

   看起来,这貌似一个复杂的逻辑链。简单地说,国家认同就是在国家合理性基础上建构出广大民众对所属国家的身份感、价值肯定及其选择取向。然而,认同不仅仅是一个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它还有经由一致的心理确认后传导而来的外在行为,认同的力量也最终通过这种形于外的具体实践来传递和表达,将充满差异的社会“拢聚”一起,诉求共同的国家目标。也正因此,国家认同应该还有国内各族民众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关于国家的信任、服从、支持和效忠等具体的行为实践。如前文关于政治合法性与国家认同关系之讨论,人们之所以认同并效忠于国家,核心前提是这个国家政治的正当合法。也就是国家这个政治实体最大限度地保障、维护国民的安全、应有的权利和更好的生活。这样,民众才会形成认同国家的心理、情感态度,并付诸相应的积极行为,以此赋予国家统治施政的国民基础。也就是,在具有合法性的政治系统之下,人们同意、接受并乐于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自觉整合国民内部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种种差异与分歧,凝聚民心、民力,维护国家的政治统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各种秩序。

   观诸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认同经验,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当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处于种种不利环境之中,于外,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并不认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国家政治、社会的一体化任务也未完成。但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新中国,很快就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认同,实现了国家社会的高度整合,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最终为国际社会全面认同。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呼应了中国社会的心理需求,巩固、深化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增强了国家的合法性,各族人民积极参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根据其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具体实际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团结,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凝聚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情感,在不断增强的一体的国家认同之下,协调少数民族内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推进民族地区的政治与社会整合,抵御狭隘的地域认同、族群认同和极端宗教认同与西方敌对势力对国家认同的削弱,以及“分裂”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企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正是基于国家认同作为“社会行动的直接或潜在的驱动力”,[6]于国家政治、社会的整合,国家政策法规、措施的贯彻执行,各民族团结和多民族国家统一与安全作用重大,国家认同建构也就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角度言,国家认同的确立,使国家政权组织在施政过程中,能有来自作为国家基础的各族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由于这种表征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信任和支持,是民众之于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自觉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各族民众自愿且积极的行为,所以,国家认同也就成为各族民众在实践中直接或潜在的驱动力量——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各族人民作为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主体,形成了包括对国家政治制度、政策措施和各项法律规范等的一体认识和观念,调和各族人民在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分歧,凝聚共识,积极投身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国家则在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经济政策的运行中,由于有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而可以减少对暴力方式或强硬手段的依赖,更多地借助人民的政治、历史、文化、民族、信仰等多元的认同要素,选取更为柔和或顺畅的方式来实现对共同体的社会整合,使社会不同要素通过某些机制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进而促进政治、社会一体化,以解决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和阻碍。

   美国社会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曾指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4](P36)在这里,阿尔蒙德虽然只是强调国家政治合法性、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以及国家政治法律制度运行的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并未直陈国家认同确立与国家社会政治稳定进而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是,阿尔蒙德之言却隐含了从多民族国家中各族民众一体的国家认同,到整合政治与社会分歧、确立共同目标,再到政治、社会稳定的逻辑关系。同时,国内也有学者基于国家认同这种社会整合的功能,直接将国家认同喻为国家政治权力的“蓄水池”,[7]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社会稳定。或言国家认同是“国家将各民族及其成员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心理纽带,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是国家认同的“本质要求和内在需要”。[8]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必须有国民之国家的认同先在。

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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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 2018,V52(9): 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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