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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9-11-11 21:59:48
作者: 包伟民  

  

   内容提要:宋代历史研究领域对理论方法认识的演进,是随着研究者的更新换代不断推进的。当前,在希望学术研究有实质性提高迫切心情的推动下,学界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理论饥渴症”。如果不再过分强调史观的政治倾向性,不妨从具体操作的层面去认识“理论”的特性与作用,即它是带有示范作用的研究的工具与方法。无论是从他民族历史研究所抽象出来的一些经典结论,还是现代社会科学所归纳的一些范式,都可以视做史学研究的范文而被借用。目前困境,除传统的教条主义弊病外,更在于对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各种学说的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真正能融会贯通地应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的尚属少数。除了提高对历史信息的解读能力等基本能力训练外,史学家们自觉、理性地思考如何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史学研究得以不断改进的基本动力。

  

   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因其能促进学者对相关学术领域研究现状的理性思考与批判,因此有特殊的意义,为学界所重视。笔者效颦,试图对近三十年来——大致上相当于自改革开放以来——宋代历史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略做回顾,并提出自己的一些思考。

  

   与专题讨论“理论”问题的高头讲章以及锐意推介域外新科利器的深瞻宏文不同,下文所述只是本人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形成的一些粗浅想法,借用数十年前颇为流行的一个词汇,亦即只是一些“朴素”的思想。本文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在“理论”上有什么建树,而只是为了与像本人一样持“朴素”立场的同行们交流思想,以求识者指正。也因此,本文的讨论,试图尽量以浅近的语言介绍自己的一些理解;所谓的回顾,也不欲做广征博引式的归纳,只是在梳理学术史发展趋势时,略举在笔者看来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以为例证,予以说明。

  

一、学术史

  

   宋代历史研究领域对理论方法认识的演进,主要与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直接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逐渐走向正常,学术研究也首次获得平稳发展的机会。当时史坛学术队伍的组成,领军者多为成熟于1949年之前、复经五六十年代思想改造洗礼的老一辈学者,一大批在五六十年代接受专业训练的中青年学者,则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力军,在经过政治运动长期压抑之后,迸发出惊人的学术创造力,促使史学研究很快呈现繁荣景象。由于受教育背景、政治环境以及当时中外学术交流不足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承续着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主流观念,宋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也就是,在史观方面,坚持此前学界归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著所得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过五个发展阶段的学说,认为宋代社会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理论方面,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重视阶级对立立场与阶级分析方法,坚持社会结构分析中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等等。落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前期的一些中心议题仍然受到不少学者的热捧,例如宋代在“长期延续”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在宋代产生,宋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民战争,宋初中央集权强化与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思想史领域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等等。

  

   例如,1980年中国大陆宋史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两年后,提交这次年会的论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论文集中,仅专题讨论宋代阶级结构与土地制度的论文就有8篇,占全书31篇论文的四成,比例可谓高矣。邓广铭在论文集《前言》中指出:“论文所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占比重较大的,是论述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或专就宋代封建生产关系中的某个侧面进行了考察。”①

  

   由周宝珠、陈振主编、出版于1985年的宋史领域的第一部断代史《简明宋史》,全书关于两宋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地位的论述以及将阶级斗争视为认识宋代历史的主线的结构安排,就相当明显地反映了作者的理论立场②。

  

   又如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谓那个时期宋史领域最主要研究成果之一的漆侠《宋代经济史》,作者在他的“代绪论”中,开宗明义地阐述了全书写作的指导思想:“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我国也遵循着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经历了以封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历史阶段。”接下来,在征引了一段马克思关于相同的经济基础,可能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的论述后,指出:“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又具有它自己的民族的特点,而不同于其他各国。”③因此,作者关于宋代经济史的讨论,就是集中在它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呈现封建经济制度共同特征以及我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不同于其他各国的民族特点这样两条主线展开。分析《宋代经济史》全书的叙述,作者坚持阶级分析方法,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意义以及商品经济在封建经济肌体中的异己性等等,这些在当时主流观点看来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本立场的内容,是一目了然的。

  

   与此同时,也许可以归因于1949年后三十年持续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更多的学者,尽管当他们在偶尔对历史现象做抽象分析时,受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潜移默化的影响时有表现,但是在主观上则开始更倾向于回避宏观理论分析的传统实证性研究,最为典型的就表现在对宋朝国家典章制度的研究中。分析这一时期关于宋史研究的论著目录就可以发现,举凡涉及赵宋国家职官、科举、行政、法律、军事、赋役、货币制度等相关方面,都有大量实证性论著刊出④。前引邓广铭为1980年年会论文集所写前言中,就又提到论文集中有“论述宋王朝所制订的典章制度”以及“少数关于史事考证和史籍校勘”的内容。

  

   出版于1983年的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可谓这一时期典章制度实证研究的典型⑤。虽然作者在书前《说明》中有“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机构,而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的点题,说明了他以阶级分析方法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立场,全书的章节编排与史事叙述,上编五章讨论兵种、编制与指挥系统,下编五章讨论募兵制、装备、通信、后勤、军费、军法与军政,则完全围绕着典章制度的实证阐释来展开,一无空言,基本不延伸做抽象分析。此外,这一时期所出版的宋史研究论著,不少是老一辈学者的旧作,如聂崇歧的《宋史丛考》⑥、陈乐素的《求是集》⑦等,更增强了求实学风的氛围。从80年代末起,当时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在徐规教授的推动下,开始执行《宋史》各志的补正计划,先后完成《职官志》、《选举志》与《食货志》的补正工作⑧,可以说是实证研究学风的集中体现。1989年,文科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在第5期刊出程溯洛考据专文《〈宋史·回鹘传〉补正》,可被视为当时学界氛围的导向标。

  

   大体上讲,上世纪80年代可谓近三十年学术史发展的第一阶段。接着,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开放、海外文化影响扩大以及人们对传统理论方法的不满足感日甚等原因,史学领域也慢慢开始出现努力寻求新颖解释工具的热潮,构成了当时所谓“文化热”的一个侧面。这一文化热大致在80年代中期发轫,后来渐次影响到史学界,一些学者热衷于尝试用一些新颖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读中国传统历史⑨。在宋史研究领域,“文革”后招生的研究生已陆续毕业,加入了学术研究队伍。不过,可能主要是受师辈的影响,大多追随求实学风,由“文化热”所带来的对史学新方法的探求,在宋史研究领域表现得并不明显。

  

   进入90年代中期后,主要是随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中国大陆宋代历史研究的基本格局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更新。当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代表性学者都撰文讨论相关领域的成就与现状,对这种新格局已做了不少梳理⑩。归纳而言,学术史的新格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理论思考,另一则是新的研究议题。

  

   所谓新的理论思考,指学者们开始更加主动地思考:研究中国传统时期的历史,究竟采取哪些研究方法更为合适,更为契合中国历史实际?或者通俗地说,更“有用”?除少数学者外,多数研究者都更倾向于在传统的理论方法之外,尝试着从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去寻找新的分析工具。正如李华瑞所指出的,“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前辈学者或谢世,或退休,旧的范式危机开始显露出来——土地制度、租佃制、地租形态、封建社会、农民起义、阶级关系等以往讨论的问题和理论范畴大都被中青年学者回避,而新的分期理论没有产生”(11)。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下近十几年来宋史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论文,就可以发现,几乎大多数当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借用到本领域的研究中来了,至少从那些学位论文作者关于各自研究方法的陈述看是如此。以致某些似是而非的现代“学科”,也受到了年轻宋史学者的青睐,例如据称作为“中国特有的学科”“治安学”就是如此(12)。相对而言,当代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最受宋史学者的关注。邓小南就曾指出:“举例而言,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崛起,极大地拓宽了制度史的研究领域。目前大陆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界都对此有积极的反应,对于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或许也不无启发。”(13)笔者此前就曾在一篇综述性小文中提到过新制度经济学在宋史研究中推波助澜的例证(14)。李立也认为:“至于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对权力的分配和实际行使等进行动态方面的考察,直到近些年才真正得到学者们的关注。”(15)不过总体看,不那么刻意于理论方法的考证式史实阐述,仍在刊出的论著中占有最大的比例。与此同时,由于多年的灌输、传播,传统理论范式的影响根深蒂固,常常在一些论著中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例证不少。

  

   相对而言,形成近年来学术史新格局的主要表现,还在于学者们对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上面。正如李华瑞所归纳的,“建国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宋代经济史、典章制度和人物评价一直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文化史,渐次成为新的研究热点或增长点,士人阶层、家族宗法、性别观念、民间信仰、社会生活、基层社会、地域文化、宋学诸学派等课题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6)。邓小南曾逐项举例,说明“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的态势。例如她谈到社会史:“新的研究领域迅速发展。得风气之先的是对于宋代区域(例如太湖流域、福建江西等地区)、人口、移民、家族、基层社会、地方精英、乡村势力、民间信仰(美国、日本学者有不少研究,国内亦有讨论国家祭典与民间祭祀、祈雨、地方神灵崇拜的著述及博士硕士论文)以及妇女史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宋代的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的重建,都有积极的意义。”(17)此外,她还以宋代思想史等为例,说明了“传统研究领域的新取向”。

  

   当然,前述两个侧面是相辅相成的。新理论方法的应用,主要是在学者们对这些新研究领域的探索中体现出来。当前中国大陆宋代历史研究领域仍然持续着这种态势。

  

二、“饥渴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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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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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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