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昌廷:亚当·斯密的前世今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3 次 更新时间:2019-11-11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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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昌廷  

1723年6月5日,苏格兰法夫郡科卡尔迪,亚当·斯密来到人世间,没有人会想到他日后会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成为影响中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奠基人物。


亚当·斯密被称之为经济学之父、经济学的鼻祖,但同时他也是非常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他终生的密友休谟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著有《人性论》和《大不列颠史》。斯密最先也因哲学而誉满苏格兰以及整个大不列颠王国,他最先在大学里讲授的也是逻辑学、伦理学、道德哲学,后来才逐步转向经济学,最初也是被聘任为道德哲学的教授,1759年,36岁的他就正式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就是前任总理的枕边书,另一本枕边书是《沉思录》。


斯密在大学里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关于自由贸易的初步想法,在格拉斯哥大学待了10余年后,斯密当时被聘为英国公爵儿子的私人家庭教师,然后又跟随公爵和他的儿子到法国游览观光访学交流,直至1764年公爵的弟弟被法国人刺杀在街头而重返英国,回到英国后,斯密没有再次进入大学讲授他的学问,而是潜心整理他的第二本著作,历经12年于1776年出版了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本书不仅令西欧权贵们疯狂,更令北美殖民地人民疯狂,也令今天的我们痴迷,好像没读过《国富论》,就不知道经济学所谓何事一样。


同时期的东方,斯密出生的哪一年,雍正皇帝刚刚登基,开始实行影响康乾盛世的摊丁入亩政策,人民的赋税开始有所减轻,人口开始缓慢增长,彻底改变了中国千年以来人口增长的波浪曲线,开始走螺旋式上升增长的道路。雍正执政13年后,乾隆皇帝统治政权长达60年,实际上更长一些,这时期的清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南平大小金川叛乱,西破准格尔,北和俄罗斯公国修好,国内统治日趋稳定,文化领域的控制胜过以往。如果斯密出生于中国,恐怕很难有今天的辉煌,当时的东方尚没有出现大学,号称千年名校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与西欧的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以及斯密任教的格拉斯哥大学有着天壤之别,思想言论所处的环境远不及他们宽松,但历史不可以假设,而且斯密的努力和讲学也是为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上层服务。


大学毕业以后斯密以及斯密接触的朋友,基本都是当时英国政权的上层人物,包括他的密友休谟,也曾在英国驻法国大使馆里任职,聘任他为私人家庭教师的公爵,地位更为显赫。英国的爵位制有点类似中国清朝的爵位制,都是分封制,从爵位分封来看基本能显示出和国王或皇帝的亲疏。不过英国的贵族强调传承继承,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英国的公爵,女王不定时期的也会封爵,公侯伯子男,那是有着严格等级的,有着显明的身份象征的,授予公爵的一般都是给国家做出过突出重大贡献,而且还必须是王族,公爵的长子继承后爵位降一级,授予候爵,侯爵大多数也是封疆大吏,这和当时满清时期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的等级比较相像。


聘任斯密为家庭私人教师的就是公爵,公爵给与斯密的薪资待遇基本是他在大学任教的4倍,而且该终身给予斯密每年300英镑的津贴,优厚的待遇可以使斯密安心的研究自己的学问,不用为生计而发愁。在法国放学观光期间,斯密接触了很多名人,比如说魁奈、杜尔哥、伏尔泰,甚至还包括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富兰克林,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基本都有公职身份。


斯密的家庭环境其实也很不错,应该说最起码属于社会的中产阶层,父亲是一名律师,同时还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科卡尔迪的海关监督,斯密晚年的时候也曾短暂的任职海关监督,母亲出生于豪门,也比较长寿,先于斯密6年离开人世。但不幸的是,斯密还未出生,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斯密终生未娶,除了工作,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关于斯密小时候的成长记录,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斯密呈现给我们的是两张面孔,一张是内向型的,一张是外向型的,但很多资料都显示斯密读书时期记忆力超人,同时善于观察,放到现在,肯定属于天才儿童学霸一类的学生。因为斯密不到15岁,1737年10月就到格拉斯哥大学学习了,这所大学是英国西北部一所规模很小却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学。4年以后,斯密获得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然后进入牛津大学继续学习,每年的奖学金有40英镑,斯密牛津大学毕业后被聘为爱丁堡大学教授的时候,年薪是170英镑,从这个比例来看,40英镑算是高收入了,足以保证斯密无忧的搞完学业。


斯密在牛津大学攻读了6年,从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到1746年8月离开牛津大学,斯密在大学整整攻读了十年,按照我们当前的学制来看,刚好是完成四三三的学习,从本科到取得博士学位毕业,而这时的斯密才23岁,23岁博士毕业,这足以让很多在读这篇文章的人羡慕汗颜。所以说,出名还是要趁早,越晚机会成本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回到家乡待业两年后,斯密被评为爱丁堡大学的讲师,主要讲授英国文学,他本人对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特别喜爱,但后来学校调整课程设置,斯密开始撰写经济学讲义。西方大学和我们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有很大的不同,那是他们的课程有点类似国内大学的选修课,教授们开设一门课程,学生们自由地选择去听谁的课程,如果说你开的课程没有人听,那就得关闭;斯密能在爱丁堡大学成功开设英国文学课程,至少从侧面反映了斯密的文学造诣,最起码也能说明斯密讲授文学课程的时候,学生们大多是不反感的。


两年后,27岁的斯密人生再上台阶,从爱丁堡大学跳槽到格拉斯哥大学,当时大学的教授都是有席位的,学校根据实际需要聘任教授,如果某个席位一直有人占着,后面的人机会是很少的,比较巧的是1750年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劳登去世了,斯密顺利地被聘任为该校的逻辑学讲授,这是经过大学评议委员会全体委员一致同意的。按照当时苏格兰的学科门类划分法,逻辑学包括修辞学和文学,道德哲学包括法学和政治学,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两年后,斯密就包揽了学校的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席位的教授。


今天的英国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爱尔兰在100年前一分为二,南爱尔兰就是现在的爱尔兰,继续留在英国的称北爱尔兰,南北总是搞不到一起,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英格兰算是正统,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是被合并到英国的,斯密出生成长的地方就是苏格兰,斯密出生的时候苏格兰刚被吞并也就二三十年,人心还很不稳定。苏格兰作为历史上的独立王国,虽然在管辖区域内自治权很大,但也一直想独立,2014年和2017年组织了两次全民公投,结果显示大多数选民还是同意维持现状。


和斯密人生有过交际的这几所大学都非常不错,都是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目前还有好几所属于全球20强大学,比如说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爱丁堡也是当时苏格兰的首府。这些大学比我们的清华北大还要强,在英语圈内也属于前10的大学,英语圈最古老的前6所大学分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排在第四名的就是格拉斯哥大学,爱丁堡大学排在第6名。爱丁堡大学还曾在18世纪超越牛津剑桥而成为引领欧洲学术发展的第一大学。这些大学就像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和我们的C9大学一样,都是国内顶尖的高校,都有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梦。


我们从斯密27岁成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席位的教授来看,斯密30岁以前的人生简直像开了挂一样,一道亮丽的人生风景线,30岁的已经是功名利三收,国内985大学哲学讲席首席教授,优厚的薪水待遇,讲课又是那么的受学生欢迎,换成我们,是不是已经膨胀到不知天南地北了。



斯密的晚年反复修订《道德情操论》,前前后后共修订了6次,对于《国富论》,则过多的是完善的角度。大学时期,为了凑热闹我也曾经买了一本《道德情操论》,但翻译的不是很好,加上作品本身艰涩难懂,语言风格又和我们的白话文差别甚远,读起来非常困难,全书总共七章,最终只读了前两章。《国富论》也多次有所涉及,这是一本任何经济学基础课程都绕不开的著作,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理论基石非常厚实,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但这两本著作在人性论的立论基础上却是相互矛盾的,《国富论》着重解释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增加财富,斯密和重农学派的观点相悖,引入市场经济的概念,他认为市场上的一切交易都是利己的行为,人性是自私的,人只有利己,市场上的交易行为就会发生,“屠夫”、“酿酒师”“面包商”给我们提供食品,他们不是出于仁慈,而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得到回报。看到这里,我们也可以从张五常的《卖桔者言》中看到类似的解释,感兴趣的话可以读读大师的作品。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认为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医生给病人治病,在职业道德上有约束,但主要是利他行为。


后来斯密也解释了,虽然人人都有一颗自利的心,但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的这些行为,在强调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加与逐利的过程中,斯密的研究前提是经济人假设,人是理性的,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追逐更大更多地利益。在道德哲学的研究中,人是感性的,人人皆有同情的道德观察能力。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所说“要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要左手拿《国富论》,右手拿《道德情操论》,而而且一定要右手为大。”


斯密生活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他倡导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当时社会上也有那样的认识,有本小册子《东印度贸易之考察》,“我们的国内需求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得到供应。只需付出轻松细微的劳动,我们就可以品尝阿拉伯半岛的香料,却从来不用感受培育它们的酷热阳光;我们可以享受丝绸,却从来不用我们的双手去纺织;我们畅饮葡萄酒,却从来不用种植葡萄树;这些矿产财富是我们的,我们却从来没有挖过一锹;我们只是深耕土地,然后收获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果实。”


其实我们看看通过工业革命崛起的英国多么的霸道,通过不平等的全球分工自然地占据了工业链条的顶端,严重破坏了殖民地的工业经济体系,比如说印度,可能不适合种植棉花,但是没办法,英国需要原材料棉花以加工棉纺织品,然后收购定价权还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被殖民地区属于典型的出力没讨好,这样的工业链条,只能使强大的更强大,弱小的更弱小。非洲为什么穷,因为近代以来他们基本都是原料和劳力输出低,欧洲是产品输出地,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日后他们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1840年,英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法国占12%,英国占11%,近代以来,大航海时代、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的发生造成了东西方世界的拐点发生,一个开始走上升路线,一个开始走下坡路线,曾经强大一度衰落的要复兴,我们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工业革命打开了现代化的大门,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有三个非常牛逼的人,牛顿、瓦特、斯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三代定律标志了科学时代的到来,告诉人们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而且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给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信,面对自然的迷惘和恐惧开始减退。而瓦特则解决了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动力,甚至历史上有时将工业革命称之为蒸汽机革命,动力问题解决了,才有今天的汽车火车。如果说牛顿制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瓦特则是钥匙打开了工业革命的大门,斯密就是挥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工业革命的推进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斯密和休谟是终生的密友,他们两个都是苏格兰人,休谟比斯密刚好大12岁,属于同一个属相,两个人都是少年成才,天才儿童,休谟26岁在在法国定居时就完成了《人性论》,这部著作也成为了哲学家休谟的代表作,所以斯密在牛津大学就读时,就被休谟圈粉,偷偷地阅读休谟的作品。但因为休谟是无神论者,当时的大学大多都受制于教会,斯密阅读休谟的作品也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斯密晚年对待休谟遗嘱的谨慎和冷漠态度也可以看出来。论哲学,休谟要比斯密名望大,论经济学,斯密远胜过休谟,但从总体上看,斯密的生活质量水平和幸福感要比休谟好的多,经济收入上斯密比休谟收入高,社会地位上因为斯密知道趋利避害,所以也比休谟混的好。当斯密成为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时,对休谟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休谟自己也一直想得到教授讲席,但我们都知道,有哲学思想的人一般都比较固执,特别是有着显明思想的哲学家。


有时候我就在想,是做一个理性的人舒服还是做一个感性的人舒服,随心而欲,理性的人有着条条框框的道德约束,人被放置在道德的高低被人们所审视,感性的人在世人看来则是不够圆滑,不懂人情世道。读哲学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唯心主义的人真可爱,唯物主义的人真教条,古代哲学史上很多被贴上主观唯心主义的人都很可爱,比如说王阳明。


1740年,17岁的休谟通过他的老师认识了29岁的休谟,已经出版《人性论》的哲学家休谟,然后两人开始了长达36年的交往,直到1776年《国富论》出版到休谟去世,出版后斯密第一时间给休谟送了一本签名版的书,上面写着,请休谟先生斧正。休谟拿到书之后,很快就阅读完了全书,然后给斯密回信说,写得好,真出色。这是一部您自己、朋友和公众都殷切期待的著作,它的出版顺利是否一直牵动着我的心,现在我可以放心了。


因为休谟在病危之前也一直担心自己著作的出版,因为书中很多观点和当时的教会相悖,休谟活着的时候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也怕影响自己的朋友,那本《自然宗教对话录》迟迟未能出版,也正是因为教会的攻击,休谟一生都没有进入大学任教,而是长期做伯爵的私人秘书。晚年的斯密住在伦敦,休谟住在爱丁堡,两人长期以书信交流,有时候也相互去彼此的城市看望对方。休谟和斯密还有一点共同的地方,两人都是终身未婚,不同的是休谟虽然未婚,但风花雪月之事并不少。


1776年1月4日,休谟立遗嘱,将自己的全部书稿毫无保留地交付斯密处理,但是斯密一直不接受,总是绕着弯的拒绝休谟的请求,斯密当时声名正旺,他害怕接受遗嘱会给他带来声誉的影响,尽管休谟最后已经是央求斯密了,什么时候出版出版与否都由斯密决定,就是这样,交往了36年的斯密也没有答应休谟的请求,最终休谟只能无奈地将书稿版权交付给书商和他的侄子,童年8月25日,休谟去世,最终《对话录》也出版了,意外的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


其实斯密对挚友休谟的评价非常高,接近于一个全智全德的人,但休谟病危到去世两人的交往,斯密则显得异常谨慎冷漠。休谟去世后,斯密的人生继续开挂,55岁斯密还当上了海关专员和盐务专员,年薪600英镑。直至1790年7月17日斯密去世,去世前两周,他销毁了所有未出版的书稿,他的墓碑上写着,《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安眠于此。


100年后,它来到了中国。当时恭亲王奕䜣奏请创建了同文馆,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的同文馆,北京大学的前身,同文馆开设的课程中介绍了《国富论》,最早的中文译名是《邦国财用论》。1902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了中文版本,但仅仅是作为改革变法所翻译的,而且采用的是文言文,所以也没引起什么反响。1931年,《国富论》第一次国人面世,以白话文正式出版,而它在中国大放异彩,是从30年前开始的。


所有的金钱都是一种信念(亚当•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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