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和冲突性一面显著增强，但中美经贸关系深嵌于全球化的价值链中，中美仍然存在共同利益，且对全球经济肩负重大责任。中美竞争性增强导致经贸关系越来越带有权力斗争的含义，但用现实主义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却缺乏解释力，中美贸易既不是中国权力增长的主要原因，也不是美国经济衰落的根源。在看待中美实力此消彼长时，要从手段和目标上正确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不仅调整对华经贸关系，也在调整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传统上认为，当选政府普遍代表一国整体的国家利益，但与此有所不同，特朗普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更加优先考虑中下层的就业和收入水平，尽管其他目标仍然存在，但利益排序却发生了显著变化，而这将影响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在看待中美贸易战时，其他国家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根据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重新安排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因而，以政治盟友划线的传统做法已不能用来分析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他国家的选择。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特朗普目前的政策难以实现预期效果，但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地区经济关系产生复杂影响。

　　 关 键 词：中美贸易战  贸易摩擦  特朗普政府  中美关系  战略意图  全球化  价值链  新冷战

　　 2018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指出，“中美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要有准确的判断。”①这一表述既是中国政府对近几年美国对华看法消极原因的一种概括，同时也表明各方在评估中美关系性质时存在重大分歧。在中美贸易战这一引起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中，各方普遍认为中国实力地位已迅速增长，但在分析中美双方的目标和动机时，观点却差异极大。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一种可信的原因在于各方判断中美关系所依据的理论有较大差异，依据不同理论进行前景推导，而得出了多样化的前瞻性结论。事实上，特朗普一上台，就有文献指出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经受重大考验。②由于中美贸易战仍在持续发酵，目前也很难说哪一种理论判断更能预测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张宇燕和冯维江就认为，中美贸易摩擦至少存在四种发展前景。③2018年11月7日，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的演讲中也明确提出，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就贸易争端达成一个可行共识的话，经济铁幕就有可能形成。④

　　 对于中美双方来说，都要评估引发彼此利益增减的因素到底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一方实施了一种旨在降低另一方实力地位的大战略。显然，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崛起为一个贸易国，确实是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发生的，中国经济增长也是美国多年来实施的大战略的部分结果，从美国方面来说，调整这一战略的确存在减缓中国崛起的可能性。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速又不完全是由美国恩赐的，而主要是中国政府实施了正确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充分调整国内体制以及吸收国际资源的产物。国际因素虽然至关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中国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在面对外部环境变革时，存在巨大的调整空间。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争夺权力，而是追求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常常忽视这一点，因而夸大了国家发展的权力效应。鉴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因此，将贸易战定性为争霸战，确实混淆了实力与意图之间的复杂关系。

　　 贸易摩擦本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种常态，但现在越来越成为大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产生了权力斗争的诱因。在中美关系中，经贸关系长期被认作是“压舱石”，是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器”，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人们反而担心贸易摩擦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中美关系动荡的源头，也害怕贸易战外溢到其他领域造成激烈争斗，颠覆中美关系。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旦爆发全面的贸易冲突，将显著恶化全球经济增长。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世界经济形势，对全球经济构成威胁。⑤2018年9月27日，WTO发布的报告也显示，2018年全球货物增速将降至3.9%，2019年则进一步降至3.7%，而4月中旬，WTO发布的报告还预测2018年货物贸易增速为4.4%，短短5个月内，全球经济形势已经明显恶化。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肩负特殊责任，中美经贸摩擦也已超出双边范畴，对维护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方向，双方存在共同利益。换句话说，中美贸易关系镶嵌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网络之中，减少或者增加任何一方的贸易地位，都有可能改变国际经济的面貌。正因为如此，仅仅从双边范畴讨论中美贸易摩擦是不够的，有必要从地区和国际体系层次考察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次影响。

　　 本文认为，尽管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性和冲突性显著增强，但是中美经贸合作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而且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越来越重要。尽管中美竞争性增强导致经贸关系越来越带有权力斗争的含义，但用现实主义的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缺乏解释力。本文第一部分将主要综述经济学家对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有关研究，分析中美贸易关系是否导致了中美实力地位的消长。第二部分将考察在实力地位变化后，中美看待对方的意图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第三部分则分析特朗普政府的特殊性，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准确理解特朗普政府所认知的国家利益内涵。传统上我们认为当选政府普遍代表了整体的国家利益，但本文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将中下层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置于最为紧迫的议事日程，尽管其他目标仍然存在，但国家利益排序却发生显著变化，而这将影响我们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在第四部分，论文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已经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方向也牵涉其他国家的损益，但其他各方并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根据与美国关系的亲疏远近重新安排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性质至关重要，传统的以政治盟友划线的做法，已不能用来分析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在最后一部分，论文总结了新全球化时代中美以及其他国家调整贸易关系的战略选择。

　　 一、贸易与中美经济实力的变化

　　 中美贸易战引发了中国媒体、商业分析人士以及学者的大量关注，各方各自依据不同的事实以及学科所界定的理论方法进行研判。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来看，在本轮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有大量文献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以及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学理上看，这些分析多数仍然经得起检验。如图-1所示，中文文献中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经历过两个较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呈现出一个倒U形的变化轨迹。从2004年起对贸易摩擦的关注明显增多，并在2010年前后达到顶峰，随后在2016年降到谷底。在总量达3000多条的文献中，大约有1200条是2018年出现的，占比35.4%。显然，有关中美贸易摩擦的话题在2018年呈现爆发性增长，作为国际舆论的又一热点，贸易摩擦的热度堪比2012年以来的南海问题，都是突然爆发，也都有很强的国际博弈背景。但从学理角度分析，在这么多新增文献中，相对而言，经济学文献反而是下降的，对经济学家来说，中美贸易摩擦似乎缺乏足够的学术研究价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术界的长期研究为认识这一摩擦的本质提供了一种知识标准，在此基础上其他类型文献的增多，也表明中国的政策应对和舆论反应拥有足够的储备性资源。

图-1 有关中美贸易摩擦或贸易战的中文文献量(1982-2018)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CNKI)，数据截止到2018年10月。

　　 知网数据库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文献背景。在任何一个成熟学科中，构成基础性知识的文献总是极少数，而且通常被引用较多。从有关中美贸易摩擦文献的被引用率来看，被引次数在20次以上的文献不过84篇，被引用在30次以上的文献才38篇，被引用40次以上的文献为24篇，被引用50次以上的文献为16篇。也就是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学术界针对中美贸易摩擦本质的认识已经存在高度共识，其中，被引用超过100次的文献一共有4篇，第5篇的被引用率只有80次，因此，前4篇高被引用文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这4篇文献中有2篇发表在《管理世界》，分别是谢建国2006年发表的《经济影响、政治分歧与制度摩擦——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的实证研究》和于铁流、李秉祥2004年发表的《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其中，谢建国认为，经济因素是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的主要原因，但是中美政治关系的恶化也将强化中美在贸易领域的冲突。于铁流等人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是美国违背国际贸易理论，限制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中国的出口。⑦还有两篇发表于《世界经济研究》，分别为曾铮与张路路2008年发表的《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其被引用141次。还有一篇是周茂荣与杜莉发表于2006年的《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互补性的实证研究》，被引用104次。曾铮等认为，中美对贸易利益核算方法的不同是造成贸易争端的主要技术因素，而周茂荣等则认为，中美贸易存在紧密的联系和持久的互补关系。⑧从发表时间来看，16篇文献中最新的是2009年柳剑平和张兴泉的《产业内贸易、调整成本与中美贸易摩擦》。该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的产业中，中美贸易运行较为顺畅，贸易摩擦大多发生在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的产业中。因此，只有缩小中美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提高中美产业内贸易水平，才能逐步减少贸易摩擦。⑨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上述这些文献的作者、内容以及发表时间和刊物来说，中国经济学界对贸易摩擦的研究主要起步于中国加入WTO以后，时间上不仅落后于日本学术界对美日贸易摩擦的研究，当然也大大晚于美国学术界对整个贸易理论的研究。在英文学术界，有关贸易关系的研究性文献，被引用常常超过1000次。⑩在中美贸易关系上，英文学术界最近几年颇受关注的文献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是美国工作流失的重要原因。例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维·奥拓等于2013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广为流传的论文中认为，在1991-2007年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值增长了1156%，但同期美国对华出口增长却少得多。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可以解释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就业44%的下降水平，特别是，2000-2007年以来制造业占比下降扩大到55%。(11)也有美国学者认为，与中国的贸易增长可以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六分之一，不过，难题在于如何区分中国贸易效应和技术进步对就业和贫富差距的影响。奥拓等人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在地理上相对集中，而技术变革的影响却是分散的，总的来看，中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非常显著。(12)也就是说，并非是美国整体地位的下降，而主要是工人就业问题引发了美国对中美贸易的担忧。在美国主流学术界，对于全球生产导致就业下滑的经济不安全问题也早有认识。(13)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罗德里克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认为，尽管经济学家在支持自由贸易这一点上毫无争议，但是对自由贸易协定却存在不同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