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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滨 陈子烨:实践逻辑视野下的新型国际关系建构

更新时间:2019-11-07 07:34:28
作者: 李滨   陈子烨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的“实践转向”为探索国际关系的实用知识提供了一种途径。它为中国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一种认识方法。作者从实践理论出发,阐述了实践知识的特征、实践的特点、实践逻辑的内在机理,强调表象知识产生的概念并不直接适用于实践行为;惯习才是实践逻辑的核心,它是实践的产物,并具有创造性与变化性,但是惯习也存在着迟滞的特点。惯习是影响行动的深沉结构,也是新型国际关系最基础的保证。目前,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美国反复无常的政策,为新型国际关系新惯习的建立创造了外部的客观条件,但其成功建立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克服旧秩序造成的惯习迟滞。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克服惯习迟滞可以以“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平台,用有效的实践重塑各国对国际关系的共同期待,并形成以新理念认同为基础的实践共同体,最终使这种实践在整个国际社会制度化。

   关 键 词:新型国际关系  实践知识  实践性逻辑  惯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特别是2016年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冷战结束后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世界秩序处于衰败、危机和转型之中,而对应于这种危机的另一面是新自由主义制度范式之外的另类大国——中国的欣欣向荣与国力增长。这一切不仅反映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使得新自由主义的制度范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受到了全面质疑。这种质疑最具提醒意义地呈现在2017年慕尼黑欧洲安全会议上有关“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的探讨中。同时,中国也在积极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这种世界性结构嬗变的岔路上,由于过去形成的沉淀思维及其相关实践不再适应于这种结构性嬗变,因此世界大国或多或少都面临适应问题。传统守成大国如此,许多发展中大国也是如此。前者更多地体现在面对变化带来的挫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偏执与攻击性;后者既可能体现为迅速发展带来的冒进与急躁,也可能体现为保守与逡巡。这些情绪都不能有效地增进新旧大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发展。双方都存在着学习与适应的问题。“世界向何处去”成为整个世界关注的根本问题。“希望世界向何处去”成为近来各种势力为之努力的重大关切。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的嬗变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适应新情势的世界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只有在新的形势下,经过长期的实践,各国从中培育出新的惯习(habitus),进而在国际关系领域不自觉地形成相互适应与互动的实践感(practical sense),一种新的社会事实才会实现,新的国际关系和秩序才能水到渠成。

   要感知与推动这一过程,必须知晓实践过程中的相关知识及其逻辑。这些知识与逻辑较之一般我们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更能贴切地反映国际关系中的实际过程。

  

   一 表象知识与实践知识

  

   在国际关系领域,外交官们常常抱怨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实际用处,要求学院派理论研究者提供一些实用知识。因为他们在实际的复杂外交中,无法以这些理论作为日常行为指南。而学院派的理论研究者又往往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充满着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堪大用的知识。这种认知差异其实是对两种不同知识认知的差异,即表象知识(representational knowledge)与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认知差异。

   我们一般最熟悉的知识就是表象知识。表象知识是观察人类某个领域的实践后,经过抽象概括与归纳得出的、可以表述一般特征的概念和知识。对表象知识最通俗并且带有简单化的概括就是理论知识、基本教义、一般概念,或者中国人常说的书本知识。这种知识有以下几种特征:认知状态是有意识、有目的和能用言辞表达的;它获取的方式是通过正式的计划或反思;它与实践的关系是在实践之后,知识优先于实践,具有实践的事后性;它的推导性质是易于理解、便于证明的;思想与世界匹配的方式是从思想到世界(观察);它的理性过程是,如果出现X情形,出于工具性或规范性理由,应该做Y;人们熟知的范畴是图式、理论、模式、盘算和推理。①

   另一种知识——实践知识,虽然一些人并不把它作为知识,但它在实际生活中有时却非常实用(practical)。它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下的经验和专门技能(know-how),中国人常常用经验、技巧、窍门来表述。实践知识在许多方面与表象知识具有相反的特征:它的认知状况是默示的、无法连贯说清的(inarticulate)、无意识的;它的获取方式是在实践中或通过实践经验性地习得,或者是难以解释地习得的;它与实践的关系是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执行中的知识;它的推导属性是隐含式的,不言自明的;在思想与世界的匹配关系上,它是从世界到思想(从“做”中来体验);它的理性过程是,在X情形下,Y产生(不加思考的);人们所熟知的范畴是经验、常识、窍门、技巧、直觉等。②

   从上述两种知识的比较来看,实践知识由于无法通过核心概念来表达,完全是从实践获得,不遵循逻辑学家的逻辑,是一种静默的实际经验积累,是一种亲身体验的知识(bodily knowledge)或者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因此具有地方性(local)、具体性,千差万别,无法总结出适用于一般的规律,即如何做取决于具体的时空、具体的人和民族。如果硬是要总结出一般的规律,那就是不断地“做”,在“做”的过程中,每个人结合自己的禀性,每个民族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去体验、体会与积累。由于每个人禀性不同,每个民族在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导致了这种知识的地方性、具体性和差别性。

   由表象知识抽象而来的概念往往只告诉人们完工的成品(opus operatum)而没有告诉人们实际操作的方法(modus operandi),它往往以牺牲具体操作的过程性知识或背景知识——或实践知识——为代价(事实上由于其特性,也无法连贯地说清,只有在具体做的过程中才能体会)。或者说,表象知识只告诉人们什么是最理性结果(结果性逻辑)、最符合某种规范(适当性逻辑)、什么是真理(争辩性逻辑)以及完成这些成品的简约式路径。但没有说明在具体的千差万别的情形下,如何行为才能实现最佳结果,才能符合规范和获取真理,可以说,表象知识“漏掉”了许多细节和背景。人类的实践不能没有表象知识,因为这样会缺乏目的,但仅凭这类知识也无法进行成功的实践。要成功地实践必须还要有另一类知识,那就是实践知识。这种事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比如学习游泳,一个初学者哪怕掌握了书本上所有的游泳要领,如果不经过一定的练习,仍然无法在水中游起来;只有经过一定的练习,才能把这些要领不自觉地融入“游”之中。但每个人在练习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条件不同,从中的体验是不同的,有时只能在“练”的过程中“意会”,而无法系统地“言及”,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另一个实例就是学习外语。学会外语的表征知识就是语法,更进一步的就是“多听、多说、多看、多读”。但是由于学习者的禀赋不同,掌握外语的过程是有差异的。许多情况下学习者不知道怎么就熟练掌握了,很难具体地说出其细节。因此,实践知识“是一种本身会遗忘,除非条件反射下才能恢复的知识”,③是一种无法离开实践而“言”的知识。

   实践知识是一种实践者自己都无法言明的知识,也是理论家们不太容易进行社会调查的知识。这种知识一旦离开具体的实践就很难说清。若要事后总结,往往又成为一种表征知识。但是,实践知识相较于表象知识对行为者的行动具有优先性。表象知识只是告诉人们目标、合理性和应然,但没有告诉人们如何具体地去实现目标、应然,或者说它只是一种线性化的、简单的因果关系总结与归纳,而没有告诉人们在具体复杂的条件下,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又或者它是以一种地方性的、局部的简略途径作为普遍性的途径来用(因为实践知识说不清,如果硬要说清就成了一种表征知识)。如果把这种地方性、具体性知识硬是作为一种一般规律来推广,只能导致教条主义或“东施效颦”。这对成功地实现目标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其革命与建设成功的经验时用了“实事求是”一词,就是强调实践知识的优先意义。

   每个领域的成功者往往都具备了实践性知识。他们要么能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很好,依据理论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么没有掌握太多的书本知识,但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知识是“干中学”来的。这种实践中得到的知识往往更管用,可以在具体场合条件反射地表现出来。如军事上,一个优秀的军事人才往往是经过实战历练的产物,虽然有些将领不一定能熟练地背诵出兵法,但在实战中悟出的经验往往更符合战场的实际,并且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创造性地、不自觉地运用着兵法的基本要领。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大老粗”能打败一些饱读兵书的秀才的原因。这其中体现的就是实践知识对成功的实用性。

   在西方知识谱系中,最早注意实践知识的可能是在许多方面都有洞见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尼各马尼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实践逻各斯(practical reasoning)”或实践智慧(phronesis),谈到了“实践逻各斯只能是粗略的,不很精确的……实践与便利问题如同健康问题一样,并不包含什么确定不变的东西……具体行为中的逻各斯就更不确定了,因为具体行为谈不上有什么技艺与法则,只能因时因地制宜”。④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强调一个不同于思辨的实践理性,并注意到了实践知识中默示与无法连贯说明的特点,只是后来这些观点被柏拉图(Plato)及其他沉迷于表象知识的人的观点所淹没。随着笛卡尔(Rene Descartes)时代的到来,表象知识在西方哲学中变得绝对主流化,直至今天已根深蒂固。但即使如此,仍有一些思想家不断地坚持强调实践性知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⑤维根斯坦坚持实践知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强调语言的意义只能通过使用或在背景中理解,不能抽象地看成一个信号或表征体系。在维根斯坦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弟子如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约翰·塞尔(John Searle)都是实践知识的坚守者。⑥当代法国学者彼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则是实践知识的大力弘扬者。⑦可以说,在西方知识体系中,亚里士多德、维根斯坦、布迪厄是实践知识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

   除了学者对实践知识有过探讨外,在西方民间也曾对这种知识有过专门的语言表述。美国学者詹姆斯·斯考特(James Scott)在其《看待国家:为什么一些改善人类条件的计划会失败》一书中提及一个古希腊术语——“墨蒂斯”(Metis是希腊的智慧女神)。在探讨为什么一些国家的社会工程的宏大计划会失败时,斯考特认为是因为这些计划忽视了希腊人所称的“墨蒂斯”。“墨蒂斯”是一种只能从实践中获取的基础性知识,它无法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交流而只能来自实践。“墨蒂斯”呈现三种特征:(1)它是一种地方性和具体条件下的知识,即一种背景下的知识,来自具体的应用;(2)它是可塑的、分散式的知识,即没有核心的原则/教义,因为它随着实践而不断变化;(3)它极难表达,除非把它放在实践中才能体现,或者说它是不直接言明的、无意识的,其承担者不知道如何表达。⑧“墨蒂斯”大体指的就是实践知识。

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成语——“纸上谈兵”,它字面上指凭借纸面计划谈论打仗,而不懂实践知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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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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