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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契约主义企业观的责任性文化:再论国企改革中的新型劳动关系

更新时间:2019-11-06 07:31:25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表现为遵守法律规章、尊重社会习俗、弘扬社会文化、关注社会正义、辅助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3)历史责任,表现为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关注后代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4)相关者责任,表现为创造工作岗位、促进公平竞争、提高消费剩余、维护债权人利益、补偿社区损失。相应地,企业伦理也就表现为这样三大层次:(1)最低限度体现为“七不戒律”:不剥削员工、不盗窃股东财产、不欺骗消费者、不误导投资者、不背信债权人、不谋害竞争对手、不危害社会利益;(2)积极义务体现为企业应尽如下责任:创造和保持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关系、帮助困难员工、保障雇员的健康与安全、保证顾客不受到误导、补偿对社会的损害、保证公平市场环境;(3)更高社会责任则体现出一些大型企业的道德理想:行业和社会的领导者、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降低价格产品、促进消费剩余和社会福利、改进社会道德秩序、捍卫个人基本人权和自由平等。

   那么,企业如何才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呢?这就需要管理体制的合理化。一般地,作为一个协作系统,企业共同体的管理应该存在这样的基本理念:企业员工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外在于生产系统的投入要素,而应该被视为企业组织本身的一部分;相应地,生产组织的优化标志根本上体现在整体“有效性”的提高,而不是特定“利润”的增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日两国企业的管理方式:采用精益管理以降低成本的做法在日本企业中比较普遍,但在美国企业中却是不可想象的。究其原因,美日两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存在很大差异:日本企业是会社制的,组织内部存在相互信任的伦理,管理阶层信任员工不会滥用权力而使整条生产线停顿下来,员工则善用其权责以改善生产线的整个生产力;相反,美国企业是公司制的,管理者往往不敢让他们的员工享有这种权力,因为担心员工在紧要关头会以停工作要挟。这种文化和信任关系不仅体现在企业内部,也体现在企业之间:日本大企业更倾向于以契约而不是一体化来整合上下游厂商,并在企业之间形成长期的协作关系;相反,美国企业之间却因缺乏信任而无法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通用和费舍之间不断升级的“敲竹杠”事件就是典型。

   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德鲁克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就发现了如下三大问题。(1)在公司政策上,公司总裁斯隆及其管理者热衷于承袭持续了20多年的成功“原则”和扩张政策,如先后联合或兼并了别克、凯迪拉克、雪佛兰、奥兹莫比尔、庞蒂克、克尔维特、悍马等公司。但德鲁克指出,有必要对公司各方面政策进行重新审视以适应新形势,主张将甚至比福特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市场占有率都高的雪佛莱事业部独立出去,以利于市场竞争和避免反托拉斯诉讼。(2)在工人权利上,斯隆等管理者主张精英主义的“他治”而非“自治”,采纳泰罗科学管理制和福特式“流水生产线”,认为管理人员的职责就是“管理工人”,否定工会作用和工人自治。但德鲁克强调,工人不仅需要经济上的利益,更需要企业兑现员工的“公民权”,从而主张实行“工厂社区自治”。(3)在公司社会责任,斯隆认为,企业仅是在自身职责范围内进行经营管理的营利机构,既无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管理的权力,也不应对社会公众利益担负责任。但德鲁克强调,大企业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代表性机构,自由企业有义务承担部分“公众责任”,否则政治权力将趁虚而入。[⑨]然而,斯隆对德鲁克的建议不屑一顾,乃至失去了企业改革的有利时机,最终导致百年老店通用汽车在2009年6月宣告进入破产保护程序。

  

   四、责任性文化的儒家渊源

  

   由于文化充盈在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因而它具有浓厚的价值理性和集体主义特质,关注社会交往的合理性,关注社会的长期发展。但是,现代西方文化却具有强烈的短期功利性,它偏重于工具理性和工具合理化,推崇个人主义的理性行为。不可否认,工具理性和个人主义有助于激发个体之间的竞争,从而激发起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但是,它却无法增进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信任,无法凝聚社会成员对共同体的向心力,这就导致企业组织日益暴露出的治理困境。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欧美企业成也因个人主义,败也因个人主义;欧美企业成也因工具理性,败也因工具理性。与此不同,儒家社会却特别重视社会交往合理化,推崇价值理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它更有助于企业良性文化的塑造,更有利于企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显然,这就是嵌入在儒家文化中的高次元特质,[⑩]无论是对社会稳定还是对组织治理来说,这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为此,这里从如下几方面对儒家文化中的高次元精神作一挖掘和说明。

   首先,就儒家的社会观而言。儒家认为,任何个体都处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将意识焦点投射到社会关系之上而形成“社会我”。一般地,这种“社会我”的边界视其所参与的每一社会事件的性质不同而有所变化,既可以纳入家人、朋友、同事,也可以纳入同社会中的其他人。相应地,“社会我”就可以恰当地被描述为“关系我”:依据个人与互动对象间的关系不同而对自我作出不同的界定。事实上,按照费孝通的看法,儒家社会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1]这样,儒家社会结构就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性格局:以血缘为序列,以父子为经、以兄弟为纬的立体关系网,几乎所有相识的人都可纳入这架网中;同时,不同个体间的关系存在很大不同,这架立体网上不同的网结间有着远近亲疏的差别。相应地,特殊主义关系孕育出浓郁的非正式制度,社会呈现出明显的集体主义特征;同时,特殊关系限制或排斥了正式制度建立,导致社会缺乏外生组织。因此,不同于西方社会趋向两级的个人本位和集团本位,儒家社会建立了“允执厥中”的关系本位和伦理本位。显然,集团生活注重公共观念、纪律习惯、组织能力、法治精神等“四大公德”,而家族生活则主要由责任观念、相互义务、亲亲原则、德治精神等所支撑。正因如此,儒家社会是集体主义的,每个人都隶属于由特殊关系形成的缘共同体,一旦离开这个缘共同体,整个社会就像一滩散沙而很难形成集体行动。

   其次,就儒家的行为观而言。正是由于儒家将人置于社会关系和共同体之中,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其行为必然会影响到他人和社会。因此,儒家对人性及其行为机理的认知和要求就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1)在行为机理上,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以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正因如此,儒家文化就孕育出了“为己利他”的行为机理,并有利于合作伦理的培育和壮大,所谓“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2)在义利取舍上,儒家注重“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以及“富以其道”。这就充分重视了利益的平衡,所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同时,由于儒家关注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共生性,关注共同体之中的等级制,因而在权利关系上又不同于西方社会。一般地,西方社会注重权利和竞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社会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崇尚个人主义,并将社会个体都视为平等的;但儒家社会却注重责任和合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儒家社会盛行着具有等级的集体主义,从而个体间存在较大的权力差距。

   其三,就儒家的责任观而言。儒家关注责任而非权利,强调每个人都应尽其责任,所谓“在其位,尽其职,成其事”,这就是“尽其在我”的社会责任观。儒家的“尽其在我”责任文化观强调,个体应该对群体和社会尽义务履责任,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之所以推崇“尽其在我”责任观,主要在于这样两个方面:(1)个体出生以后首先是从别人或社会那儿获取生存的营养,一开始就享用了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个人也不可能脱离社会或共同体而孤立生存;(2)社会或共同体本身存在一定的社会等级,这产生了不同成员在地位和权力上的不平等性,从而就必然无法在同一条件下进行竞争。事实上,释迦摩尼就指出,我们对动物负有责任,就在于我们是不对等的,而不是因为对等产生合作的需要;既然我们比其他物种强大得多,就应该对其他物种负有责任,这是与力量的不对等联系在一起的。正因如此,“尽其在我”责任观强调人的自律,其要点在于尽责“comscientiousness”和尽力“doing one's best”。这也就是所谓的“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其中,“忠”是成己一面,“恕”是成物一面。例如,程颐就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其四,就儒家的权力观而言。“尽其在我”的责任是与权利和地位相对应的:地位越高,权利越大,相应的责任也越重。显然,这种“尽其在我”责任观体现了“以不平等对待不平等”的平等主义要求,体现了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对称性要求,否则必然会造成社会失衡。在现实世界中,责权的对称性主要体现为:(1)就政治权力而言,那些官僚精英应该既圣且贤,应该成为社会标杆,而不能为官不为、乱为,后者是社会“仇官”的现实基础,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的盛行;(2)就经济权力而言,那些资本精英应该是贤达仁人,应该成为社会领袖,而不能仅仅满足最低层次的道德(法律)要求,甚至成为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人,后者是导致社会“仇富”的现实基础,并间接促使政府权力坐大;(3)就思想权力而言,那些知识精英应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应该成为舆论引导者,而不应刻意屈从权力、迎合世俗,这是教师威望日益式微的现实基础,并衍生出反智主义思潮;(4)就社会权力而言,那些公众人物应该发挥正能量,应该成为现实的示范,而不应该努力迎合和制造低俗和庸俗,这是他们遭到社会唾弃的现实基础,并促发了商业社会的堕落效应。譬如,就父母与子女之关系而言,父母享有管束子女的权利,也应尽教养子女的责任;子女享有父母教养的权利,也应尽赡养父母的责任。同时,在家庭中,父母对家庭活动享有更大权利,从而也应承担家庭发展的更大责任,需要对子女的未来成长负责;相应地,即使年轻子女因不理解父母的管束而时有叛逆行为,但成年后回想起来所记得的主要是恩情而非仇恨。显然,企业组织中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应如此。

   其五,就儒家的名分观而言。“尽其在我”责任观强调不同地位的个体的责任在质上而非量上的对等性,相应地,儒家的三纲五常都具有质的对等性。同时,质上对等的社会责任中又衍生出“互为义务”的名分观,每个人都受一定权利和义务的制约: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妻听、兄良弟悌、朋谊友信,否则就会,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夫不夫则妻不妻、兄不兄则弟不弟、朋不朋则友不友。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同样,在家庭中,父亲应该有父亲的形象:慈祥仁爱,儿子才必须以一种最适合自我认同的方式去实现父亲的自我理想:孝。儒家的名分观强调名实一致,而名不副实将导致上下失序,明显的表征就是礼崩乐坏。为此,儒家强调“正名”的重要性,正名是让名不副实的人意识到这种错位的羞耻,感之以德,从人心上匡正时弊。例如,“君”之名包含了德行和政治上都需符合的实质,君的言行要体现王者之实,做不到而称之为君则固化了这一错位。同样,“父”之名也必须符实才配称为父亲,名实相符时“子”才能成为孝子。

其六,就儒家的德治观而言。“尽其在我”责任观和名分观强调,社会对不同地位的人所要求承担的责任是有差异的:对社会大众,它强调对群体和社会尽义务、履责任;对上位者,它强调领导者的责任和义务。一般地,越是上位者,所负责任就越大,越需要一整套社会规范体系来约束上位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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