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其具有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大程度上来自双方的内在战略发展需求，而非仅仅受限于美方压力，日本的战略文化思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双方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动力日益增强，也具备凸显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操作空间。
一、日本安全战略未来走向的定性：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
首先，我们对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做一个定性判断。综合来看，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体现出可塑性、综合性和现实性三个明显的特性。
可塑性是指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固化了。从外部环境来看，日本的周边安全状况和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是影响日本未来安全战略走向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从日本国内政治来看，政治动员能力、和平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能力、安全体制的运转能力同时影响着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架构。
综合性是指日本安全战略的未来走向取决于日本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手段和策略的多样性，未来日本的安全战略既不能仅仅依靠日本自身的防卫能力，也不能全盘押注日美同盟，还是要靠多个层面的国际协调，这种手段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构成了未来日本安全战略的一个基本内涵。
现实性是指未来日本的安全战略要达成理想效果，需要日本正确定位自身在区域和世界中的合理角色，同时结合自身的实际能力，采取多个角度和多个层面的对冲战略，应仍然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日本的国家繁荣为安全战略的终极目标。
从日本近期安全政策的一些重要变化中可以看出上述三个基本特性。比如2018年12月日本政府通过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简称新《大纲》），明确提出要发展多层次综合防卫新战力，主要特征表现为跨域综合、提质增效、非对称性，预示着未来日本安全政策的发展计划和方向。
从其战力发展落脚点看，对华针对性强，制华战略意图明显。特别是在非对称性这一点的表现上，非常突出地将中国作为假想敌，重点发展非对称战力。比如在传统作战领域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增强综合反导能力、强化岛链封锁政策和南海的军事存在，以及在天（太空）、网（网络）、电（电磁）新作战领域明确反制中国的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等。这是日本对中国军力增长的非常明显的应激性反应，但也从侧面证明了其安全战略可塑性的存在。
新《大纲》中体现的日本安全战略的综合性更为明显。第一，新《大纲》提出构筑综合防卫新体制，主要特征表现为六域协同、官民一体。六域协同，指加强传统的陆海空防卫体制与新兴的天、网、电防卫体制间的协调、互补和融合。官民一体，指加强传统肩负防卫职能的日本防卫省、自卫队等官方防卫机构，与日本地方公共团体、民间团体间在防卫层面上的协调合作。综合防卫新体制的中心着眼点在于强化内阁的指挥调度能力，消弭日本各兵种间的传统矛盾，发挥六域协同作战的集聚效应，挖掘各方面资源的战略支援空间。这一着眼点与当今世界军事战略与体制发展的新方向基本一致，说明日本在加速更新防卫理念，以实质性迈向军事大国。
第二，新《大纲》显示日本计划重构由内及外的三重防卫新体系，即战略自主、日美同盟和国际合作三个体系。此三点一直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三支柱，但在新《大纲》中体现出新特征：增强攻击性、提高对等性、着眼全球性。增强攻击性表现在实质上发展航母、强化综合反导能力等。提高对等性即强化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与美军的同步性、协调性和互补性，如强化与西太平洋美军的联合作战、在太空领域补充美军卫星的亚太监控盲区、提高与美军武器装备的通用化程度、强化对美军的后勤维护保障能力等。着眼全球性，意在配合安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加强国际安全合作，重在增强面向全球的海外活动能力、兵力投送能力和介入能力。
与此同时，日本当前在发展军力方面捉襟见肘，与新《大纲》的雄心壮志形成反差。首先，从日本以往实施《防卫计划大纲》的进程来看，新《大纲》需要有三到五年的落地过程，比如2013年版大纲中提到的有关安保法的修改和调整，实际上到2016年3月安保法才得以正式施行。因此尽管新《大纲》中战略方向得以明确，但其中的具体措施落实需要时间。
其次，从国家预算来看，日本也无法短时间内同时满足实施新《大纲》提出的众多新政策的战略需求。按照惯例，日本通常会出台一个配套贯彻实施新《大纲》的五年计划即《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8年12月18日日本内阁如期出台了该计划，由此也可看出新《大纲》的各项政策落地至少有一个五年的跨度。然而，无论防卫预算还是落实能力，日方目前都已开始显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比如直升机航母和F-35B是日方炒作的一大“亮点”，但更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目前看，F-35B因缺少训练场地和专门飞行员而暂时无法应用于直升机航母，而且直升机航母要真正形成航母战力还需大幅度改造甲板、弹药库等核心配置。
当前的日美同盟实际上也面临着战略理念差异明显的尴尬状况。从特朗普参选及上台后的执政情况来看，其对美国的同盟战略存在轻视倾向，对美国通过同盟体系维护地区秩序和安全的战略更是视若无睹。特朗普“美国第一”的单边主义安全政策对美国传统建制派、主流智库以及日本政界和主流学界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冲击，美日主流智库普遍担心特朗普的政策蔓延下去的话，会成为美日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崩塌的“特洛伊木马”。
因此，2017年以来，美国主流智库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以及如北冈伸一、田中明彦等日本战略界主流学者纷纷推出各类关于美日同盟的智库成果（如2017年4月富士山对话发布的日本版“阿米蒂奇报告”、2018年10月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第四份“阿米蒂奇报告”等），意在呼吁美国政府重视美日同盟的价值基础和战略理念，强调美日同盟对维持亚太乃至全球国际秩序的战略意义，同时也反映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弱化倾向和美日双方的战略焦虑。
二、日本安全战略的内外限制因素：政治动员力的视角
国内政治动员力是指一国的执政主体（通常指执政党）运用多种宣传和鼓动手段组织国内民众实现某种政治目标的能力，它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受到外部因素、社会发展现状以及目标确定程度的多重影响。与以往的自民党政权相比，自安倍2012年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其所领导的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利用外部压力、引导国内舆论、控制国内民众和明确国家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有了大幅提高，不容小觑；同时，从国际影响变量看，安倍政府的行动愈发受制于中国发展及对日战略、政策的影响，中国对冲日本国内政治动员力的资源和手段变得空前丰富、有力。
国家发展目标相对集中是日本政治动员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近30年来，日本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周边安全环境的研判日趋严峻，各政党在应对外部压力、实现日本国家发展目标等层面上日趋保守，各党竞选纲领的差别只是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和策略的不同。比如安倍政府出台的2013年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大部分安全理念实际上脱胎于2010年版《防卫计划大纲》，而后者是在民主党主政时通过的。这说明，日本朝野各党的政治精英们在实现日本国家发展目标上趋于一致，区别仅在于程度的不同。
“外压”是日本政治动员力日益提高的环境性触发因素。日本民族危机意识浓重，利用外部危机激发国内民族主义是历史上日本统治者的惯用伎俩。2012年以来，安倍政府巧妙利用外部威胁，在国内渲染危机气氛，接连通过日本史上首部国家安全战略、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两度大修《防卫计划大纲》、解禁集体自卫权、制定“新安保法”、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等。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加强了对社会民众的管理控制，弱化了战后传统的和平主义政治文化，从制度到社会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提高了自民党政权的政治动员能力。
日本国内政治动员力也面临内外限制因素：从内部看，侵略战争历史和战后和平主义传统仍然是限制日本政治精英实现大国化目标的重要约束。当然，如遇巨大外部冲击，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或将加快弱化进程，同时刺激执政主体的政治动员力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从外部看，中国日益成为影响日本国内政治动员力的主导性外部因素。
三、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从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视角可以看出，当前中日安全关系的改善是有着动力和空间的。总的来看，当前中日关系的改善更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的内在战略发展需求，而非仅仅受限于美方压力；日本的战略文化思维有一定程度的转变，双方寻求共同战略利益的动力日益增强，也具备凸显共同安全和战略利益的操作空间。安全上遏制中国是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和区域秩序主导地位所采取的一种战略手段，但事实证明这一手段无法有效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日本有意采取安全层面上的双重对冲策略，即一方面依然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华安全防御，另一方面希望与中国进行安全管控乃至机制化建设，达到“管控”中国的目的，进而实现最终的战略目标。这是日本当前对华安全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
基于上述原因，当前的中日安全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出现了趋向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宏观层面表现为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的实践进程正在发生：2018年10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正式访华的安倍首相时，提出中日“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同年11月30日，习主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安倍首相时再次确认了就构建中日建设性双边安全关系达成的原则共识，标志着中日两国官方开启了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为目标的外交实践进程。
中日建设性安全关系仍然以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为政治基础，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形成的中日安全关系主流的继承和坚持。同时，它又以新形势下的中日安全关系发展过程为实践基础，是对近六年来中日安全关系中新问题、新互动、新思路的集中提炼和总结。它还是对未来中日安全关系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期待和展望。
建设性逻辑和视角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日关系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微观层面则表现为中日安全机制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标志性成果。从2015年1月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磋商重启到2018年5月中日确立海空联络机制，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称为中日安全机制的初创期。中日安全机制的功能性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应当成为避免中日安全关系再度恶化的“安全阀”；其应当成为中日实现积极安全互动、发展建设性安全关系、走向可能的安全合作的前置性路径；其应当成为重塑中日安全关系并推进形成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良好铺垫。
（作者：张晓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摘自《日本学刊》2019年第4期《冷战后美国学界的日本安全战略研究评析——兼论日本安全战略的走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