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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丕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法学思考

更新时间:2019-11-03 21:01:14
作者: 车丕照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是对当下国际社会或国际关系的最新概括,也隐含着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走向的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仍然为国家,国际法的“国家本位”特征不会出现根本性改变,但安危与共的意识会引导国际法向“国际社会本位”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只有转化为国际法律制度才能更易于实现其价值。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话语的普及、国内立法的转化、国际组织造法功能的运用以及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本位;国际社会本位;人本主义国际法;国际造法

  

   在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2012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以来,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和阐释这一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中国新时期的重要外交政策,也隐含着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走向的判断。因此,有必要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法方面的意义加以考察。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国家为成员的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首先涉及国际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国际法以国际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从国际法学角度来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首先需要考虑这一理念中的“共同体”与以往所说的“国际关系”及“国际社会”是何种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否意味着国际法调整对象的改变?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应该是由关系密切的若干成员所构成的一个群体。例如,欧盟是由28个成员国所构成的一个国家的共同体;“法律人”则是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社会法律服务者以及立法机构成员等所组成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容易使人认为其是“人类”或“人”的共同体,但实际上,这一共同体的成员仍然是国家。从这一概念的倡导者习近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指的是演进中的“国际社会”。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到“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谈道,中国愿同联合国广大成员国一道,“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见,习近平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

  

   什么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发达的国际关系,或者说是对国际关系的一种比较乐观的表述。在一些人眼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即使存在某种国际秩序,那么这种秩序也不过是大国霸权或大国之间相互制衡的结果。然而,另外一些人则对国际关系持较为乐观的立场。按照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的观点,当一群国家意识到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并认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应遵守某些共同的规则并参与共同机制的运作时,国际社会(society of states或international society)便形成了。人们在使用“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概念时,通常是以国家作为“成员”、“主体”或“行为体”的。中国领导人在阐述“国际社会”这一概念时也将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例如,2014年7月15日,习近平在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所发表的主旨演讲中谈到:“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形态,而国际社会的实质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社会的成员是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也还是国家。不仅理论上如此,现实中也是这样。尽管国家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是其人民(居民),但在国际社会中是国家在代表其人民表达意志。面对事关全人类命运的问题,诸如贫富分化、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都是由国家来为其人民表达立场、磋商对策并实施相关措施。虽然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但在国际交往中,一国应推定对方国家是在代表其人民行事,而无权质疑对方国家的代表身份。当今国际社会应对国际性问题的基本手段是通过谈判缔结条约并加以遵守,而无论是条约的缔结还是条约的实施,其主体均为国家。“国际条约可以溯及远古”,其迅速发展则是近百年间的事情。二战结束以后,国际条约不仅不断扩展其覆盖领域,其调整的社会关系也趋向具体,在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可以看到国际条约的存在。国家缔结条约,国家也主动或被动地履行条约。尽管违反条约义务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国家会依据条约,或者说是依据国际法行事。因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基本上得到尊重,一国对另一国家的外交领事机构和官员会提供特别的礼遇和优待,一国会依据约定取消某些进出口商品的关税或其他非关税措施,国家间的纠纷会依据事先约定的程序加以解决。国家倾向于遵守条约义务的内因在于希望以自身的守法行为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肯于合作的信息,从而期待其他国家也同自己一样接受条约约束,以共同营造一个和平共处、合作发展的国际环境。国家倾向于遵守条约义务的外因则在于违反条约会遭到相关国家的报复甚至集体制裁。正因为如此,世界范围内的事务中更被关注的是“国际事务”,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关系中更被看重的是“国际关系”。相比之下,尽管公司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们毕竟须依一国法律设立,须遵循相关国家法律行事,须接受相关国家的司法管辖并可能被相关国家强制承担法律责任,因而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只能是国家,而不是“人”或者“人类”。在世界范围内,一切“人际关系”都无法脱离“国际关系”的框架。必须首先确定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才可以明确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今天,之所以强调“人类命运”,是因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事关全人类共同命运。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世界进入了一个高风险、多危机的时期。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恐怖袭击”、全球性金融危机、埃博拉病毒事件等连续爆发,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从而构成了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这些威胁不因为地理位置、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并且“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正因为全人类面临共同的风险、具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必须据此出发来建立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以及更为理想的国际社会。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家的共同体,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不会弱化国家的地位或作用。恰恰相反,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需要增强。中国领导人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同时,也一直在强调加强国家间的合作。2015年9月23日,习近平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谈到:“希望这次访问能向国际社会发出中美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积极信息”。“中方愿同美方携手应对重大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已经做了很多事,还将继续做下去。”2017年9月26日,习近平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再次重申:“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讲话都表明,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须依靠国家的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可能会使人联想到近年来一些学者所提出的“人本主义的国际法”的概念。何志鹏教授是较早提出并系统阐述“人本主义的国际法”的学者。他认为:“人本主义的国际法意味着国际法注重人的利益需求、为人的幸福而服务,首先而且主要是一种精神本质、价值追求。”他对人本主义的国际法的特征做出如下归纳:一是私人的权利和义务越来越多地为国际法所规定;二是私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法的运作过程,包括立法过程、法律执行过程和司法过程;三是人的存在与发展在国际法价值体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四是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已被赋予国际法人格。与“人本主义国际法”相对应的是“国本主义国际法”。后者的基本特征为:“整个的国际法体制以国家为起点,以国家的独立和彼此尊重为开展关系的尺度;国际社会以主权国家为交往的基本单位、国际法以主权平等和独立为基本的原则、国际法规范的订立与执行建立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基础之上。”何志鹏等学者敏锐地察觉到当代国际法对个人利益关注的加重以及个人对国际法影响的加深,并认为国际法会逐步突破“国家之间的法”的界限,给个人以更大空间。应该说,“人本主义的国际法”的概念有其现实基础和理论价值。

  

   与“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等概念相比,“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更突显对“人类”或“人”的关注,因此,更具有“人本主义”的色彩。但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国际法人本化的发展,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都无法改变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即:国际法对个人的关注或影响还需通过国家间权利义务的安排方能实现。一方面,国际法不可能不关注人或特定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个人利益在国际层面的实现必须要依赖国家的行为。

  

   国际法作为国家之间的法,当然要以国家作为权利义务主体。但国家从来都是为人来服务的。而且,由于国家其实是一个拟制的法律主体,而拟制的国家是不可能实际地享受利益的,因此,国际法所确定的国家利益最终仍要落实在人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法自始就是人本主义的。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以下称WTO规则)为例,WTO规则是一套有关国际贸易管理的国际法规则,调整的是成员方(基本上是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应该是典型的“国本主义的国际法”。但事实上,无论是成员方的权利还是义务最终仍旧要落在其国民身上。例如,关于关税减让,虽然表现为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实际因此而受益的是相关产品的进出口商、制造商乃至消费者(当然也会有相关企业受到不利影响)。从1947年以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其继任者WTO不断地通过缔约方之间的谈判一次次地削减关税,削减各种非关税壁垒,制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投资措施协议等,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给商人的跨国商事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环境,这又不能不说WTO规则是“人本主义的国际法”。

  

既然国际法从来都是为了人的利益,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会提出“人本主义的国际法”的概念呢?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以往国际法的人本主义主要表现为赋予个人利益,而二战结束以来所发展起来的某些国际法不仅赋予个人利益,而且还赋予个人权利。国际法赋予个人权利意味着个人可以依据国际法向其他主体(包括国家)提出主张。这主要发生在两个领域,一是人权领域,二是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人权问题原本是一个国内法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权问题开始出现在国际条约中。1948年12月10日由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人权问题开始系统地进入国际法领域。虽然国际人权法规范的主要还是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个别的人权条约已经规定个人可依据条约就人权问题对一国政府提出主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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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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