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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维:中国死刑七十年:性质、政策及追问

更新时间:2019-11-03 01:11:22
作者: 林维  

   生或者死,这是个问题。

   这一问题从来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满腹愁绪的年轻人在饱食终日后的虚无之问。作为一种终决地处理主体生命的刑罚方式,死刑也因此成为一个困扰我们的“终极”法律问题。死刑本身的生死问题或者存废问题,亦成为今日法律的焦点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它远远超越了作为一终极哲学问题的不可解性。正是法律问题不可回避的实践性和可诉性,它是,而且必须是可解的,要求立法者、司法者必须做出明确的回答。

   七十年就其时间跨度而言并不算长,但正如国家和社会所经历的快速、巨大变化一样,我国死刑无论其理念还是制度,无论是实体适用的限缩还是程序的严格控制,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是,我们如何面对死刑,如何看待死刑,如何“处理”死刑这一法律手段,如何审视死刑之死,等等,仍然是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回顾七十年的死刑变迁,对于厘清我国死刑未来发展的方向,就具有了更为特殊的重要意义。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死刑作为刑法中最为重要的制度,其七十年的演变也是我国刑事法治艰难反复但不断进步的七十年,死刑制度的进步正是我国刑事法治乃至整体法治发展的缩影,同时又折射出多元的困惑和复杂的理性选择。七十年之间,我国的死刑制度变革成为法治进步的重要内容,未来我们仍需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法治理念,以迎接更加文明的法律新时代的到来。

  

   死刑七十年来的性质演变

  

   (一)作为革命暴力的阶级斗争工具

   死刑问题,既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自古以来,死刑就一直存在,而且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一种适用极其广泛的刑罚,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也就由来有自。近七十年来,死刑问题交织着太多的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因素,相互纠结缠绕,而远非一般法律问题所能覆盖而论。

   溯至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要“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实行废止肉刑”。这是作为一个新兴政党面对时局而就社会的未来所提出的前所未有之主张,并以此作为准则之一而与其他政党产生鲜明对比。宿命或者使命使死刑问题不可避免地内在于一个新兴、先进政党的目标之中,并自此毫无争议地使有关死刑的讨论在很长时间内首先具有政治的色彩而非法律的意蕴。死刑问题的讨论在特定的时期内不得不具有政治的规训意义,而直到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达到一定的完备阶段之时,有关死刑的讨论才可能政治脱敏而更为强调其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

   不过,在革命战争年代,艰巨的斗争现实以及复杂的革命形势,不允许放弃死刑作为打击敌人、保护革命成果的武器,在根据地的不同刑事立法中均保留了死刑。

   例如,1931年《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总则即将死刑作为主刑之一,而分则中则有19个条款规定了死刑。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共有26个规定具体罪名的条文,每个罪名之后均规定了“处死刑”的表述。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止囤货取缔伪币条例》《晋察冀豫边区毒品治罪暂行条例》《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规范性立法均有死刑规定,死刑成为革命的暴力工具。恰如列宁所说:“任何一个革命政府没有死刑是不行的,全部问题仅在于该政府用死刑这个武器来对付哪个阶级。”

   死刑的这一性质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并未有任何改变,这当然同20世纪50年代初新政权受到旧势力的严重挑战相关。政权生存的必要性成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正当性理由,各地对旧的恶势力大量运用包括死刑在内的惩罚手段,极大地树立了我们党的权威,牢牢地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政治地位,全面改善了许多地区原本十分动荡和混乱的社会秩序,因此,“杀”“关”“管”的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却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多数民众的认可和赞同。

   但是,死刑适用的数量也呈现扩大化的倾向,以北京市为例,到1952年年底,共处决反革命分子940人,而据公安部1954年的统计,“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处决反革命分子71.2万人,甚至有学者估计全国范围的实际处决人数可能还要大大超过此数。根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称,从1949年年初到1952年2月的“镇反”,共有反革命分子87.36万人被判死刑。

   毫无疑问,死刑在这一时期的运用极大震慑了社会各种敌对势力,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起到了稳定政权、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死刑适用中压倒性的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因素,使死刑成为绝对的革命武器和阶级斗争的锐利工具。死刑的政治性、革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法制遭受巨大破坏,而死刑仍然无法逃避其革命的暴力性质,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指导下,阶级斗争严重扩大,死刑成为打击现行反革命的利器,乱打滥杀使死刑的适用处于完全无序的状态之下。

   作为一种国家控制下的绝对的暴力,死刑与政治的纠结是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蕴藏于死刑最为隐秘之处而时刻等待爆发的时机,但是死刑高度的甚至绝对的政治化使死刑的适用完全出于政治策略的考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逻辑在死刑上面投射了巨大的烙印,尤其是在欠缺相关死刑立法,仅有粗糙的、原则性的规范体系背景下,死刑的滥用以及由此必然招致的错用几乎不可避免。

   并且,在阶级斗争这样一种语言框架内,死刑的诸多问题都无法得到充分合理的思考和讨论,因为围绕死刑的一切学术争论也都可能毫无例外地被高度政治化,从而引入歧途甚或死路,而死刑的法治化更是无从谈起。

   (二)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惩罚犯罪的法律手段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的中心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事业逐步深化,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善,促使死刑的内在性质从革命暴力性转变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性,从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变为惩罚犯罪的手段。

   这样一种转变意味着死刑政治性的弱化和法律性的强化,具体而言:

   首先,死刑的正当性在政治性的话语框架中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绝对结论。死刑的必要性是由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所决定的。但是在法律性话语框架中,死刑首先需要得到正当性的确认,也只有在此时,人们才会去思考并且尝试着论证死刑的正当合理性以便坚持死刑的合法性。

   其次,只有在死刑的政治性弱化、法律性强化的背景下,死刑的实效性才会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节俭性乃至比例原则等才有被导入思考的可能性。因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性必然要求手段的有效性或者工具的效率问题得到充分的论证,而革命暴力性则是一种天然的色彩添附。

   再次,死刑的适用应该依法进行,必须要求具备充分合理的、成体系的法律规范,而不能唯政治论,单纯地依赖党的文件或者政治决定。

   最后,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死刑问题进行更为开放的涉及法律技术层面的分析和论证。这也是在晚近四十年尤其是在晚近二十年间有关死刑的争论能够蓬勃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

   不过,这样一种转变仍然需要一定的过程性和过渡性。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诞生,“分则”规定的27个死刑罪名,其中14个与反革命罪有关,清晰地说明了死刑的打击重点仍然聚焦于阶级斗争。并且“总则”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将党的基本指导思想作为刑法制定的指针,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但是死刑的政治性已经显著弱化,尤其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治安恶化、经济犯罪增多,一系列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增加了44个死刑罪名(包括《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涉及的死刑罪名11个以及其他单行刑法增加的33个死刑罪名),总计71个死刑罪名,死刑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张,反革命罪在其中的比例显著降低,死刑的政治性更加淡化。

   尽管这样一种基于严峻犯罪形势而对特定经济犯罪加重处罚力度扩张死刑适用范围的做法,和镇反运动时期对反革命犯罪多杀的策略非常相似,具有异曲同工的功利色彩,但是仍然存在根本的差异:前者更多的是基于死刑工具主义,认定死刑对于打击此类犯罪具有实际效果,因而从手段的实效性出发而并非出于敌我矛盾的政治判断。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所指出的:“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及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死刑的政治性渐趋淡化,同时彼时对于死刑威慑效果产生确信甚至盲信,工具色彩愈加增强。

   (三)作为学术问题而存在的死刑

   1997年刑法颁布时,王汉斌副委员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明确“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也不增加”,彼时68个死刑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罪仅占7个,危害公共安全罪14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罪16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5个,侵犯财产罪2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8个,危害国防利益罪2个,贪污贿赂罪2个,军人违反职责罪12个。

   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最终使死刑在1997年刑法典中,更加彻底地恢复了其作为刑罚的质朴的一面,套用《刑法》第1条,死刑的本性即作为惩罚犯罪、同犯罪作斗争的手段得以彰显,愈加清晰。尽管法律整体本身不可能脱离、隔离政治,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刑法问题的思考都是一种政治考量、一种意识形态考量,因而所谓刑法知识完全混同于政治常识、意识形态教条,刑法知识的学术化完全无从谈起。刑法知识的政治化以及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政治对刑法学的一种侵蚀,有损于学术的独立性和知识的纯粹性”。

   民主法治理念的进步使刑法不再阶级斗争化或者泛政治化,由此死刑或者说死刑问题在政治上的脱敏,使我们可以尽可能地更为科学、理性地讨论死刑问题的效果、效率、效益乃至死刑的正当性、合宪性等本质性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刑法修订的过程中,有关死刑的有效性、死刑的正当性、死刑的程序、死刑的存废、限缩等问题得到了热烈讨论。按照不完全的统计,1979年共有3篇论文讨论死刑,整个80年代共有24篇论文讨论死刑,而在90年代,截至1997年就有95篇论文围绕死刑而展开,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有关死刑的讨论仍未降温,截至2006年共十年间,有854篇论文以死刑为题展开讨论。

   迄今为止,有关死刑的论著更是数量惊人,考察视野更为宏大,论述深度更为深入精细。

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背景下,才有可能更为理性、冷静地研究讨论死刑,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削减死刑,并最终实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才有可能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一次性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并进而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中再次成批量地减少9个罪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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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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