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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维:中国死刑七十年:性质、政策及追问

更新时间:2019-11-03 01:11:22
作者: 林维  

   与其说死刑罪名的两次大量减少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毋宁说这是高层一次英明的政治抉择。但是易言之或许也同样具有深蕴:这样的立法行为,是一种理性而果断的政治决策,但也更是法学智识和法治理念的胜利。

  

   死刑七十年来的政策演变

  

   必须指出的是,政策和理念不同,政策更强调实际的运作,因此实际的政策和宣称的理念之间有时可能存在差异,理想的理念有时在现实社会形势的需求和期待下,可能形成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把握和实践。这一点尤其在七十年死刑的前期发展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到理念主张和实际政策的运用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差异的现实。

   七十年来,我国的死刑政策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而不断演变,限制适用和扩张适用交织反复,而每一次演变几乎都建立在深刻教训的理性反思、吸取和对于死刑本身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每一次演变都足以成为刑事法治的生动案例。刑事法治正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得到了螺旋式的发展。

   (一)失控:少杀、慎杀理念下死刑的泛滥适用政策(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死刑理念一般均表述为坚决保留、决不废除死刑,但强调少杀、慎杀。无论是领导人的主张还是相应文件,均表现出这样的理念。例如1948年《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即指出“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越少越好”。1950年10月10日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也规定要防止乱杀错杀。

   但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某种程度上,这些宣言仅仅是或者更多的是某种理念或理想,实际的政策运用远非如此。由于这样的理念缺乏法律规范的约束甚至保障,因而使其无法真正地、实际地指导政策,最终落实为具体法律措施;甚至这样的理念本身就缺乏对死刑本身理性而坚定的认识,“这种谨慎的态度并不是出于对死刑的非人道和人的生命权至高无上的认识,而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例如,出于避免可能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或者出于杀了不利、无助于强大国防、收复台湾、增加生产,等等。

   相应的政策既然仅仅是一种策略,就必然受制于社会形势的风吹草动,少杀、慎杀的理念就缺乏政策的连贯性、制度的确定性、实施的原则性和执行的坚定性。

   正是存在理念和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的死刑政策一方面呈现出积极适用的性质和特点,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反复、摇摆、矛盾的心态。

   例如,1950年3月28日,刘少奇批示:“近来各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镇压有些不够,对已经过宽待争取而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处于长期徒刑以至死刑。”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以及1950年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均规定对所有类型的反革命案件最高都可以判处死刑,这些文件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重要根据。

   但在此期间,少杀错杀的理念仍然在不时发挥作用,例如考虑到国内局势的稳定要求以及政治力量的联合,屡次强调要防止错杀乱杀,甚至上述“双十指示”仍旧突出强调了要防止“左”的偏向,继续要求“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甚至有时仍然担心类似运动的扩大化,要求适度降温、注意策略。又如一些省份如河南将近一年执行死刑3000人,就敏感地发现各地捕杀开始出现草率现象,因而在1951年1月就迅速决定一般停止逮捕和杀人。

   但这一理念并未坚持多久,1951年1月之后,全国范围内各地放开手脚处决反革命分子,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甚至还按照人口比例给各地下达处决人犯的指标。2月21日政务院又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有意使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并且根本上否定了“已遂”“未遂”的概念,至于该杀不该杀,则主要取决于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节严重,有关要件的规定又缺乏具体细致的解释。

   但党和政府迅速意识到运动扩大的现象,1953    年5月10日紧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承认,“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因此必须及时地“从大胆放手的方针改变为适当地加以收缩的方针”,并明确提出“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同时重申了死缓政策。此后死刑的适用数量相对减少。

   正是遭遇了这样的教训,50年代中期开始重提少捕少杀,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即指出“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必须注意到这些表述正是在经历了死刑的扩大适用的教训之后所提出的。

   甚至在1956年9月15日至17日中共八大上,刘少奇同志所做的中共中央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以死刑的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而这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

   不过,1958年董必武同志的说法略有不同,他针对当时的司法工作也提出,“死刑我们从来不说废除,但要少用。死刑好比是刀子,我们武器库里保存着这把刀子,必要时才拿出来用它”。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未来的废除说还是少用说,考虑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无论是党的领导人还是相应文件能够提出并在有的时间内坚持这样的理念,仍然是难能可贵的,也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死刑问题开始了初步的、理性的认识和探索。

   但是,这样的政策并没有经历太多时间,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对于包括死刑问题在内的政策理性完全停止,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完全被否定,彼时的死刑政策严格意义已经不能被称为死刑政策,因为法律秩序完全陷入了不正常的状态。社会失控导致法制紊乱、秩序动荡,令数以万计的人成为冤魂。在极“左”路线指导下,阶级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乱打乱杀现象普遍蔓延。

   以1970年为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68人,天津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处的有22人。“文化大革命”中究竟有多少人被不正常判处死刑,答案或许永远无人知晓。

   (二)控制:刑法规制背景下死刑的扩大适用政策(1979—2007年)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间,多次政治运动导致我们党正确的死刑理念未能得到长期、一贯的坚持,相反死刑的实际政策出于政治策略考量,长期在多杀少杀、滥杀慎杀问题上摇摆,经常是在死刑滥用乃至失控之后才又痛定思痛,力图返回正确做法,但又往往被另一个运动所打断,而陷入再次的失控状态。个中原因复杂,不过刑法规范体系的缺乏是加剧这一局面的重要法律制度原因。尤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法制的破坏这一惨痛教训,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目标出发,国家格外注重法律制度建设。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诞生标志着法制建设的重要成就,也更意味着“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有了法律规范体系的支持,从而为将少杀慎杀的死刑理念转变成死刑政策奠定了规范基础。实际上,也只有从这个阶段开始,我国对于死刑才真正开始具有了现代法制意义上的控制的探索。也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政策的回归同样也是因为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对死刑完全失控的惨痛教训。

   1979年刑法对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控制死刑的适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分则把规定死刑的条文压缩到了最低限度,仅有7个条文规定了死刑,而且均同时规定无期徒刑和长期自由刑作为选择刑,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

   其次,刑法从犯罪主体方面对死刑适用作了限制,明确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需要指出的是,历次草稿中并没有“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一规定,而是根据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代表意见而仓促增加。

   再次,把我国刑事政策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制度进一步具体化、制度化,从而继续发挥这一制度的威慑力和改造效果,减少杀人以促进犯罪分子的改造。

   最后,第43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与此同时,刑事诉讼法还就死刑复核程序和死刑判决的执行程序做了进一步详尽规定。彭真在对刑法草案的说明中恰当地诠释了1979年刑法典的死刑政策,即不能废除死刑,但要贯彻少杀的方针,应当尽量减少。

   但是,当人们还暂时停留在对新刑法的最初认知之时,死刑政策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死刑制度也产生了重要变化。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产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急剧增多,尤其治安形势恶化,人民群众很不满意。

   王汉斌在《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几个法律案的说明》中指出:

   “目前许多地方社会治安情况仍然很不好,从主观上来说,主要原因是,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打击不力,不坚持,对一些犯罪分子该捕不捕,该判不判,或者该重判的没有重判。对杀人、强奸、抢劫、爆炸和其他一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案件,刑法都规定了可以判处死刑。对这些严重犯罪分子,应当依法从重惩处。同时,这几年出现了一些严重犯罪的情况,性质恶劣,危害严重,民愤极大,应当判处死刑,但是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不能判处死刑,需要修改补充……对这种犯罪不严厉惩处,是不可能搞好社会治安的……决定草案对这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规定可以判处最严厉的刑罚,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的,是会大得人心的。我们决不能容许那种社会治安失控、人民群众没有安全感、妇女夜间不敢单独上班走路的严重现象的存在。”

   基于这样的考虑,从1983年开始第一次“严打”,少杀、慎杀的理念又未能坚守而被轻易突破:

   首先,死刑罪名大幅度增加,从《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将7种犯罪的法定刑提高至死刑开始,《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对9种犯罪增加了死刑,并增设了传授犯罪方法罪,其最高刑为死刑。1981—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二十多个单行刑法新增设死刑罪名44个。

   其次,单行刑法中多个条款规定了绝对死刑,例如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贪污罪规定绝对死刑,1991年《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组织他人卖淫罪、强迫他人卖淫罪规定了绝对死刑,等等。

   最后,正如后文所述,原本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的死刑核准权,大部分陆续授权省级高院行使。

之所以并未将这一时期限定或者截至1997年刑法修订,而是延至2007年,其原因在于几次“严打”跨越了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而1997年刑法典对于过去增加、积累的死刑罪名,“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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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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