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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中国法学现代化的理论宣言

更新时间:2019-11-03 01:05:55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新中国70年,是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新法学、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并取得辉煌成就的70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法学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一最具原创性、时代性、统领性的科学概念和法理命题为研究范式,深入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全面推进中国法学的科学化、大众化、当代化和国际化。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方位,本文以回观过去、审视当下、面向未来的三重视野,反思中国法学的历史经验,把脉中国法学的时代课题,展望中国法学的发展趋势。

  

   一、在革命性探索中前进的70年

  

   中国法学的命运与中国法治的历史息息相关,与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发展紧紧相连。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也标刻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起跑线,激活了中国法学的生命原点。70年来,伴随着“新纪元”“新时期”“新时代”,中国法学进行了三次革命性探索、实现了三次历史性发展。

   (一)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新法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为新中国伟大斗争和伟大建设创造法治环境,党和政府着手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新法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据此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和重要法令,确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立法体制、司法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在此期间,还启动了刑法典、民法典、刑事诉讼法的起草工作。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着手系统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

   与社会主义新法制建设相比,社会主义“新法学”的概念则更早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经毛泽东同志倡议,由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邓颖超、罗瑞卿、史良、王昆仑等90多位社会著名人士发起,建立了新法学研究会。”[1]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适应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需要,从法学院校设立、法学课程设置、研究平台建设、法学成果出版等方面着手建设新法学:统一规划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北京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法律院系;推动开设了马列主义法律理论、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等新法学课程,并审定了(1956年7-8月)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等全国法学院系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设立了中国新法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创办了《中国新法学研究院院刊》《政法研究》《政法译丛》《法学》等杂志社和法律出版社[2];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对外交流活动,为社会主义新法学储备了人才基础、平台条件、生存和发展空间。建立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法学体系废墟上的社会主义新法学,以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南,批判旧法学[3]、特别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反人民、反科学的政治法律观点,开展了一系列法学理论问题和法制实践问题的研讨活动,议题包括我国社会主义阶段法的性质和作用、法学的研究对象、新法与旧法、国体与政体、民主与专政、政治与法律、国家与法制、法制与文明、政策与法律、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守法与违法、法律与道德、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政法工作如何区分两类矛盾、资产阶级法权、镇压反动派与保护人民、惩罚犯罪与保护善良、刑事政策、犯罪构成、刑法中的人类学派与社会学派、特赦制度及其实施、死刑复核、诉讼证据、举证责任、枫桥经验与调解、婚姻法和离婚裁判标准、合同制度、劳动权、法律与和平、和平共处基本原则、主权与人权、国际法体系等,探索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在新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中国法学一度“全盘苏化”[4]。当时的苏联法学是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官僚政治体制为基础的,总体上受维辛斯基的“阶级斗争”范式主导,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的误读和曲解,甚至有很多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之上的错误观点。而对这样一种本身就存在严重局限和错误的法学体系照抄照搬,必然水土不服、脱离国情,以至弊大于利。受苏联法学意识形态的禁锢,社会主义新法学在理论上根基薄弱、在体系上内力不足,未能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也就注定了其不堪一击的脆弱命运。上世纪50年后期,“左”的思潮兴起、法律虚无主义滋长以及领导人对人治与法治关系的误判,致使刚起步的法制建设陷入停滞和倒退状态,法学教育和研究事业急剧萎缩和迅速衰败,法学院校纷纷关闭撤并,法学教师被迫改行。“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民主惨遭破坏,法制荡然无存,社会主义新法学在风雨飘摇中坠落。

   建国初期,社会主义法制从开局良好到一蹶不振再到一落千丈,社会主义新法学从破土初生到小心成长再到一夜凋零,并不是偶然的。其中折射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上的不成熟,对“法治兴则国家兴”的法理逻辑和“法治兴则法学兴”的科学规律缺乏基本认知。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一历史阶段的惨痛教训促使党和人民及法学家们深刻反思,坚定了厉行法治、以法治国和重建法学的信念。

   (二)探索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寒冰期”,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唤醒了被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封存的发展生机。改革开放如春雷乍响,推动新中国“破冰解冻”迈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发展创新,更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信心和自觉。

   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吹动下,浴火重生的法学界以极大的政治魄力、理论勇气和思想智慧,冲破僵化思想、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掀起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思想革命,先后开展了关于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民主与法制、法的阶级性与继承性、法的本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学基本范畴、法的本位、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等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为中国法制的恢复重建、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全发展、依法治国的有序推进扫除了思想障碍,为社会主义法学重焕生机准备了理论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锤炼法学的不二空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针对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利与权力、公平与效率、契约精神与人文精神、人权与主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制系统、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法系与中华法系、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物权与物权法、知识产权与无形财产权、商事通则、税收法定、社会法调整对象、环境权、法律责任、罪刑法定、犯罪构成、法益与社会危害性、无罪推定、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诉讼模式、国内法与国际法治的关系、法学教育改革等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要题,进行了广泛总结、精深研究、科学论证、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在新时期的法治探索中集腋成裘、渐成气候。新世纪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背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部署更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诸如依法执政、依宪执政、促进和谐法治、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法治文化等概念和命题,越来越凸显出法学的中国特色、展现出法学的社会主义优势。[5]

   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是中国法学第二次革命性探索,它的成功根源于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思想革命,其进步性则体现为对“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6] “社会主义”是中国法学的本质特征、政治定位、理论前提,我国法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牢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砥砺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进步。“中国特色”是中国法学的基本规格、文化本源、科学秉性,我国法学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当下实践出发,必须传承中华法制文明、培育法治民族精神、善用法治本土资源,必须承载时代精神、形塑民族品质。“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缺一不可,它们共同规定了中国法学的正确道路,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法学必然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指引、丧失先进性,没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法学必定会陷入僵化与教条、重蹈历史覆辙。

   (三)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和载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努力建设和繁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特别是构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19年9月24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总结70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

   法学是治国理政的实践科学,是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概括,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支撑学科,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着力点之一。2017年5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要求法学界适应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包括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人才培养体系等。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总书记单独就一个学科的建设发展问题提出具体路径和明确要求,并不多见,这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法学的高度重视和厚望,表明了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战略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法学界坚持把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总主题、总目标、总抓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法治思想为指导,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中国法学站在新时代高起点上又一次革命性探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当代化的又一次历史性创新,是中国法学放眼未来、走向世界、迈向现代化的又一次科学性进步。

与70年新中国发展同呼吸、与70年新中国法治共命运的中国法学,在建立社会主义新法学、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三次革命性探索中,反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把脉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逻辑,关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逐步树立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了以法治实践激发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推动法学发展的信念,为新时代中国法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转型铸就了坚实的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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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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