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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中国道路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

更新时间:2019-10-30 23:25:01
作者: 王东  

   内容提要:中国道路最大的哲学创新是为现代化复杂社会系统中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开创了一条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全新道路。这一重大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首要源头活水,就是《资本论》中蕴涵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正是这个结构的不同系统组合,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不同道路。中国创新的最大希望,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解放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从而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既彻底超越国家主体化的苏联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又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体化的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关 键 词:劳动  资本  国家  人民主体论  现代化新道路  《资本论》

  

   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首倡的劳动主导的现代化新道路,在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创新中,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当代体现和新发展。同时,马克思首倡的现代社会系统中的“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更应成为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阶段、新起点上,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探索新道路、新体制的理论指南、源头活水。正是从这一点来看,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代课题面前,马克思主义对当今世界,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来说,仍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无论是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还是中国古代传统国学,都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复杂社会系统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关系问题,无法指引我们开创劳动主导的中国现代化新体制、新道路。

   解放劳动—创新国家—驾驭资本,这是当代中国特色的三元结构,有助于我们把握改革开放新阶段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的三个主要着力点、突破口和生长点。如果没有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创新支撑,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势必陷入自发盲目的历史惰性洪流之中:国家垄断—官商勾结—宰制劳动。在当前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决审慎地防止改革与发展走上这样一条老路、歧路、死路。

  

   一、“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资本论》中蕴涵的现代史观系统结构

  

   关于《资本论》中的现代史观,对其总体结构、哲学底蕴是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探究的。从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的特定视角来看,“劳动、资本、国家”的三元结构论是把握马克思现代史观的一把钥匙,甚至是不二法门,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比拟和不可超越的独特理论意义。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轨迹来把握“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就成为理解其现代史观的思想红线。我们应先“回到马克思”,重温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从而更好地把握其现代史观中“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

   第一阶段,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为《资本论》写出了最初三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8年《共产党宣言》——184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思想主线是“劳动与资本”二元结构论,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1842年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刚开始走上社会,碰上的就是现代社会三元结构、三者关系的疑难问题:普通劳动者—土地与林地所有者(资本)—国家机构。马克思是为解决对黑格尔国家观、国家理性论的根本质疑,才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加上同期写成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堪称是《资本论》创作的最初第一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成为贯穿整个巴黎手稿的思想主线。马克思笔记本上的头三个小标题就是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他提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并最后落脚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上来。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开头,马克思就提到,“劳动从资本那里得到的这些东西就是资本本身”,“文明社会,‘工人和资本家是两类不同的人’”[1](P7,151)。

   在恩格斯执笔写成的头两稿《共产党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1848年初马克思写成了《共产党宣言》,一针见血地把“无产者与资产者”的矛盾作为现代化时代的主要矛盾。《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资产者和无产者”。一开头马克思就断言: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P273)

   《雇佣劳动与资本》则是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原稿只是1847年底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作的几次讲演,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个标题,以画龙点睛的方式抓住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社会关系和主要阶级矛盾,作为“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2](P331)。“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1844)、《资产者和无产者》(1848)、《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1849)这三个提法虽有一点微妙差异,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现代历史基本矛盾的总体把握尚处于“二元结构论”的理论框架,“国家”只是潜在的第三项。

   第二阶段,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大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尾声之处,马克思首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构想”;1858年2月22日在致拉萨尔信中又提出大同小异的“六册计划”,两者之间共同的、崭新的特点,就是把“国家”纳入系统结构,从而构成“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并在基本完成第二大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际,马克思在1862年12月底最终明确将全书以《资本论》为正标题出版,更加突出现代史观这个核心范畴的中心作用。

   在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洪水到来前夕,马克思立志要把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化总结概括,推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因而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1857年8月23日前后写成的这篇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五篇构想”,不仅肯定了劳动作为起点范畴、资本作为中心范畴的地位作用,而且把国家作为第三大基本范畴补充进来,首次形成“三元结构论”现代史观的基本思想:

   十七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把现代国家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3](P46)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货币章”结尾,马克思再次阐发了“五篇构想”的内在逻辑、总体思路,其中头两篇分别讲体现在商品货币中的劳动活动,市民社会层面的资本运动,从第三篇开始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国家范畴为基本内核,展开后三篇: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事实上,最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多余的产品的交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总生产的现成的多余产品。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多余的产品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式。)[3](P177,178)

   1858年2月22日在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又在“五篇构想”的基础上提出“六册计划”,这其中只是对前半部分怎样讲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结构上作了某些微调,而从第三部分起转入的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与国家体系,则保持不变: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4](P124)

   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开头,马克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六册计划”,并把前三项与后三项作为两个层面、两大部分。在这一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从资本论到国家论,资本论与国家论成为两大焦点问题,构成其正副主题: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度、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5](P31)

   资本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的地位是逐步上升的,先后登上了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和1849年《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将“资本与劳动”确定为自己唯物史观、现代史观的两大基本范畴;第二个台阶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确定了资本范畴的中心地位,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第三个台阶是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提出的,确定自己的全部手稿“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至此,资本更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范畴,不仅是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而且是具有重大现代哲学意义的哲学范畴。

   第三阶段,1878年以后,由于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实行“反社会党人法”,《资本论》第2、3卷出版受阻,马克思则借机加强了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新变化的新探索,为今后写出“《资本论》续篇”做了系列性的晚年笔记,其中关于国家、国家体系问题的研究明显加强,更有力地证实了“劳动、资本、国家”三元结构论是构成《资本论》逻辑体系的深层结构。

晚年马克思文本群的主体部分与思想重心,是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笔记札记,或叫四组准备材料,包括:第一组“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第二组“国际关系与世界历史笔记”;第三组“俄国与东方发展道路笔记”;第四组“《哥达纲领批判》及西方发展道路笔记”。这里提出“马克思晚年四大笔记”——为写出“《资本论》续篇”而作的四组准备材料,意在强调晚年马克思的笔记与文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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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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