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胡大平:哲学与“空间转向”

更新时间:2019-10-30 23:21:00
作者: 胡大平  
列斐伏尔、吉登斯等人代表着“社会科学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或者说,一种空间化的认识论诉求。(cf.Benko & Strohmayer,pp.257-258)这一诉求的潜台词便是对主导19世纪的历史主义的告别,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等人非常断然地点明了这一点。简单地说,由于空间偏好乃是对历史主义遗产的校正,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在一切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新动向和新思潮中看到空间维度的独特重要性。例如,沃勒斯坦曾经对世界体系分析的崛起作过回顾。在他看来,这种理论视角受到了1968年世界革命的激励以及对二战后现代化理论的异议,后者曾是现代性的常识叙事;而从现代化理论到世界体系分析,便构成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转向,即从所谓的一般历史规律走向大尺度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参见沃勒斯坦,第210-213页)再如,乔治·E·马尔库斯(George E.Marcus)与米切尔·M·J·费舍尔(Michael M.J.Fischer)等人认为,当代人类学进展体现了一种趋势,即对不同价值观的历史文化条件进行经验性的探究,这不再是超社会的思辨,而成为“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同文化的地方情境的独特刻画”。(马尔库斯等,第229页)林林总总的例子从不同维度为“空间转向”在现代性批判中的独特意义提供了佐证,它们表明,这不是空间话语的扩散,而是涉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或者更深刻地说,建立在启蒙标准之上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元理论的转型,或者套用库恩的话来说,是研究范式的革命。

  

   二、空间哲学或空间化思维

  

   通过“法兰西理论”,我们看到,空间之所以成为20世纪后半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假设,是因为它为彻底的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一种新的承诺。当激进左派思想家们谈论空间理论的“根基性”意义时,还通过政治的形式更激烈地表达了这一问题的性质。②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进一步的追问:空间究竟是怎样一种承诺,它是否真的可靠?

   提出这些问题,并非试图提出一种不同于空间转向既有成果的竞争性空间哲学或空间认识论,而是试图把握空间转向所催生的有关空间的核心观念,并由此把握它所主张的空间化思维方式的实质及其价值。在我们看来,空间之形而上本质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因为,不论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空间观念,还是空间性质和样态,都随时间而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产物。在全部空间转向中,这个观点亦是一以贯之的红线,虽然不同的学者并非均以如此清晰的方式来表达。比如,列斐伏尔著名的“空间是社会产物”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哈维的空间概念和空间哲学的基本假设也是如此。并且,更深层的是,在全部空间理论中,尽管在空间概念表述上千差万别甚至争论不休,但在空间的异质性、流动性和开放性上又达成共识,原因即在于此。爱德华·S·凯西(Edward S.Casey)在空间转向语境中考察了希腊原子论哲学至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西方空间思想演化。在他看来,这一传统明显强调了地方的首要性,不过,在今天,这种首要性的基础是多样性的,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游牧的、建筑的、制度的或性别的,“因为不存在单一地方首要性之基础,所以也不存在这种首要性得以建立的整体性基础”。(Casey,p.337)基于当代社会经验和政治诉求,马西则强调了空间的三个核心特征:相互关系的产物、多样性共存的异质性以及一个不断的构造过程。这些核心观点强调的都是与自然给定性相反的事实,而它们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在此意义上,各种争论中的不同表达,并非实际立场的差别,而可能只是为表现理论个性的修辞而已。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提出所谓“竞争性”的前提假设,而是理解这个表面上看来“不同的”前提究竟想表达什么。

   撇开各种表述,在逻辑上,空间转向强调空间优先于时间的主导地位,乃是对现代性观点或知识学立场的矫正,后者以实体(主体)、必然性(普遍性)和给定性为依据主张绝对知识(真理),而前者则主张关系优先于实体的相对性知识(如果以空间化的比喻来讲,即立场)、偶然性优先于必然性的情境化知识以及建构(生成)优先于给定的开放性知识。

   从社会历史认知的角度看,这些立场试图解决现代性思想的决定论疑难。在最广泛和深层次上,空间认识论乃是对那个古老哲学问题的回应,即空间支配时间的状态以及人类在其中的命运。空间问题在传统中并非不存在,只是在谈论“历史规律”或“历史法则”时,更多地依赖于作为矢量的时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个谚语表明,在传统语境中,必然性乃是时间的自我展开,并因此是与时间的连续性相联系的一种希望或美德。不过,在今天,这已经微不足道。不断加速的社会变革使得偶然性不仅支配了个体的命运,而且成为决定不同地方社群甚至全球文明发展的力量。对于个体来说,在盲目的市场社会结构中,六合彩式的命运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不可预见的金融危机、核战争威胁、厄尔尼诺现象式自然灾害则威胁着区域甚至全球。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现代社会描述为“风险社会”,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现代性状态定义成以不确定性、不安全性为核心特征的“液化现代性”,这都集中体现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看法。在深层逻辑上,阿尔都塞早就表明了将希望与时间连续性相关联的历史叙事之疑难,他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结构主义”辩护便是要克服卢卡奇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对主体的偏爱——这种偏爱在萨特那里被发挥到唯意志主义的程度,即通过某种辩证理性把笛卡尔“我思”转化为集体主体,从而强调情势即多重矛盾复杂作用形成的客观条件的意义。转向空间或结构,正是要克服理解规律时对时间的依赖,那种依赖封闭了必然性含义。当然,这不是取消规律,而是重新反思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在新的视野中,偶然性不再表现为意外,而是构成历史生成的前提和条件。由是观之,历史认知的焦点在于空间或时间的优先性逻辑,而不是变化或过程的事实。

   在一般意义上,时间与空间乃是人类生存经验的两个基本维度,缺一不可。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倾向,不同社会及其不同时期的思维主潮,总是存在着某种优先性,而任何一种优先性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时间是线性的、传递性的、绵延的;空间是网状的、间隔性的、广延的。这种差别决定了它们在回答诸如因果性、必然性等问题时的基本差异:时间强调同质性、必然性,从而容易成为宿命论和目的论的工具;空间则突出异质性、偶然性,也因此容易陷入机遇论。在批判欧洲现代性的既有困境时,空间转向揭示了现代性在思想前提上的矛盾,自身却无法绕过它们,只能在相反的优先性上避免自身的极化。就此而言,必须提出作为空间化思维方式的界限问题。

   我们认为,现代性本身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一种时间或空间优先性的结构,它始终是个矛盾。一方面,它表现为一个征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就此而言,它代表了世俗版本的目的论的实现,康德作为“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的普遍历史乃是其集中表达。在这一语境中,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意识,依赖于时间,更确切地说,依赖于时间自身的成熟。在后来的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都能明显看到这一点,只是他们分别从理性(内在性)和生产力(外在性)的角度证明了现代性在时间上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指,在征服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欧洲的政治技术发生了至关重要的改变,空间分配(即环境控制)成为核心手段。就此而言,现代性又是空间性的。正是因为这种矛盾,即福柯认为的(依赖于时间的)思想没有跟上(以空间作为统治手段的)时代,现代性否认或贬低了他者(即异质性)从而表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自我意识,而他要求的则是通过揭示这种矛盾,从而沿着异质的道路打开新的历史。

   福柯代表的这种批判是成立的。不仅在他之前,无论是由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人类学发展起来的法国文化人类学,还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早就从不同的维度揭示了这个主题,而且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国际政治中清晰地看到这种矛盾。简言之,整个现代性思想奠基于人的觉醒,但作为一种自我意识,它却囿于内在主体性假设。因此,虽然现代性表达了与传统的决裂,却始终依赖于欧洲人假设的自我展开的历史时间,即表达了强烈的自我中心倾向。在欧洲中心主义视域中,欧洲具有了代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非西方不仅被作为他者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而且它们的历史和个性只有按照欧洲的眼光进行叙述才能获得存在。受福柯影响,萨义德证明了“东方”乃是欧洲的建构,而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则阐明了欧洲古典文明之根在于亚非语文化,这个事实则在18世纪之后被欧洲压制了,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证明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乃是一种权力的效果。然而,它们作为“真理”思维却一直支配着现实的政治。例如,从小布什用“十字军东征”来比喻海湾战争的“口误”,到特朗普关于世界游戏规则应由美国人制定的直率表达。虽然方式有别,但美国人却始终如一地按照这种霸权思维来衡量世界。以美国政治为例,我们看到,反欧洲中心主义不是口水战,而是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与美国代表的霸权利益)的斗争,是反对全球霸权的斗争。就此而言,或许,人们会对“空间转向”提出一个反驳性意见:它只是那些希望即刻改变世界的激进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即在不能直接改变世界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观念。诚然,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这种观念,深深地烙在了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已经成为他们本能的信仰,不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谈论这个问题有一特殊之处,并且它与空间转向密切相关,而福柯也是观察这个特殊之处的最佳入口,正是他的研究让一个观点流行起来:“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福柯,第29页)福柯的意义不只是将知识与权力相联系,而且通过这种联系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缺乏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自我反思,一种解放旨趣的知识是否可能。在笔者看来,这是空间转向带来的空间化思维方式最为深刻的影响之一。空间化思维不是单纯地主张位置或地方的优先性,而首先是对自己位置的反思。

  

   三、地方的首要性与立足生存经验的地方生产知识

  

   从空间转向的理论效应看,它的目标是为理解空间提供某种可靠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依据,从而通过空间(即环境)打开实现乌托邦渴望的通道。然而,正如马西强调的,“抽象的空间形式,单纯作为一种地形学范畴,在开放性/封闭性的情形下,不能被当作一种区别于政治的左/右的普遍的地形学加以征用。”(马西,第224页)因此,从空间认识论走向实际对空间变迁的经验分析就构成了左派政治学的关键。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产生了“地方”和“空间生产”两个关键概念。它们是空间认识论的落脚点,承载着对政治机制及其作用的分析(如福柯的权力微观机制分析)、政治行动落脚点的定位以及知识(理论)作用的自我反思。

“地方”与“空间生产”实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它们讲叙的都是关于人类具体生存的事情。西学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在此,我们以哈维为参照作一些简要评论。按照他的概括,“地方”包括作为存在场所的地方、作为环境特色场所的地方、作为集体记忆地点的地方、地方个性或场所精神、作为共同体场所的地方等。或者说,由于地方的基础性地位,它在社会生活中是通过多重尺度和维度再现的。值得注意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784.html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第201810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