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文鹏:回到国家建构:对清史研究中帝国主义路径的再分析

更新时间:2019-10-30 22:45:21
作者: 刘文鹏  

   如果按照奥斯特哈默的观点,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对帝国主义进行界定,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国家的建立,其原住民应当是自愿加入的。原住民自愿加入并可以顺利行使自己的权利,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前提;若是由一个位居中央的政权强迫其他伙伴加入,则属于具有帝国主义特征的帝国。按照这种标准,我们对国家的界定就会陷入到针对两个问题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一是如何确定世界某个地方的真正“原住民”包括哪些人? 否则就无法确定谁是殖民者,谁是被殖民者,也无法确定殖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二是如何判定一个国家的大部分族群都是自愿加入这个国家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地球上,一直由原住民居住的地区似乎很少,至少在主要的欧亚美非国家,居住民都经过无数次征服与被征服、侵略与被侵略而导致的变化过程。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民族,在2000 多年的历史中,匈奴、突厥、鲜卑等走马灯似地更换了一批又一批,女真人击败了契丹人,蒙古人又击败了女真人,等等。至于在中亚、北非等地区,这种族群迁徙更为频繁。按照奥斯特哈默的观点,他们都是殖民者,也都是被殖民者。谁是真正的原住民呢? 甚至在美洲、澳大利亚,谁又能够分清哪些人是原住民,哪些人是侵略者呢? 当美国将德克萨斯地区并入美国的行为被视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我们是把西班牙裔的欧洲人当作被殖民者还是把原有的印第安人当作被殖民者呢?而且即使印第安人被视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但印第安人其实有那么多部族政权,他们之间也都互相征战、兼并,我们又如何确定哪些人是德克萨斯真正的原住民呢?

  

   对于第二个问题,一个地区如何加入一个国家,是否自愿,似乎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当内外蒙古各部依次加入清王朝时,他们似乎并不是迫于满族人的压力,而恰恰相反,是为了从清王朝那里得到帮助,以应对来自蒙古准噶尔部的军事压力。20世纪初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独立的外蒙古,显然是并非自愿脱离中国的,毕竟掌握政治话语权的是当时的高级活佛等政治势力。而且,在中国历史的语境之下,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保证了在清朝结束时蒙藏地区并没有脱离中国的中央政府,使得清朝的版图基本得以保留。虽然清王朝西进获得对内亚边疆地区稳定的统治权看起来与西方国家在17—18世纪的殖民扩张相似,但在表象背后,西方列强更多地是出于攫取经济利益的目的,而清朝则侧重于国家的战略安全。相对而言,对西域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是中国自汉代以来一直努力不懈的国家行为,目的是为了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获得政治和军事优势,使之成为侧击游牧民族的一种战略力量,同时也可保护河套地区、河西走廊地区的战略安全。所以只要国家有足够的能力——如汉唐时期——这种努力便不会中断。对清朝而言,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即切断蒙藏之间的直接联系,避免这些普遍接受黄教的地区联为一体。因此,清朝对西部的用兵和建设并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贯彻国家战略,进一步完成国家建构。

  

   可见,从奥斯特哈默到新清史的濮德培、罗友枝等人,他们评判清朝帝国主义的出发点还是要回到现代民族国家的特性,并且是那种自愿的、非强制性的、保证公民行使合法权利的国家属性,这无疑是建立在欧洲经验基础之上的。在提出帝国主义理论时,他们已经将帝国置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立面,这种做法本身又回到按照主观意志裁剪历史的老路上,并且带有西方学者那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第二,以“国家”为路径的研究。

  

   可以看出,以上学者在谈到清朝帝国主义时,至少是基于两种语境的:一是全球史观下的比较,它以一种宏大的视野,使我们能够将18—19世纪世界各大帝国发展的共同特征看得更加清楚。二是必须有明确的“国家”概念。可以说,越是要贯彻全球史的理念,越是要进行全面的比较,就越是要有明确界定的政治实体以供比较。否则,比较也就无从谈起。在一定程度上,奥斯特哈默分析了作为帝国的清朝和其他国家如何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征服、管理,他将强制性征服描述为帝国的主要特点,为此,帝国需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征服和征服之后的长久稳定,这是帝国的核心问题。这就需要对一个帝国进行整体性的研究,需要了解影响帝国征服与稳定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奥斯特哈默等人的研究表现出结构主义的特点,认为国家权力组织在国家建构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强调国家的整体性,把国家作为路径,分析一个帝国内部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结果。简言之,奥斯特哈默在其著作中展现的还是要建构一种“国家”发展的必然路径,即由过去的强制性、非理性的“帝国”,向理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这种研究不仅属于殖民主义研究谱系中的一个环节,也是以“国家”为基础单位,构建人类在19、20 世纪世界政治秩序所形成的一种研究路数。

  

   在奥斯特哈默看来,19 世纪历史演变的主要趋势是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是一个国家建构的重要时期。他认为虽然19世纪还是一个帝国的时代,民族主义运动还没有获得决定性的成功,但在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已经产生了向现代国家转变的新的因素,奠定了20世纪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政治秩序。

  

   面对帝国这种在 19 世纪从欧亚大陆到美洲到非洲,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普遍存在的政治秩序,奥斯特哈默通过与现代民族国家作对比,分析了帝国的特征。帝国是一种在既有的技术和地理条件下实现地域最大化的政治单位。多民族性、文化多元性以及政治上的集权化,是帝国的特征。每个帝国从本质上讲都是强制性的,镇压叛乱的能力是维系帝国生存的基本前提。帝国的整体性社会是不存在的,帝国的融合模式是一种不具备社会融合前提的政治融合……有利于融合的认同感的构建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君主,二是军队。因此,帝国不是一个受到万众拥护的政体,而是一种众多实行自治的伙伴和一个位居中央的政权共同组成的霸权式的联合,犹如北约一样。

  

   奥斯特哈默对19世纪全球历史的研究,属于西方政治学中国家构建理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挑战了马克思、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同时也对查尔斯·蒂利的国家建构理论提出了批评。例如蒂利关于国家本质的主要观点认为,国家是通过对集中暴力的垄断来实现对民众的保护勒索。但奥斯特哈默认为国家不是“暴力垄断”,暴力垄断似乎并非现代国家定义的一个自然属性,而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极端状态,只是被暂时地谋取或获得。

  

   奥斯特哈默认为世界政治终究要回到以民族国家为主的秩序之下。但直到19 世纪,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得到发展,但并没有真正打破帝国的控制,更没有建立真正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黄金时期,必须要等到20 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原有的帝国秩序彻底崩溃,随着去殖民化过程的发展才能到来。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居民自愿加入,“国家”建立的本质是以为居民行使权利为目的的。这就使奥斯特哈默关于国家建构的理论带有较强的民主政治色彩。其论证的目的是要突破西方中心论,但其结果仍未能摆脱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待早期现代帝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奥斯特哈默对帝国属性的概括,终究还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参照标准,这种视野值得我们借鉴。

  

   对任何国家的历史研究来说,“国家”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国家建构的理论有助于形成一种整体史观,对于我们理解清朝历史的发展会有诸多启发意义。对此,即使是满洲殖民主义的倡导者濮德培也表示,国家建构才是理解 17—18 世纪世界各大帝国早期近代性的“核心因素”。

  

三、以“国家建构”为路径推进清代政治史研究


   第一,国家建构理论的必要性。

  

   近几年国内学者对新清史、“满洲殖民主义”理论的讨论,破多立少,批评对方多,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内清代政治史研究在理论建构方面的不足。

  

   近年来,很多学者意识到与极为兴盛的社会史、文化史等相比,清代政治史研究受到冷遇,研究国家权力的宏大叙事缺失,研究内容呈现出碎片化、去中心化的特点,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地居于核心地位的政治史研究被边缘化,或者停留在书面条文制度层面的研究,没有找到国家权力进入社会层面的研究路径。“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研究,将政治史隐身于社会史之中,从而导致了政治史显学地位的丧失”。研究晚清史的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罗福惠先生在谈到辛亥革命研究时强调,学者们不但要科学、客观,而且“要在尽可能了解细节和过程的基础上再审慎地从宏观上总结”,呼吁回归宏观历史研究。

  

   另外一些学者注意到,造成清代政治史研究碎片化、无法构建宏大叙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清史研究中的前后脱节问题。国内史学界的学科划分,将清代历史以 1840 年为界拦腰斩断,前清研究重视王朝历史,而晚清研究则成为近代史的一部分,清朝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几近消失。相对而言,对前清史的研究还能够注意到清代国家政治权力问题,晚清史的研究则受到革命史观、近代化史观的影响。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言: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强调的一直是变化,日新月异;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结果却经常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些变化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质。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放到一起去,就好像是在说两个国家。结果是各开各的会,各说各的话,学术上自成体系。”李细珠先生也指出,新世纪以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运用革命史范式的研究者在减少,用现代化范式研究的研究者在逐渐增多。彭卫先生认为,让晚清史回归到清史研究的整体之中去,在清代史的框架中思考晚清七十年历史,探寻其与前清史的内在联系,已经逐渐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⑥ 可见,对清代政治史进行整体性研究还存在很多困难。

  

   实际上,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裹足不前,还因为受到另外一种思维的影响,那就是“专制主义”。对此,笔者以军机处的研究为例稍加展开。

  

   作为清王朝的核心权力机构,军机处是继明朝以内阁制度取代在中国延续1500年之久的丞相制度之后,对传统社会政治中枢机构的最后一次变革,也是满人入关后,对其原有中枢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自我超越,在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变迁中具有“终结者”的重要地位。凡关乎清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必言及军机处。有一种结论已成为学界的广泛共识,以至于被写入从大学到中学的历史教材,即“军机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权高度发展的产物”,“这标志着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从此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这已在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叙事中成为一种标志性话语。

  

显然,这样的研究是以中国历代皇权与相权、内朝与外廷关系为视角,把军机处放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逐渐发展、不断走强的过程中进行审视,我们不妨称之为“专制思维”。在这种思维中,皇权是主体,军机处是“附庸”或“附属者”,专为论证“专制集权强化”这条主要历史线索而服务的。这导致以往史学界对军机处的研究表现出两个方面的不足: 一是重最初起源、轻后期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783.html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