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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姝:何谓同时代人?

更新时间:2019-10-30 00:49:44
作者: 李彦姝  

   近几年,石一枫的当代都市题材小说完成了某种不动声色却颇为深刻的转型,大致来说,是从“青春三部曲”①(《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恋恋北京》)向《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的转型。这一转型似乎是谦逊地汲取了其同时代批评家的某些忠告②,题材上向努力社会现实靠拢,最大亮点在于扎实地塑造了极具典型意义且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当代都市青年形象,如陈金芳、安小男、庄博益等。这些青年具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以欢愉或痛彻的心情剪断了青春期的尾巴,从私人空间走人社会公共领域;他们阅历尚浅,处于人生道路攀升期,于是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试探和考验;他们零距离地生活在当代大都市,与社会变迁、时代大潮保持紧密的共振甚至胶合关系。无疑,拜时代所赐,他们身上携带着上述相似的文化基因,但当个人命运与复杂社会生活缠绕在一起时,出于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他们各自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

   对于当代各类都市青年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是石一枫小说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回到人物,是小说创作中最稀松平常的话题,却往往是一部小说能否在读者心中扎下根并被反复惦念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受篇幅限制的中短篇小说,能否在专注于情节推进、氛围营造、技巧征用等的同时,使主人公形象立起来而非被淹没掉,是一个及其考验作家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先看看石一枫小说中那些“立起来”的人物形象。

   第一类,被道德律令烛照,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捍卫内心良知的人。他们是精神洁癖症患者,用显微镜看世界,用测谎仪看世人,凡事爱在道德层面“较真儿”,但常因不被世人所理解和认同而陷入“失败”之境。这类人以《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营救麦克黄》中的颜小莉等为典型代表。

   安小男的命运可用“悲催”二字形容。他本是被寄予厚望的重点大学电子系优等生,先天禀赋与后天机遇皆备,世俗成功唾手可得,可他却打不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反而与“百无一用”的历史学结缘,饱读经典且对道德问题充满关切与质疑。毕业后本谋得高薪体面的银行工作,却因不执行行长“监控竞争对手”这一不道德的指示,而被逐至信用卡中心做推销员,最后被迫辞职。后经庄博益牵线他被昔日同窗李牧光招至麾下打工。可是当发现李牧光以在海外开工厂之名行境外洗钱之实的时候,他又一次按捺不住内心的道德冲动,跳出来将其举报,自己也再次变得一无所有。安小男只想做一个有道德坚守的人,结果却如自由落体般滑向“失败”,此中寓意令人唏嘘,正是这种飞蛾扑火式的悲壮,凸显了其不与俗流同污的顽强定力和独立品格。

   《营救麦克黄》中的颜小莉也被看做一个不识时务的怪胎。上司黄蔚妮的宠物犬麦克黄丢失,引发“救狗别动队”爱心人士驱车共同搜寻,颜小莉不甚情愿地加入这场行动。他们在郊区盘山道上对一台可疑运狗卡车展开惊心动魄地围追堵截,导致卡车司机意外将一个孩子撞下山谷。显然对于这起事故,黄蔚妮等人负有很大责任,但她认为在既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监控摄像头的情况下,一切都等于没有发生。而颜小莉却饱受良心煎熬重回事发地苦苦搜寻,结果找到了一贫如洗、无力医治的伤者,同时也意外发现了走失的麦克黄。颜小莉虽身为草芥,却承受着良知重压,把持着道德底线,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诘问中,警惕着道德沦丧的可能性。她定期探视女孩,却因拿不出医药费而即将错过女孩的最佳治疗期。孤立无援的她找到了一条在夹缝中突围的小径,在道德制高点上背水一战,编导了一出绑架麦克黄对其主人进行“勒索”的闹剧。

   第二类,懂得与时代共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地位最优化的人。他们或是“于连”式的不择手段、只问结果的奋斗者,或是“后于连”式的既得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或是含着金勺子出生、根本不知于连何谓的“二世祖”。他们或渴望成功,接近成功,或已然成功,但不幸最后都以某种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失败”结局收场。

   《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从湖南农村闯进北京部队子弟大院,作为部队后勤系统临时工家属,在寄人篱下的状态中度过贫瘠且饱受歧视的青春期。陈金芳的抗争精神是客观环境与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她一步步偏离初始人格——从懦弱自卑的小女孩,到张扬自负的初中生,到地痞流氓的浪荡情妇,再到生活殷实的服装摊老板娘,直到而立之年蜕变为艺术投资界的红人。几经辗转,她貌似逼近人生巅峰,实际却通往了无路可还的悬崖。陈金芳是唯时代风云马首是瞻的当代“新人”,命运的波澜起伏正源于于连式生生不息的个人主义追求,在摸爬滚打的生活历练中她习得各种钻营之道,可“脱胎换骨”终究是一厢情愿的臆想,陈金芳的人生经历,表面励志,实则畸形,投机主义的激越声响只不过是被抛于时代深谷的悲怆前奏。《营救迈克黄》中的黄蔚妮是大都市白领的典型代表。小说对于她的出身没有做过多交代,但不难想象,后天奋斗在她成功之路上起到关键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她与陈金芳相似,不惜一切代价自拔于底层的泥淖、试图依靠各种资源变为社会精英。黄蔚妮表面上拥有成功职业女性的不凡气质与过人能力,与人相处拥有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但是不易被察觉的势力、算计、庸俗也随着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在其心中根深蒂固。在人际交往上,她从不袒露真心,包括对颜小莉的任用,也只是基于一己私利的考量而非工作需要或情感怜悯。在择偶问题上更是如此,将不同男性玩弄于股掌之中,并有意安排他们明争暗斗,以获得虚荣心的最大满足。她习惯用计算机式的精准状态与世界共处,如果一切按她预先设置的既定程序进行,则对众人从容相待,而一旦有突发事件(如颜小莉的“背叛”)超出她的计算范围,威胁到自己的丝毫利益,则彻底暴露利己主义者的冷漠和绝情。如果没有遇到考验和试探,黄蔚妮会一直受众人艳羡和追捧,而一旦遇到试探,则迅速变成大潮退去后的裸游者。

   第三类人,是观望徘徊于前两类人之间的浑浑噩噩的“多余人”。他们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有一定相似之处,虽非贵族,但多出身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家境良好且受教育程度较高。在石一枫看来,这类人“还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但皆承认“自己是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者”,因此“是非”观念之于他们往往流于空谈而难以落实到行动。③这是当下数量庞大的社会“中间派”的缩影,安于现状、明哲保身是他们的人生标签。

   《地球之眼》中的“我”(庄博益)处于李牧光和安小男两个极端中间,出身平常、资质平常、性格平常,中庸之道是其人生原则,中间主义是其处世立场。那么,庄博益在小说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首先,这是一个善于周旋的掮客,在小说情节发展上具有结构性功能。他先是拿着由安小男撰写的学术论文帮李牧光敲开美国名校大门,后是利用李牧光的社会资源帮安小男安排工作,安小男、李牧光都将其视为挚友,没有他的穿针引线就没有主人公命运的发展和转折,小说情节推进就缺少动力。其次,这是一个具有道德批判内涵的混世者。作为历史系学生,他被安小男视作人文精神的指路明灯,可事实上却不学无术,变成“满嘴跑火车的文化混混”。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败坏者,但他否认绝对道德律令的存在,将道德视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认为道德必须放在一定的情景之中谈及才有意义——否则就是镜花水月。《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赵小提)与庄博益的角色定位相似,他虽立誓“只做帮闲、不做掮客”,但也还是为陈金芳的投机行为牵线搭桥,间接导致了陈金芳财富幻城的覆灭。叙述视角的选取从侧面反射作家叙事的整体需要,经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这个多余人的眼光,更能凸显前两类人突出的性格特征,也“恰恰是这些多余人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认识这个时代最犀利的视角”④。“我”之平庸与浑噩衬托出他者之决绝与彻底,“我”成为大多数读者的替身,在不动声色的姿态中引领着读者对社会的观察和反思。

   以上三类人是石一枫小说中有代表意义的当代青年典型,尤以第一类人给读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而这第一类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人》⑤的演讲中对于“同时代人”的推断。他一反常人思维,概括了同时代人的三个特征。首先,当代人是既不合于、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即“不合时宜(inattuale)”的人。恰恰是通过这种与时代脱钩的断裂,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其次,当代人是能够凝视时代晦暗(obscurity)、“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身处某个时代之中,某些潜藏的问题不被觉察,唯有超拔于晦暗的慧眼才能洞见、击穿它们。阿甘本反其道而行之的论断,诱发我们重新考量“时贤”一词的含义,所谓“时贤”,是后人对历史人物的一种肯定性的后置判定。根据阿甘本的意思,可推断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某个时代最耀眼的精神财富,可能并非继承于那些相时而动的弄潮儿,而是偏得于某些洞若观火的小人物。那么,以阿甘本对“同时代人”的定义反观石一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似乎只有第一类人堪为真正的同时代人。这其中彰显着一个悖论:那些紧紧勒住时代绳索不择手段向成功顶峰攀爬的人,如陈金芳、李牧光、黄薇妮等,实则成为这个时代的对立面,成为诸种时代问题的化身。而庄博益等“多余者”看似置身事外,实乃他人命运发展自觉或不自觉的推动者,其固然可能给予安小男以同情与施舍,却也极有可能成为李牧光之流的帮闲或帮凶,表面之善与平庸之恶相表里,使这类人很容易在社会道德滑坡过程中扮演隐性杀手角色。但值得庆幸的是,作家并没有将“多余者”决绝地推入污流,而是奋力扯拽纠正他们,让其经历“自我欣赏——自我反思——自我批判”⑥,在此过程中逐步唤醒其向真向善的良知。作家对于“多余人”的唤醒也是不同于他此前“青春三部曲”的一个关键所在。

   当我们谈及一个时代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时候,一定不可能回避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不能回避他们面对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

   石一枫的都市批判小说怀有对于小人物命运走向的高度敏感。几部小说不同程度地呈现了主人公的成长史。一个人的当下境遇或多或少透露出难以磨灭的往昔经历,一个人的历史轨迹也确凿地埋伏在其现实道路之下,或背叛,或升华,总之脱不了干系,即使如陈金芳,“脱胎换骨”之际也总有历史沉渣的不经意泛起,正所谓行走坐卧积累数年便成就了一个人的命运。

   正是从这些小人物的人生道路选择及其命运浇筑中,我们清晰窥见了当代社会生活存在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

   (一)道德的真伪

   真道德对于安小男等人来说如同一种病:“‘道德’这玩意儿简直就像一种罕见的隐疾,它蛰伏于宿主体内,无形无迹,但一有机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发作。”⑦因为这种病的折磨和捉弄,他宿命般地走向道德打假的窄门,万事万物都能和道德扯上关系。安小男总是站在道德的瞭望塔上细察日常生活中的不被世人注意或被刻意回避的事,结果原本面目模糊、隐晦的东西变得触目惊心。在他的视域中没有灰色地带,只有黑与白。于是,偷工减料的建筑商、企图监控竞争对手的银行行长、道貌岸然的商教授、境外洗钱的李牧光全都没有逃过安小男的法眼。

   可贵的是,小说并非以宣教的姿态直白地赞颂安小男的道德正义,而是为道德感在其心中的生成注入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首先在于,安小男不是一个“高大全”的道德完人,比如他毕业后曾以做代考“枪手”谋生,这一行为本就不道德,但是如果追问他以此为生的隐衷——他是家中寡母维持生计和医治疾患的唯一经济来源,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其同情之理解,如此一来,他就被塑造成一个虽有瑕疵但值得被宽宥的“真人”。这种复杂性还在于,道德正义并不先验地、天然地存在于他体内,而是在他内心深处善与恶、对与错、堕落与自拔、从众与慎独的激烈争斗中被“呼唤”出场的,道德正义的出场经历了自我诘问的曲折过程,逐渐从混沌走向澄明;更重要的,这种道德正义之于他并非表征为某种“宣言”或“姿态”,而是从形而上的思考一直贯彻到日常的实际行动,在“致良知”⑧的过程中果敢地揭开“小时代”现世安稳表象下的伤疤。

那么伪道德的表征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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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小说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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