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彦姝:何谓同时代人?

更新时间:2019-10-30 00:49:44
作者: 李彦姝  
伪道德附庸于伪君子,伪君子常常以表面善举麻痹众人认知。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小说中伪道德附体者大多是青年才俊、大学教授、商界精英等。比如,李牧光表面看来毫无骄纵之气,与人为善,慷慨大度,用恩惠和施舍博得一众弟兄及其他人的好感,但他的种种行为无不以利己为根本考量。他帮助安小男安排工作,看似雪中送炭,但雇佣关系的实质是通过欺瞒后者来谋求不可告人的经济利益,附带一丝强者济贫济弱的优越感。人们常以拥有李牧光这等朋友而感到荣耀,却像逃避瘟疫一样拒安小男子千里之外,以利益交换为底色的畸形友谊的泛滥正是伪道德大行其道的表现。《营救麦克黄》同样抛出一个与伪道德相关的问题:社会精英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用在了什么地方?花季少女的生命尚且不如一条宠物狗的生命珍贵,对于人的漠然与对于狗的宠溺所构成的强烈反差,无情地撕破了“精英阶级”“爱心人士”的虚伪面具,暴露其假慈悲、真冷漠的本质。颜小莉天真地以为“救狗别动队”的精英人士不会吝惜一笔对其来说微不足道的医疗费,可事实并非像她预想地那般简单,精英人士要么是担心名誉受损的公司管理层,要么是担心被纠缠欺诈的知名媒体人,对于社会底层的不信任感已在其心中根深蒂固,对于任何“不必要的麻烦”统统视而不见。趋利避害的小算盘使他们以为在法律之外不存在任何的有效惩戒,殊不知任何恶行或恶念都难逃法外之“眼”的凝视。

   《地球之眼》和《营救麦克黄》不约而同地用到“摄像头”这一意象,摄像头也是两部小说情节推进的重要动力。安小男靠研制和运行监控设备谋生,却也因为窥探到李牧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失业。黄慰妮则因为侥幸逃过监控设备的影像捕捉而得以掩盖危险驾驶的过失。日益发达的现代科技,使人逃离了隐身衣的庇护,成为暴露于电子监控设备的被动存在。但是,摄像头虽能精准窥测人的一举一动,却无法有效捕捉和揭露人内心中的是非、善恶观念。人的良知不能仅依赖摄像头的工具理性进行审判,还必须通过“地球之眼”即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的道德律令来予以规训和裁决。地球之眼看似外在的冥冥之中的神秘主宰,实则根本就驻扎在人的心中,以其不可亵渎的威严对人的灵魂进行试探和拷问。

   (二)阶层的断裂

   当考量上述小说中人物关系的时候,不难发现由身至心的阶层融合面临着重重困难,而分化之势却愈演愈烈。同窗、哥们、闺蜜这些看似情真意切的称谓之下隐藏的却是难以弥合的阶层认同,骄傲的俯视与感恩的仰视所杂交的往往是一份不对称的虚伪友谊。

   《世间已无陈金芳》是一幅带有鲜明乡土背景的当代城市生活画卷,呈现了农村流动人口候鸟式迁徙的图景、城市土著与北漂一族的境遇反差、部队子女与外来人口的鲜明对照等等,种种生活图景之间有着浓重的违和感。城乡差异是阶层差异的重要原因,阶层差异是城乡差异的直接后果。出生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赵小提以戏谑姿态俯视陈金芳,看到了她的自负、虚荣、穷显摆,却忽略了她怯懦沉默中的“狠劲”。后来两人各奔前程,赵小提升学、精研小提琴,陈金芳辍学后则浪荡街头,变成泼辣妖娆的红颜祸水。其实,两人间不尽然是对立关系,也曾穿插着一段秘而不宣的知己关系,即摆脱身份束缚、抹平地位差异后,一对热爱音乐的纯真少年间演奏与聆听、倾诉与欣赏的惺惺相惜。音乐使阶层障碍被短暂克服,对于高雅艺术的痴迷后来一直顽强地隐现于陈金芳的精神世界中,与她污浊的生活世界形成强烈反差。但是,这一层艺术王国中的平等关系却显然被现实世界中的阶层关系深深压抑住了,这也彰显了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间的张力。陈金芳一度脱离了社会底层,在艺术品投资圈子中风生水起,然而这些不过是其苦苦维系的虚假表象,实际上她从没有真正抵达精英阶层,繁华之于她不过是昙花一现。

   《地球之眼》中李牧光与安小男虽一度有交集,但终究楚汉分明,其中最重要原因是自父辈继承而来的阶层差异,前者是贪腐官员之后代,后者是刚烈平民之后代,这种差异对于李、安二人的人生选择几乎起到决定性作用。小说中李牧光的“嗜睡”被夸大到病态地步——几乎不分昼夜地卧床。无疑,李牧光的巨大惰性是由其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官二代的身份所决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治愈嗜睡症的不是药物,而是曾大权在握、能用权力摆平一切的父亲的退休,权力麻药的失效唤醒了李牧光的精气神,使得这个僵死之人又活了过来。另一端,安小男的“较真”也发展到病态地步,其病因同样可追溯至父辈。安小男父亲因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被栽赃、以致被逼自杀。父亲在“道德”之路上的艰难求索,在安小男的心里种下了毕生缠扰的魔咒。安小男在道德问题上的“死磕”表现了对于父亲亡灵的告慰。

   《营救麦克黄》中,社会诸种稀缺资源被以黄蔚妮、尹珂东、徐耀斌等城市精英牢牢操控;而受伤害的、被侮辱的、进路迷茫的则是颜小莉、于刚等小人物。两个阶层之间,食利者的空虚与卑微者的良善,富足者的冷漠与赤贫者的热诚构成巨大反差。颜小莉曾经将黄蔚妮视为事业上的贵人、生活中的闺蜜,以为两人的友谊是自己在这座城市最大的收获。殊不知友谊之船脆弱不堪,说翻就翻。“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人一旦穿上了鞋,从此最怕的就是打赤脚了。”⑨黄蔚妮在内心中决意与颜小莉划清界限:“‘我们这种人’和‘你们这种人’从来都是分得很清楚的,就像北京的昆玉河与她们家那条饱受污染的臭水沟一样,永远不可能合流。”⑩所谓友谊不过是虚晃一枪,阶层差异决定了两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知己。阶层分化的后果之一是社会资源的不均等分配,颜小莉一己之力在固若金汤的权力之门面前微不足道:“自始至终,她都身处在一个实力不对等且晋级通道封闭的游戏之中。虽然她自以为戳到了对方的痛点,但不论是在财力、智力、人力,还是意志力方面,她和于刚‘这种人’都处于绝对的下风。”(11)博弈还不仅仅存在于不同阶层之间,阶层内部的断裂也在加深,比如知识分子内部的剧烈分化。如何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是否要继续勇于肩挑寻求真理、社会批判的重担,成为知识分子内部对峙的焦点。《地球之眼》中商教授与安小男可视为知识分子的两级。商教授轻佻有趣,圆滑老辣,道貌岸然,在校园是行政权力和学术资源的掌控者,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受人追捧,名利双收,亦学亦官亦商的身份,使他毫不费力地攫取了这个时代衍生的诸种红利。然而,当他被安小男的问题(之于当下历史何为?历史能否解决当代道德缺失的问题?)一路穷追猛打时所表现出的迷茫和惶恐,真实暴露了一个伪知识分子的虚弱和无能。而反观安小男这个天才的理科生,本可以安于象牙塔从事超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奇才,‘自然科学’这个确定性的、答案一望可知的领域令安小男感到了乏味,而‘人文思想’的本质则是混乱的、含糊的,想不明白的东西更能容纳他那无穷无尽的智力,也就更让他觉得有意思。”于是,他毅然偏离商教授的成功轨迹,特立独行地走向一扇少有人问津的窄门,在对终极哲学问题的不竭思索中,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尖锐揭示中,践行着“别样”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

   (三)资本的魔咒

   资本的巨大魔力及其对于人的异化作用在石一枫小说中得到了生动而深刻的呈现。《世间已无陈金芳》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关于资本与权力间最隐秘却又最骇人听闻的关系,暴露了一个活脱脱的病态的艺术品市场。资本持有者本能地追逐资本增值,于是就有了潜伏于各行业、各领域的巨大游资,艺术品行业是游资的重要流向之一。艺术与资本的结缘,催生出一个庞大的人力资本链条,画家、文化官员、评论家、媒体人、画廊老板、艺术品投资商等人形成一个紧密抱团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陈金芳是光彩夺目的交际花、社会活动家。大众工业时代的艺术生产大大削弱艺术家的主体性,抹杀艺术精神的超功利性,很多画家不潜心创作,终日琢磨的是如何被包装、被营销,以求挤进市场运作的链条换得名利双收。艺术成为囚徒,匍匐于资本,艺术品投资业成为拢集资本的工具甚至非法洗钱的渠道,白手起家者或资本大鳄都妄图在其中赚得钵满盆盈。陈金芳是空手套白狼的典型,支撑她巨大野心的不是实干家的行动,而是一夜暴富、一本万利的空想。为此,她在家乡亲友中非法集资,虚张声势地渴望在本大利高的“买卖”里捞一桶金,结果把全部家当投在了一家打着新兴产业旗号以骗贷为目的的企业。陈金芳的铩羽而归,从根本上说不能归结于她卑微的身世和欠佳的运气,而应归结于其贪婪的金钱欲望和投机主义的赌徒心态。小说结局是惨痛的,在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情节逆转中,一败涂地的陈金芳企图以自杀结束生命,泡沫破碎是投机行为的必然结局,投机客必然要为其野心付出巨大代价。

   《地球之眼》中李牧光也是资本的奴隶,和陈金芳的高调举止不同,他玩弄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以投资创业之名,行海外洗钱之实,在一张隐秘的跨国网络中努力洗白家族依靠权力获得的不义之财。原本“励志”的海外创业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唯一目的是使资本在流动中保值增值,以实现家族利益的保全。由上可见,对于资本的贪婪,不仅蛊惑着像陈金芳这样的无恒产者,也笼罩着像李牧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财富分配、占有、增值途径的不道德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的顽疾。

   当代小说家应该用何种方式去摹状我们所立身的这个时代,应该如何勾画这个时代中的人物群像及其所精神疑难?现实主义无疑是一种单刀直入的路径。

   当下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两个极端值得反思——避实就虚和纯粹写实。前者不触碰根本性问题,很可能因问题意识及思想深度不足而显得羸弱无骨、缺少力度;后者如同黑幕小说或谴责小说那样直白暴露问题,但止于写实主义抄录,作家立场隐身且往往艺术性不足。正是基于以上两种倾向,我们才应该关注石一枫近作中对现实的认知和处理方式,看重以理想主义作为根蒂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看重安小男、颜小莉这类人物形象的巨大价值。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作家如何认识现实生活内在的丰富性。

   首先,从历时角度看,现实生活具有“历史性”,它从来都不是凝固的,而有其来龙去脉且始终处于流变之中。如伊格尔顿所举之例:“在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里,用奥尔巴赫的话说,主人公‘根植于一个正直、社会、经济的总体的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12)作家对现实的变化及其变化中的关键节点、转捩点保持高度敏感,写出变动中的现实。石一枫小说多专注于书写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都市,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成人期,恰是市场经济大潮猛烈来袭的时期,也是世俗思潮开始大肆蔓延的时期。处于新旧博弈期的青年人的思想观念尤其经历着剧烈震荡,人生观与价值观与前代人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甘于沿着命定的路线按部就班,急于摆脱各种枷锁,蜕变为合于时代的“新人”。比如,陈金芳虽为农民后代,但在是否回乡务农的问题上就与其父辈产生了根本性分歧,事实证明,飞速发展的都市确实为她提供了一系列人生进阶的机会,当然在这些机会背后也暗藏着腾腾杀气。所谓现实之流动性,也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艺术品市场、《地球之眼》中的大学校园、《营救迈克黄》中的企业职场等无不激荡着变革之风。变革之洪流泥沙俱下,既迎来焕然一新之曙光,也埋伏物欲横流之陷阱,只有以敏锐的视角观察现实生活之更新历程,分析其得失,才能更清醒地经由现象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才能更透彻地对于社会问题的生成与蔓延予以揭示和批判,也才能更清晰地呈现处于历史潮流之中的兼具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

其次,从共时角度看,现实生活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种现象、人物、情境、情绪的集合体;就国别而言,现实主义概念在不同国度具体也有不同所指和侧重(13)。因此,不能武断地论定什么是而什么不是现实主义,而应看到不同风格作家对于探寻、书写、批判现实所做出的贡献。在石一枫小说中,现实生活具有丰富的层次感和可认知性,作家尝试在对贴近与疏离、嬉笑与严肃的杂糅中开掘批判现实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丰富当代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既然现实生活本身是光影交错的,那么以其为题材的小说的基调应该如何拿捏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774.html
文章来源:小说评论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