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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中国教育学70年发展与反思

更新时间:2019-10-29 22:56:34
作者: 储朝晖  

  

   摘要 :肇始于新文化运动,中经1950年代学习苏联、1980年代思想解放背景下同时引进美、苏两国教育学,到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学界在拓宽视野的同时受到功利潮流冲击,中国教育学学科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实质性的发展较为缓慢。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校正了一些错误的观念,拓宽了教育学的研究思路,使教育学及其分支学科内容更加丰富,表述更为准确规范,但与中国教育学人孜孜以求的写出一本中国教育学的目标尚有差距。其主要表现是:教育学研究偏离主题的现象比较普遍,学科发展进程中的断裂痕迹清晰,原创不足,学风浮躁,思想禁锢未能彻底解除,适合的评价标准未能建立,教育学的学科自觉与自主性不高,促进教育学基础性学科发展的条件,比如思想理论的传承,市场机制和个体筛选培养机制未能建立等,都还未能具备。教育学未来发展在于以人为本,以集成人学的方式去进行自觉自主的建构。

  

   【关键词】:教育学;发展;反思;集成人学

  

   中国春秋时期就有研究教育的学问,但教育学成为一门分科研究与教学的现代学科则是1900年后的事。1905年前后,王国维写出中国人著的第一本《教育学》,并直接用于师范学校的教学。

  

一、70年中国教育学发展历程


   中国教育学学科在1949年后的70年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对中国教育学70的学科发展历程做符合历史原貌的客观陈述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 上承新文化运动

  

   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在欧美已经成熟的教育学随同各种新知识新思想更加充分地涌入中国。1919年杜威来华,引发中国教育学研究与教学的高潮,新文化、新教育运动与中国教育学相伴发展,促使中国教育学迅速走向丰富、多样和成熟,中国教育一改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状态,在学校制度、课程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步迅速,使中国教育现代化迈上一个较高台阶,“新文化运动通过百家争鸣的途径,得出了共同的为各门科学所能普遍接近的结论:要科学,不要迷信;要民主,不要专制。”[1]1-2

  

   1950年前,中国教育学是多样的,主要分为四类流派。一是源自德国乃至欧洲的唯理论,著作有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所译《垤氏实践教育学》《欧洲教育史》《格氏特殊教育学》《独逸教授法》,以及以蔡元培为代表所提倡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主要通过冯特受到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教育理念上受赫尔巴特影响,在1919年前占主导地位。二是源自日本的,主要通过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的教育学教科书和聘请日籍教师传播,包括王国维翻译和所著《教育学》,以及其他教育学教科书,虽然其源头仍是德国,但已在一定程度上结合儒家、佛家学术及日本文化做了改造,相对于欧洲的理论而言,更接近中国传统文化,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三是源自美国。1919年杜威到中国后,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材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讲授,并在各地讲座200余场次,中国教育学从唯理论转向经验论,强调以民主和科学作为教育的目标,以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以实验主义做教育方法,注重生活教育。1921年孟禄来华强化并实化了这一思潮,此后30年这一理论在中国一直稳占主流,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大学中的教育学课程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学教科书几乎都是以《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为蓝本,辅之以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构成一个体系广为传播。四是本土生成,这部分常被学界忽视,其实内容丰富,与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主要包括新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以及对上述运动反思中产生的各种教育学流派,其中典型的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陈鹤琴的活教育、邰爽秋等人的民生教育等。上述四大类又分为各不相同的分支学派,其中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等内容较为丰富多彩。

  

   除了上述四大类,既是心理学家又是教育家的桑戴克对中国教育学心理学化有较大的影响,他和盖茨合著的《教育之基本原理》(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Education)有6种中译本出版,对1940年代以前中国自编的教育学课本影响较大。1930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李浩吾(杨贤江)编写《新教育大纲》一书,该书批判性较强,认为教育具有阶级性;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钱亦石编写的《现代教育原理》,力图用唯物论来说明教育原理。

  

   (二) “一边倒”学习一本书

  

   中国教育学自1950年开始“一边倒”学习苏联,最后演变为仅仅只能学习凯洛夫著《教育学》一本书。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用政治的标准衡量并选择教育学。这种做法始于1941年延安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研究室,该研究室的工作就是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论,研究内容和项目,包括评议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在1942年2月27日召开的陶行知教育思想讨论会上,罗迈作了总结发言,强调“从教育看政治”;在3月19日召开的乡村建设派问题讨论会上,罗迈的总结发言,又以“梁漱溟否定中国社会阶级对立的存在”为由,“对这一派的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否定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教育理论学习,在政治上“一边倒”学苏联的背景下,苏联成为唯一的教育学学习对象,凯洛夫《教育学》一度取代了此前所有的教育学。

  

   凯洛夫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士,他主编的《教育学》是该共和国教育部于1947年10月18日批准印行的,译成中文出版是在1948年以后。该书在1949年之前即在东北翻译出来,1951年要求将其作为教育学课讲授的主要参考书,后来作为必学教材,其间在中苏关系变化后名义上对它进行了批判,地位与作用发生变化,实质上却未走出它的窠臼。几乎直到1979年,它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占主导达30年之久,主要原因在于它政治正确,“明确宣称教育学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科学”[1]16,这面大旗遮蔽了中国教育学者对它的学理进行正常的学术分析与判断,对它明显机械的判定、教师决定论等诸多问题熟视无睹。事实上它的基本体系是赫尔巴特的,在道德教育方面借用了乌申斯基的教育理论,仅在一些地方更换了一些概念而已,1947年前的版本尚有受杜威思想影响的痕迹。所以也可以说中国1949年后30多年的教育学主要的基础属于赫尔巴特教育学。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和《列宁论教育》等书作为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导读物也被翻译出版。此外还有《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以及加里宁和马卡连柯等人的教育著作的翻译出版。中苏政治关系的破裂并没有改变只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本状况。

  

   在“一边倒”学习过程中,1955年至1959年中国人自编教育学著作共计45本,进入了70年里第一个自编教材的高峰期,这些教材多为集体或机构编写而非个人著作,独创性较低。

  

   “文化大革命”“给整个中国教育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教育科学也同样遭到灾难性的破坏。这期间虽然也有过几次所谓的‘专题讨论’,但由于当时已完全丧失了开展正常学术争鸣的必要的客观条件,教育科学、教育理论不仅没有可能继续有所进展,却相反出现了历史的倒退。”[3]在教育遭到严重摧毁的情况下,教育研究机构被关闭,教育学教学和研究人员大都改行,教育学处于万马齐喑的荒芜状态。

  

   (三) 同时引进美苏的教育学与思想解放大讨论

  

   1980年后,随着国门的开放和一些教育学专业教学人员回到工作岗位,教育学领域出现对苏联与美国教育学的两个方向同时引进的局面,教育学随着整个社会思想解放对一些问题开展讨论,其中包括对前一段时期教育学发展的基本问题的讨论。

  

   在1980年后的大约10年里,教育学翻译引进依然以学苏联为主,变化在于不仅是学凯洛夫一家,还有赞科夫、苏霍姆林斯基、巴班斯基等多家,学习方式主要还是搬用。

  

   赞科夫借用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学说形成了“实验教学论”体系,他的《教学与发展》《教学论与生活》等著作提出的“高难度、高速度”教学原则切合了恢复高考后中国学校普遍抓教学成绩和升学率的需求,成为苏联教育科学院的院士中仅次于凯洛夫的被中国教育学界所注意的教育理论家,这个转换过程充满争论。作为赞科夫的延续,哈尔拉莫夫的《教育学教程》于1984年翻译出版,该书作者明确提出:“教育学是研究学生的个性发展的科学,教育与个性发展之间存在着规律性是教育学的核心问题”[1]40,研究主题与凯洛夫大不相同,重新使用杜威的“个性发展”替换“全面发展”的概念,思维模式仍有相似。

  

   另一位在这个时段广泛介绍的苏联教育家是马卡连柯思想的传承人苏霍姆林斯基,他曾任帕夫雷什中学校长,并以该校作为自己研究教育理论的教育实验基地,对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熟悉,又受聘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写了大量著作而非一本教科书,因此对教师有较高亲和力和信任度。从1981年起中国就开始出版他的多种著作的中译本,其教育思想影响甚广。道德教育是其思想的核心,认为“整个教育过程都贯穿着一条道德义务感的红线。义务感并不是束缚人的枷锁,它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4]

  

   此外,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原理通过他主编的《教育学》1986年在中国出版传入中国,他主张:“教学最优化可以说是从解决教学任务的有效性和师生时间消费的合理性着眼,有科学根据地选择和实施该条件下最好的教学方案。”[5]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为基础,向着与赞科夫不同的方向探索的结果。

  

   1980年后引进的苏联教育学已经开始对生活有更多关注,总体上还局限在对定义的人格塑造和特定的教学任务的完成上,对儿童天性尊重不够。

  

   与此几乎同时,中国教育界开始了对美国教育学新理论的引进。布鲁纳的《教育过程》1973年5月即在中国出版发行,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教育研究工作全部停顿,自然无人问津,一直到1979年《教育研究》陆续发文介绍和讨论才引起更多关注,1989年出版了他的专著《教学论探讨》《教育的适合性》中译本,布鲁纳的教育思想才引起中国教育学者的普遍注意。

  

《教育过程》是一本篇幅小 (中译文仅5万9千字)的“划时代”的作品,是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刺激美国教育改革,通过教育来提高科学水平的产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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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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