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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不写对不起历史

更新时间:2019-10-29 22:38:09
作者: 宗璞  

  

   “在腾冲的国殇墓园,一望无际都是战士们的墓碑。我想这些都是很年轻的人啊!我一个人在那大哭了一场。回来以后,就觉得有了底气。”

  

孤独的长跑


   在90岁生日到来前,宗璞终于为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此时,距离她开笔写这部小说,已过去了整整32年。

  

   “人必须说了许多话,然后归于缄默。”在小说最后一卷《北归记》的后记中,宗璞借用父亲冯友兰的一句话,对她所经历与书写的年代、还有伴随她多年的书中人物,作了告别:“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

  

   对熟悉宗璞创作历程的人来说,这段告白带着长跑之后难得的平静与释然。《野葫芦引》的创作,往往让人想起冯友兰在晚年凭借口授完成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那时候,宗璞一边创作,一边还要花费大量时间照料体弱多病的父亲。知情的亲友们说,冯老先生能够完成这部巨著,宗璞功不可没。冯友兰对女儿也向来怜爱有加,每逢女儿过生日,都要为她撰写寿联。1990年,冯友兰为女儿写下最后一联:“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其中的“双城”,指的就是《野葫芦引》的原名《双城鸿雪记》。在人生的最后时光,父亲依然关心着她的小说创作。

  

   从1985年开始写作小说第一卷《南渡记》起,三十多年间,宗璞先后经历了父丧、夫丧,还有几场大病的打击。她的身体很不好,视网膜数次脱落更使她双目几近失明。从第二卷《东藏记》起担任这部小说责编的杨柳告诉我,《野葫芦引》的后两卷半,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完成。

  

   早在2017年底,《北归记》初稿前五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时,我便联系了采访宗璞,由于她的身体状态起伏不定,采访也不得不一推再推。2019年6月底,在昌平太阳城的家中,我终于见到了作者本人。

  

   2012年,宗璞离开居住了60年的北大燕南园57号,她称那里“风庐”,而冯友兰名之为“三松堂”,搬到了偏远的昌平郊区。陈列简单雅致的客厅被一排书架一分为二,沙发背后的墙上是父亲在1976年为她所书的那幅诗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在保姆的搀扶下,宗璞走了出来。甫一落座,她便说:“我这只眼睛视力是0.02,另外一只全盲。我已经很知足,还看得见蓝天、绿树。”

  

   不知为何,眼前的宗璞,让我想起《野葫芦引》第一卷《南渡记》中那个明显带有作者印痕的八九岁的女孩子嵋。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时,9岁的宗璞还是一个跟在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父亲身后的小姑娘。整部小说正是以她童年记忆中的北平还有那个历史大事件开始的。此后的南渡、东藏、西征、北归,贯穿于整个全面抗战的叙述,是关于像她父亲一样的那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经历与思考。当然,宗璞所求更大,她希望为那一代人、那个时代写史。

  

   与许多小说家一样,宗璞反感读者将小说所描写的人物故事与真实人事对号入座。她将自己的创作方法总结为“再抟、再炼、再调和”,并引用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基尼利写在小说《此等王国》扉页的话作为回答:“这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如果有些线索有所指,作者希望它们和任何个人私事无关,而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灵魂的特征。”

  

   “《野葫芦引》这部长篇的想法,在五十年代就开始酝酿了。那时候刚刚胜利不久,我觉得应该把我们整个抗战写下来。因为抗战实在是太全民总动员了。全民总动员,自发地一腔真心热血地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但是一直也没有写,一方面总觉得写不好,一方面外面总是忙,事情多,或者环境不对。”宗璞说。

  

   从酝酿到动笔,有30年;从动笔到完成,再30年。宗璞缘何对那段历史和这部小说如此的执着?

  

   说起来,宗璞和比她小6岁的王蒙,同属1950年代开始写作便小有名气,而后在“文革”后再次提笔的“归来的作家”。王蒙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宗璞1957年发表《红豆》,各为两人的早期代表作。早在1948年,刚从南开大学外文系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宗璞已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A.K.C》,但1957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的《红豆》为她赢得了最初的声誉。

  

   “1948年前后,整个社会都很动荡,都在变化。一些人要走,一些人要留下来。”《红豆》讲述的是一对大学生恋人在那个大时代所做的不同抉择。隔着60多年的光阴,再次谈及这部小说,让宗璞记忆深刻的是王蒙的一句话:“我读《红豆》,读到的是沧桑。”

  

   或许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理解其中滋味。不管怎样,历史的沧桑,似乎一直是宗璞小说不变的主题。不管是早期的《红豆》,还是“文革”后写的《我是谁?》《弦上的梦》《三生石》,包括后来的《野葫芦引》,都是如此。

  

   在不少评论者那里,宗璞属于“本色”作家,这或许从她对小说的理解也可一窥:“因为写小说,无外乎写真情。” 对王蒙与宗璞的写作都比较熟悉的杨柳说:“王蒙在语言上是个天才,他的语言天赋不是随便谁能赶上的。他写同义词,一页纸哗哗写一大篇,比倚马可待还厉害;宗璞每句话、每个字,都经过她的心和脑,反复斟酌推敲,可以说是苦吟吧。宗璞对这部长篇小说的情结是不言而喻的。她和父兄们经历了民族历史上刻骨铭心的一段,她觉得写出来是她的责任。这种责任感,是非常纯粹、发自内心的。作为目睹宗璞三十年的写作过程的责任编辑,我对她的这种心情感同身受。”

  

   1980年代,宗璞开始创作《野葫芦引》,而促使她开始创作这部长篇的,是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1984年,宗璞参加了人文社在烟台召开的长篇小说会议。“韦君宜说,你应该写长篇了。我说我是想写,而且已经想了很多。后来开始写后,人文社叫一个责任编辑,那个时候是王小平。我写一章,她就拿去,和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李曙光一起看,提意见,我再写一章她再拿去。可见他们对这个小说很重视。”提及这段往事,宗璞依然记忆清晰。

  

野葫芦里的世界


   在第一卷《南渡记》的后记中,宗璞解释,整部小说的名字,当初拟定为《双城鸿雪记》,后因不少朋友不喜欢,又将之改为最初构思时想到的《野葫芦引》。

  

   小说的得名,反映出宗璞对历史的看法。在多个场合,她曾对此有过说明:“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真是‘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人其实不知道历史是怎么回事,只知道写的历史。所以人生、历史都是‘野葫芦’,没办法弄得太清楚。那为什么是‘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百态。”

  

   1985年开始写作《南渡记》时,宗璞目力尚佳,阅读书写没有任何障碍。1988年,小说问世,《南渡记》也成为她整部作品中唯一拥有完整手稿的一卷。小说以明仑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樾一家人在抗战爆发后南渡昆明的经历为主要线索。稽之以史,北平在1937年7月29日沦陷,清华、北大等学校陆续南迁,1937年11月1日清华、北大、南开在长沙联合设立临时大学,1938年国立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包括1938年4月到8月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的生活,无不历历在目。

  

   据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的记录,当时联大师生迁滇路线,主要分为三路:第一路由长沙近粤汉线南下广州,至香港,然后乘船到越南海防,再换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第二路由湘贵公路经过云岭、柳州进入昆明;第三路则是沿湘黔滇公路徒步进入昆明,那就是包括闻一多、袁复礼等教授在内的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由200多位师生组成,徒步1600多公里。抗战期间,冯友兰从长沙经陆路,家人从北平经水路到云南蒙自会合。

  

   尽管宗璞不同意以对号入座的方法进入阅读,可实际的情形是,人们在阅读整部《野葫芦引》时,很难不去对照那个时代与那些人 。《南渡记》中,面对抗战,孟樾在校园慨然想道:“我辈书生,为先觉者。”与之对照,七七事变发生后,清华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和哲学系教授冯友兰相约,夜间巡逻护校。小说中带有宗璞外公任芝铭影子的吕清非,也让人联想起在北平城破前夕,因拒绝进食而死的著名诗人陈三立,清华教授陈寅恪之父。

  

   然而,对于那时9岁的宗璞来说,驱动叙述的内在情感还是清华园乙所旁的溪流与萤火虫,北平城的小吃还有大茶壶,当然还有在蒙自,和哥哥一起去店铺为父亲石印《新理学》书稿时的情形。陈寅恪笔下“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的沉痛,化为宗璞小说中的伤感:“两个孩子没有想到,需要那么长时间才能回去。那时他们已经长大,美好的童年永远消逝,只能变为记忆藏在心底。飞翔的萤火虫则成为遥远的梦,不复存在了。”

  

   1990年,父亲去世,紧接着宗璞自己又生了一场大病,让第二卷《东藏记》的动笔一直延迟到1993年下半年。从1996年开始,宗璞眼疾加重,《东藏记》后半部分的写作遂全凭口授。

  

   宗璞向我回忆当时的写作过程:“我口授,助手来打字。写《东藏记》和《西征记》前面部分的时候,眼睛还可以看一点。有一个阶段我用两台电脑,一个在这边打,一边就传到另外一台电脑上,变成很大的字,我在电脑上就可以看了。后来不行了,大字也看不见了,索性不看了。”她把自己的写作方式称为“滚雪球”,“先写一个大概,然后自己慢慢往上添。我不能看,是凭耳朵才知道自己以前写了什么。只能请人念,念来念去,反复改。”

  

   《东藏记》主要写在昆明期间联大教授的生活。他们在警报声中过日子,坚持授课。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联大教授家属不得不做一些副业补贴家用,梅校长夫人便曾做一种起名“定胜糕”点心。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对宗璞的小说总有会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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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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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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