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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练军:“红”与“专”:法官职业认知的理念与规范叙事

更新时间:2019-10-29 00:07:46
作者: 刘练军  
事实上并不足以将“红”的标准毫无遗漏地通通灌输到包括旧法官在内的所有现任法官的思想意识里,并体现在他们日常的司法裁判活动中。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的第二步,即更为全面深入的司法改革。

   1952年6月,一场即将席卷全国范围的司法改革运动首先在华东地区揭幕,之后西北、东北、华北、中南、西南五大行政区也相继展开,到1953年2月运动基本结束,前后历时9个月。关于此次司法改革运动发生的原因,据当时的司法部长史良的考察报告,主要是1952年初“三反”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事实“说明旧司法人员的情况是极为复杂与严重的……在我人民民主专政机关中形成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xii]运动刚刚开始时,董必武就在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三反运动中发现司法工作问题很严重,清理旧司法人员是必须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人民的法律,是便利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对敌人斗争的锐利武器,不应操在不可信赖的人手中。”[xiii]由此推断,前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还有不少旧司法人员依然未达到“红”的人民司法标准,此乃发动司法改革运动的根本原因。

   运动得以发生的原因就决定了运动的目的。关于这场运动的目的,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说得非常明确:“司法改革运动是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是要求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司法机关,使它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起来,使人民司法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能够有系统地正确地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以便完全符合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司法部门的思想改造的目标就是要肃清旧法观点,因为旧法观点是国民党反动的法律观点,它是由反人民的立场出发的反动的教条主义。只有深入地开展反旧法观点的思想斗争,才能保证我们的司法改革运动走向彻底的胜利。”[xiv]简言之,就是要用马列主义的法律观和司法观武装包括旧司法人员在内的所有司法人员,使之成为从思想到言行皆服膺于新政权安排的人民法官。

   关于司法改革的形式与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予以概述:第一阶段,各级人民法院举行理论学习,主要学习政务院1950年11月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等政策文件,深入领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和法律观。第二阶段,由法院领导干部带头检查和总结工作,并且发动群众,从上至下,集中地暴露并批判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在审判工作中的种种表现,以此来划清敌我界限和新旧法律之间的界限。第三阶段,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认真进行组织整顿。将反革命分子、贪污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坚决清除出人民法院,对旧法观点和旧司法作风严重、不适宜做人民司法工作的人调离人民法院,为此全国法院共处理了5000余人。与此同时,各级人民法院从土改和镇反人民法庭的干部中以及各项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中选拔了6000余人,以充实法院队伍,从而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组织不纯的现象。[xv]显然,思想整顿是前凑,组织整顿才是高潮,组织整顿是思想整顿的自然延续,而思想整顿则是组织整顿必要的预热。5000多被清除出法院的是什么人,而6000多迈入法院的又是什么人,这一出一进的动作场面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更能震慑人心,亦比任何宣传口号都更能让人清楚并牢记人民司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官。“一出一进”的全国法院法官大换血,使得延安时期确立的“红”的法官标准,最终成为全国法院选拔、任用及评价法官的最为重要的准则。

   对于此次司法改革,蔡定剑先生曾分析认为:“通过司法改革,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了司法干部队伍,真正端正了人民法院的政治立场。司法改革意味着共产党已彻底接管了司法机关,至此,新中国才算初步完成了自己的司法干部队伍建设。”[xvi]斯言诚哉。就像延安时期的反司法改革牢固树立了阶级立场高于专业伦理的“红”的法官标准一样,1952年至1953年的司法改革使源自延安“红”的标准,成为全国法院及其法官都必须接受的思想与行动指南。[xvii]此等“红”的标准在全国法官的一律适用,可谓是马列主义法律观和司法观对晚清以降移植于日德美等国家的司法制度的全面胜利,流风所及,至今未息。但这种片面强调法官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的“红”的标准,给法院的裁判工作没少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案件纠纷大量涌入法院的新时期,职是之故,“专”的要求开始浮出了水面。

  

   三、法官法明确“专”之要件

  

   随着“文革”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来临,过去闻所未闻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开始潮水般地涌向法院,法官裁判压力陡然增长。更要命的是,阶级意识和政治立场不管如何坚定,基本无助于案件的裁判。正如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在1983年的工作报告中所坦诚的那样,“实践证明,审判人员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科学文化水平,否则是难以担负起越来越繁重的审判工作任务的”。[xviii]或许正是基于最高法院的经验感知,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中,对法院组织法第34条增加了1款,即第2款“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此乃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国家立法中规定法官必须具备“专业”素养,堪称是对强调“红”而忽视“专”的传统法官职业认知的首次突破。

   当时,为了从速满足“专”的审判实践需求,所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创办针对在职法官的业余法律大学,对他们进行培训。如1986年6月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在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到:“从去年开始,我们对法院现有干部着手进行大规模的、比较正规的培训,同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专业训练。经彭真委员长和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批准,并得到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支持,我们创办了全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多种短期培训方法,轮训干部。去年参加各类短期培训的有十多万人次。我们打算到1990年使全国法院队伍的素质有一个明显的提高。”[xix]与法官的法律专业素养日渐提升相呼应的是,对法官职业“专”标准的认知亦在同步深化。如1988年7月,最高法院任建新院长在第十四次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指出:“审判工作专业性很强,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法官既不同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同于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有独立的工资系列。”[xx]应当说,不同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独立的工资系列,乃是法官职业“专”标准的外在物质要件,它一方面承载着法官职业“专”的品格,另一方面又为法官职业始终能维持在“专”的层次而不下坠提供经济保障。任建新院长的此论代表着我国对法官职业“专”的内涵认知获得了进一步的加深。当然,对法官职业更为全面的认知升华还是体现在法官法中。

   (一)法官法以专门立法的方式明确“专”之要件

   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38号令公布,自1995年7月1日施行。法官法的制订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对于法官职业有了与延安时期判然有别的全新认识,尤其代表了在法官职业“专”的标准认知方面上升到了一个较高而又较具体的层次。

   为什么要针对法官职业单独制订一部法律呢?自1987年开始全程参与法官法草拟工作的周道鸾先生曾如是说:“法官作为具体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素养。但是,40多年来,我国还没有一部体现法官这种特性的专门立法……正因为没有一部适应法官特点的专门立法,所以长期以来,对法官一直作为国家行政人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主要是:不利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严肃执法;管人与管事脱节,不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充实法官队伍,保证法官队伍的素质;法官依法行使职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法官的地位、待遇等问题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xxi]简言之,对法官职业进行专门立法,是为了确保法官拥有其职业所需的法律专业素养。法官法就是一部使法官自身具备丰富法律专业知识,并在案件裁判过程中能不受干扰地独立运用其法律专业知识的立法。制订法官法就是告别过去对法官职业只强调“红”而无视“专”的法官政治化状态,旨在使我国的法官开始向专业化、职业化看齐,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化法官。

   关于“专”的要求,突出地体现在法官法第9条上。该条规定“担任法官必须具备”的条件除“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年满二十三岁”“身体健康”外,还有三项即:(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3)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工作满2年的;或者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工作满1年的;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法律专业博士学位,可以不受上述工作年限的限制。鉴于法官法出台时,各级法院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法院难以在短期内达到此等要求,法官法特地对之作了变通规定,这就是第9条第2款:“本法施行前的审判人员不具备前款第(六)项(按:即上述第三项)规定的条件的,应当接受培训,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具体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尽管法官法共有17章49个条款,但最核心的应该还是这第9条有关法官必须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之规定。自上个世纪30年代现行司法体制草创以来,这是破天荒地第一次以专门立法的方式规定,唯有受过法律专业教育、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能担任法官。法学教育背景和法律专业知识,乃是法官职业区别于其他党政机关职员及技术工作人员的根源所在,正是它承载着法官职业“专”的品格。

   那具备“专”之素质的法官从何而来呢?法官法第12条回答了此等疑问。它规定“初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的办法,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这最后一句“从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说明法官法对法官的选拔采取的是市场化模式,即从符合法官“专”之要件的人选中择优录取。1995年之后,我国的法学教育获得了飞速发展,[xxii]“具备法官条件的人员”与日俱增,完全可以满足法官市场化选拔模式之需要。

   同时,“专”的素质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应该紧跟立法和法学新陈代谢的脚步,与时俱进。那成为法官之后,如何在“专”的问题上紧跟时代潮流呢?为了不断提升现任法官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官法还专门就法官培训问题予以了规定,即第24~26条。第24条规定“对法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理论培训和业务培训。法官的培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第25条规定“国家法官院校和其他法官培训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承担培训法官的任务”,第26条规定“法官在培训期间的学习成绩和鉴定,作为其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此等条款旨在借助理论和业务培训来使法官的专业水准始终维持在一定高度,以满足其依据法律、定分止争的裁判职业需求。犹有进者,为了强化培训在法官职业生涯中的地位,法官法第8条还将“参加培训”作为法官的一项基本权利予以明文规定。

   总括而言,法官法第9条等条款对法官必须具备法律专业教育背景、法律专业知识之规定,显示出对于法官职业我国已然意识到“专”的标准具有无可替代之地位。法官法的制定与实施预示着,法官作为一种职业已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法律专业素养等“专”的标准日益强化的法律化法官时代。

   (二)修订法官法进一步提升“专”之要件

1999年全国人大修订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第5条第5款,“法治”正式成为我国的治国方略。法治从观念共识开始转化为行为实践的社会大环境,驱使着法院改革向纵深发展以逐步深化。而修订法官法即是推进法院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的决定》获得通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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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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