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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海:晚清政治史研究70年回眸与展望

更新时间:2019-10-28 23:32:22
作者: 崔志海  
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胡绳和金冲及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及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版),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在革命史观指引下,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还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都偏重和突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忽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研究,忽视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如在“八大事件”的研究中,洋务运动虽然历经30余年,在晚清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但由于是清朝统治阶级发动,未被列入“三次革命高潮”序列,因此并不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远不如太平天国运动史、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史及辛亥革命史。同样,清末最后十年新政作为辛亥革命的对立面,尽管对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有着十分的重要影响,但几乎被学界忽视,发表的专题论文只有两篇:一篇关于1901—1905年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一篇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并且,两篇文章对清政府的改革都持否定,认为是“假维新,伪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阻止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

  

   第二阶段为1966—1976年“文革”期间,这是国内晚清史研究遭受严重挫折阶段。在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领域被视为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而“被革命”,并首当其冲。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并于次年在学界发起批判李秀成运动,实开史学界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影射史学”的先河。“文革”开始后, 一些知名学者或被迫害致死,或横遭批斗,或噤若寒蝉,学术研究处于一片萧飒之中。20世纪70年代初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热潮后,一部丰富多彩的晚清政治史又硬被说成一部“儒法斗争”史,例如将鸦片战争时期主张禁烟和改革的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说成是法家的代表,将反对禁烟、主张对外妥协的穆彰阿、琦善等说成是儒家的代表;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极力渲染成一场反孔斗争,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清朝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和维新派的争论看作是“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一场反帝爱国性质的义和团运动硬说成是一场反孔运动,甚至还将义和团的“灭洋”举动与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有理联系在一起;将辛亥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论战说成是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的斗争,等等。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完全偏离学术轨道,沦为“影射史学”的奴婢和工具,表现出浓厚的“文革”元素,导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出现严重倒退。

  

   第三阶段为1978—1990年代,这是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趋于成熟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既往革命史叙事体系,另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摒弃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回归学术。现代化史观重新得以承认,晚清政治史研究迎来空前繁荣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推动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其二、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各类学术讨论会得以恢复,规模和影响也愈来愈大,对促进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如1979年5月下旬,由北京太平天囯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在南京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囯史学术讨论会,不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举办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史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除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学者,以及在南京就读的外国留学生,多达260余人,收到各种专题论文200余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结束以来史学界的初步繁荣。1980年12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首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则开启了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先河,并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形成两年一会的传统。又如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年,除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自治区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将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高潮,当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1 200多篇,盛况空前。

  

   其三、围绕“八大事件”,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学术论著,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专著的出版,诸如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4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和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全3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4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郭豫明的《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9年修订版),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再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栻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蔡乐苏、张勇、王宪明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路遥、程歗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合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和《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李新主编的2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5、1991年版)等,则标志着革命史体系下的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大体臻于成熟。这些代表作虽然有些出版于2000年之后,但它们实际反映的还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之前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较诸前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内容更丰富、全面和深入。例如在晚清中外战争史研究中,不再局限于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同时加强晚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加强军事史的研究,加强了对清政府战争对策的研究;既揭示外国侵略给晚清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和深重灾难,也多角度具体分析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产生的多重影响。在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中,既重视晚清的反封建革命,同时也重视对改革和改良运动的研究,如前一时期遭冷落的洋务运动就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在1979—1999年的20年里,除了三部代表性著作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600多篇,先后召开7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太平天国革命史研究中,则加强了对这一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加强了湘、淮统治集团的研究。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加强了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帝后两党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加强了对立宪派和立宪运动及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历史评价和学术观点上更为客观和实事求是,既肯定革命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也注意晚清革命的局限性;既看到晚清改良或改革运动与革命的对立一面及妥协性,也并不因此否定其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肯定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晚清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既充分肯定晚清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也注意到反侵略斗争中存在的局限;对于晚清不同政治势力和人物的评价,也不再是简单地贴阶级标签,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褒有贬。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为第四阶段,这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守望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得到重视,并有所突破和深化。但另一方面,传统事件史的研究又有所冷却,不再局限于“八大事件”,而是转向全方位研究,趋于多元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

  

   其一,从单纯政治事件史转向问题史的研究,加强了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如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加强了对太平天国宗教、文化以及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该时期经济史、灾荒史、企业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在义和团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这一时期华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地方文化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和清末新政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这一时期民变和绅商的研究。这一时期举办的有关政治事件史的学术会议及出版的相关学术论著,主题也多与近代中国社会挂钩,诸如“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太平天国与中西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辛亥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张謇与近代社会”等,提倡将社会文化史作为深化政治事件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其二,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的研究,诸如边疆边政问题研究、晚清制度史研究、满汉关系史研究、清廷朝政研究等等,呈现出由中国近代史学科向清史和晚清史学科回归的趋向。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发表的以晚清史为主题的学术成果开始超出既往的革命史研究。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来说,1992年之前学界主要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12年里,前者与后者论文数量之比,除1988年达到10∶2和1990年达到10∶3之外,其余年份都在10∶1左右,平均为10∶1.3(1.267)。但进入1992年之后,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与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之比,由是年的2.5∶10上升到1998年的6.3∶10,至2003年则开始反超后者,为12.8∶10。3与此相关的是,清末新政改革研究在1991年之后也开始脱离辛亥革命史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以来,学界发表的与清末新政有关的学术论文多达1500余篇,4著作50余部,成为晚清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其次,从组织的学术会议来看,政治事件史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在90年代之后继续举行,但会议论文选题多转向清朝统治阶级方面,且学术影响力也呈递减之势,有些则随学术研究的转向和发展而未能得到赓续,如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在福州举办第七届之后即成绝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述晚清史主题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多,且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举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9—11日)、“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 “清代边政与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2—5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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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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