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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开放倒逼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论

更新时间:2019-10-28 19:26:10
作者: 常修泽 (进入专栏)  
又包括知识产权、各种人力资本产权和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等[5]。

   特别要重视以技术产权为核心的整个知识产权。中美贸易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前不久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一个重大亮点就是坚决保护知识产权。

   还有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环境产权相关的环境保护,也是中美谈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今天没有时间展开讲,核心就是三个字:天、地、人——“天地人产权”。

   (二) 把握“国有民营共同构成经济基础”论

   为什么要把产权制度作为第一重点?因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而所有制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在这里,简要谈一下10年来一直探索的“国有民营共同构成经济基础”论(简称“共同经济基础论”)。

   我是2010年提出“共同经济基础论”这个命题的。我在当年出版的《产权人本共进论——常修泽谈国有制改革》中用八个字概括了中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的关系:“相得益彰,共同发展”,认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6]。

   2013年10月,我在《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中进一步阐述了“共同经济基础论”。该书第五章《经济改革: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之第七节《民营经济发展待突破的三个问题》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今天在中国执政,到底经济基础是什么?”“此前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只认为’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否认’民营经济也是执政的基础之一”[7]219。我认为,这样一个带有排斥性的理论,“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跨边界的扩张和民营经济被挤压的理论根源之一”[7]220。基于此,我提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重申此前提出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基于此,《产权人本共进论——常修泽谈国有制改革》提出产权体系创新是“包容性改革” 的一个重要方面,包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

   《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有45万字,出版之后,2013年11月22日在《北京青年报》以这一章内容为基础,发了一篇长篇访谈,题为《常修泽: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8]。但是,这部书和这个访谈出来后,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

   2018年2月,我主笔的《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四十年》出版。同年11月1日,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习近平同志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句:“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9]。习近平同志说的“我们”是谁?我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他说的

   “制度”是啥?我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

   当然,“我们自己人”这样一个表述,应该说还是属于一种政策性的语言。此后,2019年,我继续从历史、理论、实践、国际四个维度进行了再探讨,把“共同经济基础论”进一步夯实①。

   我之所以10年来执著地探讨“共同经济基础论”,意在纠正客观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所有制歧视”,只有这样,才能在开放倒逼的情况下,适应经济全球化对“公平竞争”的要求。

   (三) 现代产权制度的四根支柱

   要创新和完善产权制度,必须把握产权界定制度、产权配置制度、产权交易制度、产权保护制度,这是现代产权制度体系的四根支柱,每一个都大有文章可做。

   1.现代产权界定制度。产权界定即是界定这个产权是谁的,不是谁的。现在,有的界定得清楚,有的界定得不清楚。中国国有资产产权的基本面界定是清楚的。关于其存量价值,拙作《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用的是2015 年的数据,因没有新的数据)。

   中国国有资产产权包括四个板块:经营性国有资产、金融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资源性国有资产。对于资源性国有资产,国务院的报告用的是实物指标,其价值总量没有公布,前面三类都有。我在写作《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时,曾找有关部门进行测算,这四类国有资产存量大约为500万亿元[1]24。

   民营经济资产存量多少呢?有关决策者讲话中披露,民营企业和个体户近1亿市场主体、注册资本165万亿元。但个人觉得,这个165万亿元不是很准确。由于从国家统计局现在拿不到中国民营经济资产总量的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产负债表”有政府部门、居民部门数据,但居民部门与民营经济资产不是一个口径),为此,我到全国工商联和相关部门做了调研,测算出中国民营企业存量资产大约是100万亿元(①参见常修泽《“共同经济基础论”再探讨》,载于《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6 期(“ 《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发言摘编专辑”中胡乐明、张晓晶主持的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分论坛单元))。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就是想把各方的资产界定明晰。

   从经济流量指标看,民营经济在中国已占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9]。但从资产存量指标看,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资产比是100万亿元比500万亿元。总之,“从经济流量指标看——民营经济超半;从资产存量指标看——国有资产占大

   头”(①参见常修泽《“共同经济基础论”再探讨》,载于《经济学动态》2019 年第6 期(“ 《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发言摘编专辑”中胡乐明、张晓晶主持的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分论坛单元))。这就是对各类资产的“家底”界定的结论。

   但现实中,仍有一部分存在界定不清晰的问题:一是对某些自然资源产权界定不清,二是对某些人力资本产权界定不清。

   2.现代产权配置制度。现在问题最多的是产权配置得不好,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布局和结构有不合理之处,二是配置效率低下,三是混合所有制改革简单化倾向。

   关于产权配置布局和结构不合理问题。有一些地方不该配置国有产权,但是却配置了(如北方一些地方的国有早点店、包子铺等),而且已经配置了多年。怎么办?这就需要进行调整或重组。

   现在中央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属于配置问题。有些地方是这么改的,甲国有企业找乙国有企业,或者加上丙国有企业,或者再加上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的国有资本。这不是不可以,但不是“主旋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得很清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私人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即不同资本之间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为图省事而简单化,搞成一种国有资本“同性恋”。混合所有制企业改革,是搞“同性恋”,还是搞“异性恋”?涉及哪个是主旋律,哪个是协奏曲的问题。我主张以“异性恋”作为主旋律,以“同性恋”作为协奏曲。

   特别要注意,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搞成类似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运动”。当时的运动是以“消灭私有制”为主要目的的,今天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前后二者有本质不同,不能把“消灭私有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心”。

   3.现代产权交易制度。产权是可以买卖的,关键是要流转顺畅。自1987年在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我试探性地提出“建立产权市场的构想”和1988年公开发表《产权市场论》[10-11]以来,产权市场已历经30余年,现在产权市场已发展到200多家。

   开放倒逼的新形势必然要求产权市场“公平竞争、流转顺畅”。既然要“公平竞争”,就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鉴于参与产权市场交易活动的不仅有国有企业,还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因此,应该由超然的“中立性”机构来组织协调和管理。国内现行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来主管产权交易市场的体制是不适宜的,很容易被贴上“国家资本管制”的标签。

   第二,交易当中,既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又要防止有人借机侵吞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的资产。各方面的资产流失都要防止,目前流行的单向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不够的、片面的。国有资产流失固然不对,但损害民营资本、外资以及其他法人和自然人资产,就对吗?

   第三,制止权力干预问题。目前,某些地方存在行政介入交易问题,造成“四不”:(1) 资产评估不准确;(2) 交易过程不透明;(3) 交易价格不合理;(4) 交易资金不到位。这就意味着在开放倒逼下,中国的产权交易体系需要重塑。

   4.现代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石。“产权保护制度”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是人类的共同文明。2016年,出于对矫正并稳定国内心理预期、增强人们信心的考虑,我曾提出《保护产权制度之我见》的内部研究报告,其中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的“恒产恒心”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

   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① 《孟子·滕文公上》转引自常修泽《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年版第414 页。)新华社报道我的报告时引用了前半句——“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① 《孟子·滕文公上》转引自常修泽《所有制改革与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18 年版第414 页。)。站在世界看问题(翻译成现在的含义),假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恒产恒心,第一会很“放荡”,第二会很“怪癖”,第三会很“邪性”,第四会很“奢侈”。这样的国民谁还跟你打交道?

   今天,从开放倒逼的角度看,产权保护制度不仅是稳定国内秩序、维持公序良俗的必要条件,更是稳定世界经济秩序、维护人类共同文明的必要条件。

   上述内部研究报告《保护产权制度之我见》是2016年8月上报的,2016年11月初,《人民日报》理论版摘发了这篇报告,题为《以公平为核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可供各位研究产权保护提供参考[12]。

  

   三、中国经济改革“双突破”之二:要素市场化配置

  

   中共中央的提法叫做“要素市场化配置”。“要素”是人类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包括信息) 和管理等。现在的问题是,在开放倒逼的大格局下,中国的这些要素究竟如何进行“市场化配置”?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基于对中国经济体制现状的了解和研究,建议抓住四个问题。

   (一) 排除干扰:把人类共同价值和中国高层提出的“市场决定论”落到实处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从“人类共同价值”的战略高度,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

   然而,至今“市场决定论”在实践中并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理论界出现了与“市场决定论”相悖的“驾驭论”,即主张“政府驾驭着市场决定”,市场只是个“傀儡”而已。假如让“驾驭论”盛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势必被大打折扣,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变形“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就会重新回来。这是与改革开放的大潮相背离的,也是与人类共同文明渐行渐远的[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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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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