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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昶:回归国家:重新思考大分流

更新时间:2019-10-26 22:17:05
作者: 刘昶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中国和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的经济政治变迁做了长时段的比较。

  

   从政治上看,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中国和欧洲最显著的差别是,中国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除了短暂的改朝换代时期,中国长期享受着内部和平。而欧洲则分裂为许多国家和较小的政治单位,相互间不断冲突和竞争,经常处于战争状态。长时段不同的政治环境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后果。在欧洲,为了躲避战争的破坏,制造业逐渐向城市集中,以求在城墙之内获得保护。而在中国,和平安定的环境允许制造业分散在乡村,以利用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就近获得原材料。中国和欧洲在制造业空间布局上的差别又进一步影响了要素成本的价格。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资本相对丰裕而劳动力则相对稀缺,因此城市中的资本成本相对便宜,而劳动力成本则会相应较高。这种相对要素成本的变化经长期积累会使得城市的制造业越来越倾向于用资本来取代劳动力,也即用资本来发展技术以节省劳力。长此以往,欧洲城市制造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就越来越高。

  

   工业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个漫长历史过程一个结果,遵循的是相同的经济逻辑。“这个历史过程发生在整个欧洲,并不仅仅局限于英国”。所以作者多次引述当代英国著名经济史家艾伦(Robert C. Allen)的观点,强调工业革命的突破,相对价格是“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工业革命的一系列奇迹般的发明,很多都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解释”。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中国和欧洲在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及要素构成和技术路线上的差别更加扩大,使得工业革命这样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更有可能发生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而不是中国的任何地方”。工业革命前几个世纪,中国和欧洲因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同造成的“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差异,是造成中西历史这种长时段渐行渐远、分道扬镳的最关键原因。

  

   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对中国和欧洲的另一个重要政治经济影响表现在国家财政方面。在中国,当国家处于和平时期,通常能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并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如水利、交通、教育、救荒、慈善等等)。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各个国家为了应对频繁的外部战争不得不增加税收,改革财政制度来提高效率,并想方设法开辟新的财源。结果,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税率大大高于中国的税率,而且通过大量增加间接税(如关税、消费税和印花税)及借贷和发行国债来满足日益扩张的财政需求。

  

   虽然欧洲各国的税率比中国高很多,但政府的收入基本上用于军事开支,通常会占到政府收入的70%至90%,提供的公共物品却大大不如中国。不过,中国的制度虽然更有利于当时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斯密型增长”,“这种增长并不一定会将整个经济带入工业化轨道”。相比之下,虽然欧洲各国的财政制度对当时的经济汲取多于投入,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正面效应,使欧洲拥有了一些中国不具备的优势”。比如,不断增税的压力引发了统治者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从长远的视角来看,形成了一种有益的刺激,“促成了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另一方面,政府对武器的需求和对军事技术的热心支持,促进了技术的变革,并使与战争无关的领域也因此受益。

  

   纵览全书,两位作者对明清中国的观感和评价更为积极和正面,他们在比较中反复强调统一和平的中国在十九世纪前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比饱受分裂和战乱困扰的欧洲在经济和公共福利等方面表现更为出色。他们认为:“在近代早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比欧洲的政治经济更有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另外,中国的行政官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更为成功。因为他们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中维持了长久的政治和平与社会安定,这对于欧洲人而言不仅是难以做到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在他们看来,欧洲后来通过工业革命超越中国并非必然,所以他们反复用“意外”“歪打正着”这样的字眼来说明欧洲各国间的政治经济竞争带来的正面作用和影响,力图表明这种正面效应并非出于欧洲各国统治者的直接意图,而只是意料之外的长期后果。这显然是要坚守加州学派一贯的立场,避免欧洲中心论和决定论的批评。

  

   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本著作是皮尔·弗里斯(Peer Vries)的《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本书英文原著由 Bloomsbury Academic于2015年出版,中译本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8年出版。弗里斯教授是荷兰籍的世界经济史学家,现为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荣誉研究员。他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史的比较研究,近年来特别关注大分流的讨论。《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英文原著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弗里斯在书名上清楚地表明他要讨论的是国家在中国和英国经济大分流上的作用。作者在“导言”里就批评“加州学派”把东西方19世纪历史大分流归之于“偶然”“意外”和“运气”,他强调:“本书的基本目的在于,阐明某一特定的重大区别极有可能是导致历史大分流的主要原因。”而这一“真正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家的重要性、角色与功能”。为了要说明中英两国国家在大分流中的作用,作者把研究的时段聚焦于“漫长的18世纪”,对英国而言指的是1688年至1849年,对中国而言则是1680年代至1840年代,即从“三藩之乱”结束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也即是要研究大分流之前一个半世纪的时段里,中国和英国的国家在各自的经济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作者说在关于历史大分流的讨论中,明确赞同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观点并不多见,“本书首开先河”,系统地讨论和比较在这段时间里中英两国的国家做了什么,使英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增长,而中国却没有。

  

   作者根据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观点,把国家的权力区分为“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迈克尔·曼认为专制权力是统治者“所享有的、不必与市民社会团体进行日常的制度化磋商的行动范围”,而基础性权力则指的是“国家能实际穿透市民社会并依靠后勤支持在其统治的疆域内实施其政治决策的能力”。弗里斯援引一些政治学者的研究把基础性权力进一步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渗透能力”,即国家深入社会直接与民众互动的能力;二是“攫取能力”,即国家从社会攫取资源的能力;三是“谈判能力”,要使国家的攫取能力稳定、持久和有效,国家必须与其他社会集团进行谈判。这些能力的发展会加强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惠关系,使得国家权力的渗透激发出更多的经济与社会能力,并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因此作者认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具有协调经济并使经济实现完全转型的能力,并指明在对中国与英国及西欧其他国家的比较中,这种区分“关系重大”。

  

   除了长篇导言外,全书共分八章,分别比较了中英两国在这一时段的政府收入、支出、财政与货币、人事、军事与经济、经济政策、帝国与经济、国家建设与民族建设,然后是简短的结论。作者强调他在书中力图摆脱“宏大叙事”的风格,尽量用事实来说话,因此全书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性的,并尽可能地给出量化分析,目的是准确地说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与中国的实际差异。

  

   以政府税收来看,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人均税收是当时中国的20倍。在19世纪初,英国的人均年税收是550克白银,而同期的中国人均年税收仅为30克,英国是中国的18倍。英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在18世纪为9%—16%之间,而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时期上升到20%以上,甚至36%。而清代中国的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在18世纪为4%—8%,到19世纪30年代,也只有8%。以人均负担和GDP比重来看英国的税收不仅比中国高很多,而且税收的增长速度也很快。1680年至1815年间,英国中央政府税收从200万英镑增至6000万英镑。剔除通胀因素,增长了9倍。而同时期中国政府的税收总量的增长微乎其微,人均税负甚至下降了。除了数量上的差别,中国当时的税收主要来自田赋,而英国的税收主要而且越来越依靠关税和消费税。关税和消费税的增长潜力远远超过田赋,而且征收更容易。

  

   在政府支出方面,中英两国政府支出的大项都是军事开支,但从人均负担来讲,英国的军事支出要大大高于当时的中国。1760年代至1820年代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0倍,而军事总支出在扣除物价因素后仅为英国的1.8倍。折合成人均军事负担,英国是中国的10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如加州学派所宣称的那样,把更多的政府支出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弗里斯的比较发现,18世纪清朝中国的官仓给民众提供的谷物,用货币价值衡量不会超过当时中国GDP的0.5%,而在1688年至185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贫困救济支出占英国GDP的1%~2.66%之间,明显高于中国。所以把清代中国看作是相对高福利的国家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英国征收了高比例的税收,但还是满足不了政府不断增长的开支,需要靠巨额的借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在整个18世纪,英国政府30%的开支来自借债。在19世纪初,英国的国债如果摊到人均,相当于中国人均年收入的11倍!而中国直到19世纪中对国家债务还一无所知。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巨额财政需求,英国在这一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在历史上这些改革被称为“财政革命”。主要的制度创新包括:创建国家银行,发行国债,改进债券和股票的使用,改进保险系统,公司法的改善,等等。这些制度创新大大增强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弗里斯说,“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调动如此多的资金,并且还能将这种能力保持如此长时间”。虽然弗里斯不像许多新制度学派经济史家那样,把这些制度变革与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直接联系起来,但他承认:“若要理解英国国家与经济极强的灵活性,以及它实现强权与富足的潜力,与光荣革命和财政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变革可谓至关重要。”与英国比较,同时期的中国财政体系就相形见绌。中国没有国家银行,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途径”,使经济精英可以参与政府财政和国家事务。英国财政革命中创建的各项制度,中国一项也没有。

  

   清朝政府不仅在财政规模和管理上远逊于英国,在官员和军队的相对规模和质量上也无法与当时的英国相比拟。弗里斯比较发现,18世纪英国和当时清朝的正式官员人数相当,如果按人口比例来计算,英国公务员的数量是清朝的30倍。?英国的军队相对规模也大大超过中国。不仅如此,英国官员的专业水准和军队的训练与装备也远超中国,而英国官员和军人的收入和待遇也比清代中国的要优渥得多。在1750年内至1850年间,英国官员和军队的数量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基本保持在同一水平,而中国则急剧减少。

  

通过这样系统的比较,弗里斯总结说,18世纪以来,英国政府的效率和基础权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则在清朝全盛以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弗里斯从国家基础权力的三个方面分析了清代中国。首先,清代中国国家在社会中的渗透能力是羸弱的,而且越来越弱。统治者与民众直接接触和互动的能力很差,而且还在不断下降。其次,它的攫取能力也相对较弱。与英国相比,它只从社会上攫取了很少的资源和财富,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再次,为使这样的“攫取能力”可以稳定、规范、持续和有效,国家需要有充分的能力与主要社会权力集团进行谈判。清代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与英国相比也非常薄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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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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