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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泰岩: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及新时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9-10-26 20:44:49
作者: 黄泰岩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中国改革40年历程发现,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出现了一个中周期和三个短周期。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必须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运动规律,再加之我国改革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就使生产关系的变化具有了阶段性特征,并引起了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形成了改革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高度吻合。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对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恰是改革最佳窗口期;改革进入新周期,才能孕育经济运行新周期;激发人民的改革激情与活力,才能推动改革周期性运动;加强顶层设计,才能推动改革全面深化。

  

   关 键 词:改革  周期性变化规律  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

  

   中国改革实践40年的巨大成功,验证了中国改革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实践,要求改革理论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因而总结40年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并运用于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

  

   回顾我国改革40年的发展历程,改革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规律。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革决定的周期性出台。从党的每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间隔来看,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个重大改革决定,并因此引发了先后四次改革浪潮和相应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分析中共中央四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就会发现,每个决定发布间隔的时间分别为9年、10年、10年,呈现出改革深化每9年~10年一次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或称为中国改革周期。

   第二,改革周期促成经济增长周期。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大致经历了三个周期性波动:第一个周期是从1981年的谷底上升到1984年的峰值再回到1990年的谷底;第二个周期是从1990年的谷底上升到1992年的峰值再回到1999年的谷底;第三个周期是1999年的谷底上升到2007年的顶峰,然后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经济的持续调整和下行。分析三个经济增长周期经历的时间发现,每个周期大约都是9年~10年,符合经济周期的一般变动规律。①如果把9年~10年的改革周期与9年~10年的经济增长周期对比会发现,我国的改革周期和经济周期存在高度耦合关系。这体现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一次次的改革深化,就不会有40年改革的巨大成就。

   第三,经济增长周期孕育改革周期。从中共中央每一个重大改革决定出台的时间节点来看,每一轮改革的启动基本都是发生在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调整和谷底阶段,如1981年经济增长从1978年的11.7%降到了5.2%的低谷,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肯定了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村改革全面启动,1983年进一步肯定联产承包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84年就出台了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向城市推广,形成全国性的第一次改革浪潮。当改革启动时,经济增长速度迅速提高,1984年达到了15.2%的本周期高点。经过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新体制的红利逐渐衰减,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跌入1990年3.8%的谷底。面对经济发展的困难,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酝酿形成了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当年经济增长速度就达到了14.2%的本周期高点。同样经过5年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周期规律的叠加影响下行至1999年7.6%的本周期谷底。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2001年我国加入WTO,开启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征程,催生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形成新一轮的发展周期,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2年经济增长率出现破8,2013年1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启了新一轮的全面深化改革。可见,改革都是被倒逼出来的。

   第四,改革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二者互为因果。从改革的目的来看,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1]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因此,改革必须置于发展的框架中,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经济增长跌入低谷时,改革就开始酝酿形成,并启动一轮改革浪潮;而每一轮改革的启动都会带来5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从而达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但当改革不能有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经济增长就会放缓进入调整期,从而孕育新一轮的改革。

  

二、我国改革周期性变化规律的理论解释

  

   中国改革之所以会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特征,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是变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而改革属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范畴,这就意味着改革并不是随意的、任意的主观行动,而必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规律的客观运动。也就是说,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是由生产力发展变化规律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运动规律,当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当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之后,生产关系就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生产力则成为最活跃的因素。这就意味着,生产力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生产关系则具有阶段的稳定性。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直遵循着适应生产力发展变化而变化的规律向前演进。就社会经济制度而言,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革命。就某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建立、发展、成熟而言,虽然其基本制度的本质规定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具体的生产关系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阶段性的变革,大致可以分为长周期、中周期和短周期三种不同的周期性变化。就长周期而言,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将经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变革。就中周期而言,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生产关系将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两个不同阶段的变革。就短周期而言,在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具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它也会随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革,表现为经济体制机制的阶段性变化。

   依据以上生产关系的周期性变化规律,我们就可以对40年来我国改革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做出如下两点结论。

   第一,改革40年来,我国改革经历了一个中周期和三个短周期。中周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实现富起来的发展阶段;三个短周期分别为1984-1993年的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时期、1993年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和2003年以参与经济全球化为新特征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我国改革出现中周期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成为中高收入经济体,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在强起来的新发展阶段,虽然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没有变,但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由此决定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关口,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的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显然,以往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理念、经济体系和发展动能都将不适应、不支撑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这就需要按照新时代的新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新经济体系、新增长动能的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和体制机制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强国目标。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3]由此可见,当经济发展阶段发生转变时,旧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就需要通过改革开放构建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经济体制机制。这是改革随着发展阶段转化而变化的一般运动规律。

   我国改革出现三个短周期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只有“摸着石头”在不断试错中才能找到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才能形成科学的改革理论。这就决定了改革只能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变化特征。例如,对市场作用的认识就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创新,即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直至上升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正是这种对改革认识的阶段性,决定了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进而决定了改革的周期性变化。二是改革目标的阶段性,相应改革的政策措施也就具有了阶段性,这就决定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解放和促进作用也具有阶段性,即当改革启动时,新的经济体制迅速解放生产力,经济获得快速发展;当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逐步释放出来后,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受到改革不到位的制约,从而经济增长放缓,又呼唤新一轮的改革,形成生产力波动发展决定的改革周期性变化。

第二,不论改革的变化呈现为中周期还是短周期,改革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各因素中,人是最活跃、起能动作用的因素,因而推动改革不断深化,就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改革既然是生产关系的调整,那么就会带来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这就决定了改革的受益者就会支持改革、拥护改革、推进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持续深化改革,动力强劲,主要是因为不仅找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方式,使我们在“不断试错”中找到改革的正确道路和方向,而且还正确地解决了“谁”来“摸石头”的关键问题。这首先就是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汇聚成强大的改革动力。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源头就是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的自觉改革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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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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