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郝宇青:从分化到整合:改革开放40年社会变迁的动力及其转换

更新时间:2019-10-25 09:55:15
作者: 郝宇青  
由于我国改革的渐进性、政治的复杂性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所特有的惯性等原因,导致领导层对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有不同的意见和认识,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从而造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革徘徊不前的局面。面对这种状况,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告诫人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他鼓励人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明确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他还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7](P370、372、373、374)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内容和南方谈话是一致的[7](P367)),实质上是为我国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为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鼓与呼,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十四大定下了基调。

   “到体制外去”的社会反应加上十四大的政治回应,无疑,为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进而推动社会变迁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在农村,改革以来实行的包干到户,实际上仍然属于小农经济的范畴。虽然在打破生产队体制后有了较快的恢复和短暂的发展,但是其后劲不足的缺点很快暴露出来了,因为包干到户最主要的只是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而农民除了要缴纳农业税、“三提五统”②以及各种乱摊派等税费之外,还面临着长期存在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问题,粮食价格基本是“原地踏步”,而农业生产资料则猛烈上涨。例如,小麦的价格:1978年是0.4元/斤,2009年是0.87元/斤;磷肥的价格:1978年是6-7元/袋,2009年是45元/袋。[6](P190)当然,农民还面临着其他用度方面的物价不断上涨的压力。而所有这些仅仅依靠土地的微薄收入是难以为继的,更无法走上富裕之路。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和困局。

   对于90年代初的中国来说,“无农不稳”的警报已经解除;对于农民来说,走上富裕之路才是他们的期盼。那么,如何破解“三农”问题?如何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答案是“到体制外去”。本来,对于农民来说,无所谓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问题,但是,由于农民的本质特征是从事农业生产,束缚在土地之上的,因此,在这里,笔者把不离开家乡和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看作是农业体制,也因此,那些离开家乡和土地、到城市或厂矿企业打工的情况,就是离开农业体制,即本文所说的“到体制外”。“农民工”③就是到了农业体制之外的农民。“无工不富”对于农民来说是自不待言的,因而“进城务工”自然成为了农民摆脱贫困、发财致富的选择。而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在加快对公有制经济改革的同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由此迎来了私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④城市改革与私营经济的发展自然为农民到体制外就业提供了平台、机会和空间。⑤农民“到体制外”就业意味着农村社会分化的加速。

   在城市,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都有一个“撑不死,也饿不着”的铁饭碗,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多少竞争关系,人们虽有怨言,但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与制度安排中还算相安无事。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计划体制下进行的分配体制改革,打破了人们收入上的整齐划一,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但总体水平有了提高的收入很快又被80年代末的通胀所击破。虽然改革开放了,但仍然是在计划体制下打转转,因而这样的改革难免反反复复。冲破计划体制,加速社会分化,才能使城市真正步入改革的轨道之上。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及随后召开的十四大,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改革的开启——城市开始打破计划体制的束缚,城市中人开始有了放弃铁饭碗而“到体制外去”的勇气和决心。在市场经济改革伊始,应当说,体制内的铁饭碗不再有昔日的风光并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因而“下海”经商、到非公单位就业在一时之间成为不少城里人的主动选择。据报道,现在的很多知名企业家,在当时的市场经济大潮下,“他们告别体制腐朽的国企以及安稳过度的公务员系统,向他们梦想的财富和事业出发。这些下海的体制内的人们,成为9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群体”。[8]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也是倾向于体制外的民企、外企等。因为国企竞争力不大,自然对大学毕业生也没有什么吸引力,而自1993年以来处于“国退民进”红利期的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总值,而且有较国企高出许多的收入,因而成为“高校毕业生的首选”。[9]

   在90年代末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国企大量出现亏损、倒闭的情况(1997年约有2/3的国企陷于亏损),中央提出国企“三年脱困”的目标,并对国企实施“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把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从而出现了不同于1993年的“国退民进”的新型的“国退民进”格局。⑥在这次“国退民进”的过程中,不少国企职工下岗分流,他们可谓是被迫“到体制外去”的那部分人。

   无论“到体制外去”是主动选择还是出于被迫,它都可称得上是社会发展与变迁的重要推手。或者说,“到体制外去”意味着在打破城市计划体制的同时,城市(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社会分化在加速。

   这一阶段的社会分化,在总体上是人们“到体制外去”而形成的。正是这些“到体制外”的农民、工人、大学生以及部分干部,以他们的流动性(空间流动、职业流动、社会地位流动等)的增加,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主要体现在:

   (1)促进了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之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自然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因而,伴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即公有制经济的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在所有制结构转型中,农民工可谓功不可没。如果没有大量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成为雇佣劳动者,那么,即使国家有发展非公经济的宏观政策的支撑,其发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正是这些“到体制外”的农民为非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2)促进了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在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与壮大的同时,也对城市的公共服务提出了挑战。而且,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3)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这一时期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市的扩张带来的城市化。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当然,农民工的市民化表现得尤为抢眼。我国的改革并没有涉及户籍制度,而且正是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城乡分离,也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但是,伴随着90年代初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人员(尤其是农民)的可流动性大大增加了,它为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创造了制度条件。尽管第一代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愿望与可能性都不大,但是随着以80后为主体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崛起,他们实现身份转变的愿望已经十分强烈,而且也有了这种可能,因为城市对于农民工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来保障。

   (4)导致了农村的衰败。农民进城务工实际上是抽取了农村的“活力”,造成了城乡结构变迁中农村的衰败。农民工把他们的劳动投给了城市,农业对于他们来说变成了副业,农村对于他们(尤其是80后、90后农民工)来说变成了故乡。而留在农村的,最初是“386199”部队,到后来则是“6199”部队,到最后则可能是“99”部队。因此,一个“老弱病残困守”的农村,自然也就“没有了生机”。[6](P157)固然,城市化的进程往往意味着城市对农村的胜利,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城市化一定要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吗?城市化和农村的发展就一定是对立的吗?两者不能齐头并进吗?我们给不出答案,但是农村的衰败已成为我国社会变迁进程中挽不回的哀愁。

   (5)造就了政治文化的转型。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于政治文化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政治文化的转型表现在多个方面。譬如,竞争的观念深入人心。正是因为了有了竞争观念及其行为(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等等),才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当然,竞争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果,如贫富分化、社会诚信流失、物质主义文化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到体制外去”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分化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占主导地位的。

  

   三、“到体制内去”:社会分化正向功能的衰减

  

   尽管对究竟在何时开始了从“到体制外去”到“到体制内去”的转变,难以作出准确的时间上的判断,但是,基于研究的需要和行文的方便,必须找出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对此,笔者认为,大致可以2003年3月十届人大设立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专司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为起点。因为在国资委成立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要求中央企业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免于淘汰,这就导致中央企业必须不断进行扩张、收购、兼并,从而在经济领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进民退”态势。正是在“国进民退”态势的刺激之下,社会上开始出现了重返“体制内”的大潮。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取向的变化就可以看作是“到体制内去”的风向标。在2003年以前,很多大学毕业生都不大愿意去政府机关中工作。据报道,“1994年至2000年间,全国报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才不过4万余人”。然而,随着改革中“国进民退”政策的启动,逐渐改变了人们对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力及其关系的认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取向便随之转向。该报道列举的大学生“国考”人数的变化颇能说明问题:“2007年国考,报名人数达60万,比2004年翻了近5倍。当年,全国有近五百万大学生毕业,这意味着约每10个毕业生就有一位参加了国考。”“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前6个职位考录比例超过3000∶1。”据此,该报道明确指出:“20年前,随着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进入外企或下海淘金;20年后,这支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年轻人,到‘体制内’去!”[9]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从“到体制外去”向“到体制内去”的转变呢?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在“国进民退”的政策导引下,尽管国家层面仍然有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性意见,但非公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已居明显的弱势地位。而“体制内”单位拥有的诸多优势——“稳定的工作,社保、医保等保障一应俱全,福利也非常好,当然,很多人没有明说的,还有权力带来的隐形收入”。[8]这绝对让那些经受了改革风雨、感受了体制力量强大的人们对“体制内”单位趋之若鹜。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完成的《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在分析被调查者的所属行业和职业后发现,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到体制内去”的理由。总之,经历了十多年风光的“到体制外去”,在“骨感”的现实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失去了吸引力。“理想很饱满,现实很骨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710.html
文章来源: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