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赟: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到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更新时间:2019-10-25 09:13:49
作者: 陈赟  

   内容提要:“历史”一词具有历史存在与历史认识双重内涵。一般而言,思辨的历史哲学着眼于历史存在,而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则探究历史认识。但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可爱而不可信,它的贡献在于将历史作为整体来探寻其意义、模式与目的,然而它无法经受实证的经验主义拷问;批判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放弃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宏大高远的目标,而在有限的可操作的目标下转向历史认识,探究历史认识如何可能以及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的客观性等,以便为历史认识与历史书写提供指南,然而却使历史实践关怀与历史意义成为问题;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分析历史哲学的后续形态,将历史经验局限在历史文本中,但仍然发生了历史被窄化、历史存在从历史叙述中逃逸的问题。由此,需要整合历史的双重内涵,构建具有历史纵深与文明厚度的历史哲学,这就是文明论的历史哲学,它通过对文明体的承担而承担世界历史。

   关 键 词:历史哲学  思辨  分析  文明论  philosophy of history  speculation  analysis  civilizationalism

  

   一、历史的两种内涵与历史哲学的两种类型

  

   一般而言,作为历史哲学对象的“历史”一词有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内涵:一是作为“过去”、由既往发生事件与行为构成的历史实在;一是对既往历史事件、行为及其过程的书写、编排、解释。而历史书写本身就包含着对历史的探究,故而希腊语中的“历史”一词有调查、探究之义,而英语、德语等语言中的历史则兼有历史的上述两种内涵。①汉语的“史”本指记事者,《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王国维《释史》云:“‘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②史既意味着作为既往生活的历史,又意味着历史书写以及作为王朝官吏的历史书写者,历史书写者的历史书写本身是政治生活的构成部分,治人与治事都无一不从史中分化出来。汉语的“史”在显示中国思想对历史独特理解的同时,也传达了内在于“史”的上述两种内涵。

   历史的上述两种内涵虽有区别,但又有关联。既往的事件、行为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历史,这就是说,既往事件对亲历者而言,在既往事件发生之当下并非就是历史,唯有既往事件过去之后对之的再经验才是历史。就此而言,构成历史的事件与行为等唯有通过历史主体的历史经验才得以成为历史。因而所谓过去,就可能存在“自在的过去”,即那种并没有它的“未来”的某个场域中被记忆、经验等所激活的业已死亡了的过去,但这种过去并不是历史;一切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此时此地,还没有完全逝去的过去。譬如说,对某事的记忆,或往事的遗迹”③。历史不再等同于已经消逝的既往事件,而是既往事件在新的语境下的再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第一个内涵无法脱离第二个内涵。

   对于具体的个人包括历史学家而言,当下的生活状况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既往历史事件与行为的延续,所谓的既往事件及行为,其实只是在现今生活世界中先行发生之事。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并未过去,而是又在现在之中作为现在的过去而被打开,作为现在的背景与条件而存在。德罗伊森(J.G.Droysen,1808-1884)说,过去对今人而言并未逝去的特征(unvergangene Gegenwrtigkeit der Vergangenheit)普遍存在于史家及其世界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发展事迹中,“历史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它实际上只是我们从现今回溯过去而认识到的部分。它确实是非常片面而不够庞大;它只是过去事件中与我们现今有关事件的安排及组合”。而所谓“现今”被德罗伊森界定为:“它只指我们能够认识到、能接触到的东西而言。”④

   作为历史的过去之所以并未逝去,不仅仅是因为它持续地存在,以至于进入到现在的构成中来,而且也是由于现在的我们的经验与记忆:“那些作为,只有我们以历史眼光掌握处理它们的时候,才变成历史;它们本身并不是就是历史,而是在我们的眼光下,经由我们的眼光后,才变成历史。我们必须将它们转化。经过这个转化工作,过去人的事业,才变成历史。也就是说,那些外在的,有其本身运作原因的事业,被我们的记忆、被我们的历史意识及理解力掌握之后,才变成历史。只有我们记忆所及的事,才是真正尚未逝去的过去,才是虽然过去却有现在性的事。”⑤

   历史的上述两重相互关联的内涵可以被概括为历史存在与历史认识。以此为基点,可以生发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哲学:一者面向历史事件及其进程本身并由此出发而去理解历史;一者是面向历史的记述与书写并由此出发去理解历史。前者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即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分析的历史哲学。思辨的历史哲学面对的是作为过去的事件与行动的历史本身,可以视为第一序的历史哲学;而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则考察构成历史内容的既往事件与活动在经验中的给予方式,因而属于第二序的历史哲学。两种历史哲学的类型似乎分别接近于历史(事件及其过程)的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与历史书写的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似乎将历史主体锁定为历史学家,因而构成关注的乃是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而思辨(speculative)的历史哲学或本质(substantive)的历史哲学则关注历史自身的走向,譬如历史的模式、进步、重复等。⑥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中的因果判断、历史的客观性等等,“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⑦;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则关注作为整体之历史的模式、机制与规律、目的与意义等问题。

   最先对历史哲学做出思辨的与分析的类型化区分的是沃尔什(William H.Walsh,1913-1986),他正是通过历史的两重内涵而开启历史哲学的上述两种类型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思维的过程;思辨的历史哲学注重历史事件的实际过程。⑧此后,这一区分被广泛地接受。如莱蒙(M.C.Lemon)谓:“把历史作为‘对象’来看待的,一般被称作‘思辨’(实体)的历史哲学,而把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大多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⑨

   历史的两种含义以及对其中某一方面的关注构成了不同类型的历史哲学。然而,与其说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是两种不同的历史哲学,毋宁说是哲学地考察历史的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共同会聚于历史之中,正如沃尔什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甚至那些摒弃思辨部分的哲学家,也会完全(而且确实应该)接受分析的那部分的”⑩。也就是说,对历史哲学的上述类型化的区别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不可绝对化、教条化。

  

   二、思辨与分析对峙之下历史哲学的困境

  

   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历史哲学的原初形态。历史哲学概念晚出,法国哲人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始创此词(11);然而此前早有一无其名而有其实的形态,无论是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1627-1704),还是维科(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都已经建立了实质的历史哲学;其后的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均致力于历史哲学,且皆可归属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序列。正如威廉·德雷(William H.Dray)所云:“历史哲学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成果,主要工作是德国唯心主义者康德、赫尔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做的。……历史研究在19世纪最终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人们自觉地从事这一研究,它拥有自己的方法、概念和专业人员。”(12)换言之,思辨历史哲学对于推进历史哲学成为严肃研究以及历史研究的学科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思辨历史哲学的特点是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世界历史”“人类历史”抑或“普遍历史”,都显示了这种整体性)加以思考,它追问“历史的真实‘内容’并考察在何种意义上,‘它作为一个整体’是可解释的和有意义的”,因而具有一种“为过去提供一个整体的解释性说明的重大志向”。(13)这正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可爱之处,事实上,正是通过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这一问题才被提出并受到真正的重视。“它所提出的基本问题——用一个粗糙的名字叫它,就是历史的意义这一问题——却是一个显然反复不断出现的问题,而且是任何对我们目前的题目的概述都不能完全忽视的。”(14)从宏大的视角思考历史的意义,是思辨历史哲学的重要特点,而对历史意义的探寻,是人类永恒的不可消除的兴趣;而且,将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本身,已经构成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价值,莱斯利·阿穆尔业已指出了后者:“虽然‘思辨的历史哲学’这个词通常意味着使我们的心灵转向一些坏的榜样,但其中有些概念图式有其存在价值,它让我们把历史视为一个整体。”(15)莱斯利·阿穆尔则进一步强调:“具有思辨成分的看法未必等于疯狂,且有时这样的看法几乎不可或缺。”(16)

由于将历史的对象提升到历史总体性或历史整体,而不是某一个或一些历史学家的历史叙述,或者某个地方的局部与特殊的历史,思辨历史哲学的上述宏大志向无法通过完全经验化与实证主义的方法展开,以至于不得不在超出历史的先验维度上思考历史;由于这一志向同样既不能脱离历史又无法局限在历史过程的内部,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17)。近代西方历史哲学对于作为整体的历史的意义与目的、进程与方向等一系列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解答,实际上又有浓厚的基督教末世论的残余,至少有其基督教神学的背景与前提(18);又由于超出实际的历史进程之外,因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往往并不能给历史学以实际的教益。正如沃尔什所说的那样,对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而言,“人们所设想的研究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它的目的是要达到把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是要表明尽管历史呈现出许多明显的不规则和不连贯,它却可以被看作是形成为体现出一种全盘计划的整体;而这个计划,我们一旦掌握了它,就既能阐明各种事件的详细过程,又会使我们把历史进程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看作是能满足理性的。而它那些阐述者,在企图实现这个目的的时候,又显示出了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品质:大胆的想象、丰富的假设、追求统一性的热情;但那又不外是蹂躏得被归之为‘单纯’经验的各种事实而已”;“由于他们自己承认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达成对自然进程的一种‘思辨的’处理方式,所以就这种思路而言,思辨就不容易和猜测区别开来了。在其最坏的事例中,他们的著作带有狂想式的先验主义的烙印,从严肃的眼光看来全然靠不住的”。(19)对于历史过程的思辨处理,使得思辨的历史哲学满足于形而上学和道德的语境,而无视历史存在的经验性与实证性要求,以至于克罗齐斥责思辨的历史哲学具有明显的诗歌性质;从历史的外部去理解历史本身,无法摆脱历史与先验的纠缠,不仅对历史学家的工作失去了指引意义,而且,对在历史中生活的个人而言,它更像是以某种先验的理念强行塞入历史过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706.html
文章来源: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0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