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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猛: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更新时间:2019-10-24 09:24:20
作者: 侯猛  
陈瑞华与上述学者的研究却有所不同。早年他也曾尝试运用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的方法,不过很快转向推崇黄宗智的研究进路,即强调从经验观察到理论提炼,实现从经验到理论的跳跃。也就是说,他更重视提炼概念,反对陷入对经验事实的无效描述。

   相比刑事诉讼法学界,民事诉讼法的经验研究者较少,以王亚新和傅郁林为典型。不过,随着中国民事诉讼的法律实践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王亚新已经转向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学研究,并且也带动了一批青年学者转向法解释学和法教义学的研究。

   (四)2010年代的讨论

   2010年以后,司法的量化分析成为热点,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群体。不过,早在2000年代,白建军和朱景文就做出了开创性研究。白建军主要是运用SPSS统计处理犯罪、刑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朱景文主要是做中国历年法律指标统计数据库,近年来主要做诉讼分流、法治评估指数。在目前年轻一代的法学者中,又以程金华、唐应茂、刘庄为代表。其中,刘庄已开始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展开司法研究。

   司法的量化分析,不仅出现在法学界,经济学界也已经尝试多年。典型如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魏建的研究团队,对司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假设—验证式的实证研究。量化分析与数据分析不能等同。大致来说,即使是司法的定性研究,也会运用搜集到的数据进行解释,从而增强论证的说服力。而量化分析在方法上的基本作业是做回归,甚至做模型。

   (五)实务界的研究情况

   法律实务界也形成了研究司法制度和司法过程的学术氛围。自198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自200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评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例如,韩延斌、李广宇、胡仕浩、甘雯、孙祥壮等法官入选。知名法官宋鱼水、邹碧华也是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他们都有代表性研究作品。横跨实务和法学两界的大法官是沈德咏和江必新。沈德咏是刑事诉讼法专家,著有《司法改革精要》等;江必新是民事诉讼法专家,著有《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公正司法》等。他们不但兼任大学教授,还在法学核心期刊上经常发论文。此外,也有从实务界转入法学界的法官,例如,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孔祥俊,曾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在知识产权法和司法理论方面有较多著述。

   实务界对于司法的研究,首先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法官亟需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由此,为总结审判经验和研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以及一部分各级法院编辑出版了各种审判指导与参考,各种司法文件的理解与适用汇编。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文稿的出版,也为深化研究中国司法提供了便利。

   法官与学者也能够经常性的对话交流。这包括他们共同参加学术会议,在写作上相互引证,以及建立了一些制度性交流机制。例如,自200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还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学研究所、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自2013年开始,教育部和中央政法委等单位牵头组织“双千计划”,实行高等学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制度。 自201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驻院法律研修学者制度。

   归纳来看,晚近四十年的司法研究沉淀下来的基本知识分类,主要是法院组织、法院人事和司法改革三大类。每一大类知识内部已经形成相对集中、结构化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的形成,主要是受到这四十年间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引导。所谓相关法律,除了宪法以外,基本的法律就是两部——《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法院组织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主要规定法院组织和法院人事。《法官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其他法律,具体规定法院人事。所谓相关政策,除了党的文件、司法文件以外,司法改革的基本政策就是四个时期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可以说,没有这些基本的法律和政策,也就不可能形成司法研究的基本知识结构。

   制度和人事向来是政治研究的两大基本命题。如钱穆所言:“政治应该分为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干燥乏味,无可讲”。而在司法研究中,制度与人事分别对应法院组织和法院人事,并且在总体上偏静态讨论,主要是关于司法的功能、裁判的问题。而司法改革中的一些知识点虽然与前两大知识结构有所重叠,但总体上偏动态讨论,主要是关于司法的变迁和革新。以下分别加以讨论。

  

   二、法院组织的知识议题

  

   法院组织包括法院的类型、法院的审级、法院的内设机构(审判委员会、人民法庭、审判庭)、审判方式、法院上下级关系等议题。由于司法实践不断变化,讨论的重点和热点也会随之转移。

   就基本法律的修改讨论来看,《法院组织法》主要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最近两年有所讨论。1990年代那次还主要局限于法院内部的讨论,第二次则是法学界内部多个学科有参与。这正好也说明法院在整个诉讼过程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更多瞩目。就抽象层面的讨论来看,司法权的性质曾是讨论热点。例如,像司法权是判断权这样的常识问题,还一度需要专门重申。还有研究中国法院的性质,例如,重新强调了其国家专政工具的属性。就具体层面的讨论来看,法院组织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领域:

   (一)法院类型

   按照《宪法》和《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分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而以某一类型法院及其运作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最近二十年呈现井喷现象。

   基层人民法院及其运作过程一直是热点,在2000年代初期形成过研究波峰。这以苏力、贺欣为代表。苏力主要采取功能主义的研究进路,强调基层司法的国家治理功能,突出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从而区别于上级法院的规则形成功能。贺欣的研究也是法律社会学经验调查的进路,但持续时间更长、调查地点更多、研究问题更多样,并且注重与社会学家进行合作研究。此外,还有其他进路的研究,例如,章武生从审级制度讨论基层法院的功能。高其才在其主编的《中国司法研究》书系中,至少有3本与基层司法相关,主要是运用历史和档案材料分析。

   另一个热点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者大多从功能入手加以讨论。在2000年代初期,“齐玉苓案”引发了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不少学者关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政治功能。也有例外,例如,侯猛研究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功能。此外,诉讼法学者也从专业视角加以讨论,例如,傅郁林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级结构中的职能定位,如何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功能;左卫民则从死刑控制的角度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源和职能的重新配置。

   除了功能分析以外,还有一些偏重从公共政策制定的角度研究最高人民法院。苏力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批评认为这一政策会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这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对自身作为最高上诉法院的功能定位模糊和专业知识装备不足。侯猛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不仅通过审判个案,也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公共政策的制定,而影响不仅及于诉讼活动当事人及类似案件当事人,也对未进入诉讼活动的利益群体乃至某一产业产生影响。黄韬则专注于金融领域讨论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共政策。此外,张友连等人也有专门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开始设立巡回法庭,巡回法庭又成为热点。傅郁林认为这将为中国式的“司法联邦制”奠定基础。方斯远认为巡回法庭承载破除司法地方化的任务。侯猛认为巡回法庭的设立主要是为应对在京涉诉信访庞大数量的日益增长,但随着机构的设立,功能上也会有新的变化。例如,这会逐渐改变司法体制中的央地关系,中央司法权力呈现出非集中化特点,可能有助于实现巡回区内的司法统一。方乐认为巡回法庭的设立,让地方司法权的行使被进一步高度统一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行动逻辑上。顾永忠认为巡回法庭在审判管辖权上相当于高级法院,将来必要时可以受理跨地级行政区的二审案件。

   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相配合的法院类型是跨行政区划法院。目前也有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制度设计和宪法解释。但目前跨行政区划法院还只是定位在中级人民法院层面,未涉及跨省区的审理。加之,晚近几年只在北京市和上海市各设立一家跨行政区划法院。因此,实际影响有限,研究也较少。

   实际上,有关中级人民法院的研究就很少。王亚新曾从民事一审程序切入讨论中级人民法院的运作过程。还有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对中级人民法院的影响。相对而言,有关高级人民法院的研究稍微多一些。高级人民法院是地方人民法院的最高层级,也是直接连接最高人民法院,居于枢纽地位。傅郁林从民事再审审级裁量权入手,分析了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划分。还有研究讨论了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型司法特征和国情约束下的功能。此外,王建学对地方人民法院进行一般性讨论,规范分析其宪法地位,认为其是非地方、非中央的法律性机关,与最高人民法院一起构成行使审判权的整体。

   专门人民法院也是法院的一种类型。现行《宪法》和2018年10月修改前的《法院组织法》只规定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并没有采取原《法院组织法》列举的规定方式。这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期,不同专门人民法院的性质或管理体制差异很大,不便明文规定。很长时间以来,专门人民法院的研究并不多见。但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和新设专门法院的出现,相关研究也呈现井喷现象。有关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林区法院改革的讨论开始出现。但更多的讨论集中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以及尚未准确定性为专门法院的互联网法院的设立。

   (二)法院内设机构

   法院的内设机构,大致分为审判业务部门和综合行政部门。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审判业务部门主要是立案庭、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环境资源审判庭、审判监督庭、执行局,综合行政部门主要是办公厅、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国际合作局、政治部、新闻局、监察局、离退休干部局、机关党委。此外,还有研究室、审判管理办公室、国家赔偿办公室这样的审判辅助部门。

   法院内设机构具有科层制特点,长期以来被批评存在司法行政化问题,需要通过改革推动法官独立审判。这其中包括进行合议庭改革、组建审判团队,裁撤、合并、控制内设机构规模,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级,优化工作流程。但刘忠提供了另一种讨论思路。他通过分析法院编制的变化和分庭管理制度,认为法院内部日益科层化,但出路在于法院权力的缩减配置。不过,大致来说,法院内设机构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行政化、科层制的宏观层面,而缺少微观考察。比较少有人去研究具体的内设机构,例如,立案庭、执行局等的内部结构和运作方式。

   相比之下,有关审判委员会的研究一直是重点和热点。当然,严格说来,审判委员会不是法院内设机构。按照2018年10月修改前《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这一条是单独规定在总则部分的,因此,可以说审判委员会是法院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说是其内设机构。

早在1980年代,就有审判委员会相关问题的讨论。但引起广泛关注则是1999年《北大法律评论》所组织的一次专题讨论。在审判委员会存废问题上,学者之间观点对立。苏力认为有保留必要,贺卫方则主张废除。陈瑞华也倾向于批评。由此,也激发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而以后的研究趋向于注重经验调查,包括访谈、阅读卷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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