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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更新时间:2019-10-22 00:35:48
作者: 邓小南 (进入专栏)  

   赵宋一朝,存在许多看似矛盾的耐人寻味现象,有非常开阔的思考馀地,需要整体上更为深刻的把握。笔者相信,多元而良性的互动,无数认识与再认识的碰撞、累积,将使我们对于宋代的历史有更为清晰而确切的理解。目前首先应该致力的,是通过自觉的、群体性的持续努力,形成一种真正具有锋芒的、中心突出而高密度的学术交流。只有在这样一种学术空气之下,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才会真正有整体性的明显突破。

  

   注释:

   [1]制度史自身,本无所谓“死”“活”,凝滞静止的认识是在一些研究过程中形成的。本文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究竟什么是“活”的制度史,以及如何才能将制度史研究做“活”等重要问题,但笔者期盼通过讨论,使学界予以更多关注,从而共同“走向自觉”(参见包伟民“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2001年杭州宋史系列讨论会(一)论文)。

   [2]在宋代官僚制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年)体大思精,使学界对于宋代官制的整体认识有所改观。中国学者朱瑞熙、张其凡《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等著述,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一领域的前沿水平。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著作选取不同制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日本学者对于官僚制度运作空间的研究(参见平田茂树:“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2001年杭州宋史系列讨论会论文)、欧美学者在制度史研究中突出的社会史、文化史取向以及注重运作过程分析的研究方式(例如贾志扬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魏丕信对于明代官僚选任制度的研究、孔飞立对于清代“叫魂”事件背后之制度运行的研究等),都给予我们深刻的启发。其它成果尚多。兹不一一。

   [3]有一种批评意见说,“搞历史的,就是喜欢做制度。”所谓“做制度”,可能是褒贬兼寓,而究其侧重,或许是批评制度史研究者总要把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抽象成干涩枯燥的孤兀条文。在这种“抽象”的过程之中,人为地遗失了无数宝贵的信息;而这种“抽象”本身,又可能受到某种主观意识的支配,不过是某种“历史想象”的表达。当然,如果考虑到我们所用以研究的材料的客观可靠程度问题,事情实际上还要复杂得多。

   [4]在一段历史进程中,找寻到我们希望看到的内容,事实上再容易不过。先罗列制度规定,再填充数件例证,这样的做法,恐怕不能算是“实证”史学。

   [5]黄燕生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6]近年间,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史学家对于“唐宋变革说”提出修正或挑战。关于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问题,他们不再坚持“贵族”与“平民”的二元对立,不再简单强调“平民”的兴起,而是着重指出地方上自求延续的士人菁英家族的作用。参见包弼德:“唐宋变迁重探”,《历史的馈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7]参见李华瑞:“20世纪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上篇)”,2001年杭州宋史系列讨论会(一)论文。

   [8]日本学者寺地遵在其《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广岛:溪水社,1988年)之序章《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轨迹和问题点》中,提出政治史的研究对象为:国家的统治机关、制度;国家意志与政策;重要政治事件;政治主体、政治势力。当然,除此之外,中外学界愈益重视的,是使诸多因素活动起来、贯穿起来的脉络,即体制的运作。

   [9]《司马光奏议》卷二五《体要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苏基朗:《五代的枢密院》,《唐宋法制史研究》页21,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

   [11]梁太济:《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杭州大学《宋史研究集刊》第二集,页56,1988年。

   [12]《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一(总序)》。

   [13]如诸位先生所考察的,王朝实施的法律制度、官僚的选任制度、中枢的秘书制度乃至社会上的家族制度等,各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有起讫不同的历史阶段性。

   [14]许多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类问题。例如戴建国指出,应该加强对于司法实践的研究,从中探究法的动态和功能;考察司法官员如何运用法律来解决问题,研究司法官员在法律具体操作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思维理念和逻辑,以及法律实施后的社会效果。见“二十世纪宋代法律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1年杭州宋史系列讨论会(一)论文。

   [15]所谓“碰撞与交流”有着多种可能的方式,本领域内如本次会议的专题回顾与反思,它领域如法律学、管理学以案例分析带动研究与教学的范式,都在“和而不同”的关怀下对传统的制度史研究有所启益。追踪学界新的理论讯息亦属值得重视的方面之一。举例而言,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崛起,极大地拓宽了制度史的研究领域(例如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 North):《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中译本,1994年;埃瑞克·G·菲吕博顿(Eirik G.Furubotn)、鲁道夫·瑞切特(Rudolf Richter)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约翰·奥尔森(John Olsen):“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美国政治科学评论》总78卷,1984年第3期)。目前大陆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界都对此有积极的反应(可参见杨龙:“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学意义”,《政治学研究》1998年3期,页78-83;秦海:“制度范式与制度主义”,《社会学研究》1999年5期,页36—65),对于宋代制度史的研究,或许也不无启发。在此我要感谢本次会议的参加者李立以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李全德、谭星宇、易素梅、高柯立等同学在相互讨论过程中为我提供的资料介绍与多方面帮助。

   本文为作者在“2001年杭州宋史专题研讨会”的发言稿,原载于《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转载于“新浪爱问资料”。本文已经本号再整理、编辑,转载请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和“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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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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