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潘光哲:想象“现代化”: 一九三○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

更新时间:2019-10-22 00:20:52
作者: 潘光哲 (进入专栏)  

   一.导 言

  

   退出政治舞台的孟森(1868-1937),是北京大学历史系里独树一格的教授 。1933年11月的某日,他到胡适家里谈天,话题之一是“现代化有无界说”的问题 。孟森问道:“今之持国论者,以现代化为最明达之一流”,但是,“现代化有无界说”?胡适提供的答案,并不让孟森感到满意,于是动笔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他看来:

   即以现代化字面而论,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

   他感到现代化三字实“未免笼统”,于是提出“急先务”作为自己对“国是”的努力标准 。胡适对孟森的述说,有同情的了解。在他的体会里,孟森之所以提出“急先务”的观点,乃是因为当时的思想论坛上所谓的“现代化”一词“差不多只是一种很广泛的空谈,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界说”,甚至于“今日国中各地的杀气腾腾,岂不是几种不兼容的主义在那儿火并,同是要把国家社会做到各人所信为‘现代化’的地位,结果竟至于相仇杀,相屠相灭”,令人痛心疾首: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议。他说:“不要再乱谈现代化了,我们应该大家平心静气商量出什么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胡适判断当时的论者对“现代化”一词“没有确定的界说”的依据,是《申报月刊》在这一年7月推出的“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 里的文章,洋洋洒洒,“论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约有十万字”;但是,论文的主张“好像是彼此互相打消”,让读者“真有点像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胡涂了’”,完全不得其旨。因此,和孟森之质疑“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一样,胡适也不得不说:

   一说到“现代化”,我们不能不先问问“现代”是什么,我们要化成那一种现代。这就是孟先生说的:“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那个“形成的现代”是什么呢?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欧、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现代”的尊称了?一九一七年以来的苏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现代”呢?

   一时之间,胡适好似陷入了“现代的迷惘” 。当然,胡适并不是对自己主张的“现代化”没有主见,就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便重弹自己在1919年时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旧调 :

   “现代化”也只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白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立脚,可以安稳过日子。”中国的现代化只是怎样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东亚大陆耀武扬威、恣意妄为的危局,胡适对于理想中国的期望,跃然纸上。

   可是,孟森和胡适万万想不到,那个让他们感到迷惑的“现代化”词汇,在未来的历史书写里,竟成为评价他们生命道路的一把标尺:身为江苏“立宪派”要角之一的孟森,积极参与“立宪”的行动,是江苏的政治走向“现代化”的一环 ;胡适的思考所得及其意涵,更可以被转化为思索/检讨“中国现代化”的灵感 。即如Paul Strohm所谓,我们知道的关于Chaucer的事,“是Chaucer自己从来都不知道的” ;孟森或胡适,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为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历程的“英雄”。就像Natalie Zemon Davis告诉我们的,在档案里的修辞和叙述故事的技巧是怎么被建构出来的,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故事 ;以“现代化”作为指导我们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 ,成为人们对过去/现实的认知概念与历史书写的导引 ,同样也是个历史的产物。本文之作,尝试描绘“现代化”的论说史(the discursiv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之形成,分疏知识分子如何以“现代化”这个概念表达他们对中国未来前景的各种想象;在这一时段里,“现代化”这个概念也为书写近代中国的变迁,提供了作为统摄这些历史现象的“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 的作用。这幅历史图景之概貌,也是本文述说的主题 。透过对于相关课题原来历史场景的述说,笔者并尝试反省思考:如果要想理解像是“现代化”之类的词汇在现代中国思想舞台登场问世的意义,应当置诸原来的历史脉络里进行探索,进而对于我们开启历史知识的生产活动的反思,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现代化”在中国的词汇史考察

  

   “modernization”一词是在1770年出现于英语世界的 ,它在汉语世界里的翻译被等同于“现代化”(或“近代化”),是什么时候确切发生的事,则尚未得到确证;就现有数据,笔者只能推测,这可能是1920年代中期的产物,至1930年代初期则全面进入(知识分子的)汉语世界 。

   严既澄于1922年撰文评价梁漱溟(1893-1988)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发挥是“近代化的孔家思想”,即已用“近代化”一词 ;1927年柳克述(1904-1987) 撰述《新土耳其》一书,则将“西化”与“现代化”并提 。1929年胡适于上海出版的Christian Year-Book发表“The Cultural Conflict in China”,使用了“Wholesale westernization”与“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这两句话 ,他后来说,它们可以分别被译为“全盘西化”与或可译为“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或“充分的现代化”;当时潘光旦便就此文写了一篇英文书评,表示他可以赞成“全力现代化”,而不能赞成“全盘西化” 。可以想见,至少在这两位知识精英的认知里,对于“modernization”的认识,已有交集。可是,谁是将“modernization”等同于汉语世界的“现代化”(或“近代化”)的第一位论者,仍是待解的谜题 。惟则,从1930年天津《大公报》的一篇因“中原大战”而起的感想文章里,便已大量使用“现代化”一词(如谓“军事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现代化之政治”),更倡言“从进化公例言,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一切一切的‘现代化’,乃进化公例所要求”,甚至于提出以“确立法律秩序”和“表现民众意志”为内容的“现代化的政治”的要求 。可以揣度,“现代化”一词已然在知识阶层里流行开来,虽然《大公报》的作者或读者对它的意义/内容未必有共同的认知。亦正如后来张素民发表在《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上的文章《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之所谓:

   凡是一个好的外国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却它原来的好意义,而变为坏意义了。“现代化”一名词,英文为modernization;但是现在流行的“摩登化”一名词,仅持时髦言;这和原文相差,不只一万八千里了。比方说a modern youth,决不是中文的“摩登少年”,乃是指身体强健,知识充足,能耐劳苦,肯为社会服务的青年。

   这是笔者所见论者自觉地认知“modernization”等同于汉语世界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提法(只是,它同时还有另一个翻译——“摩登化”,而且流行一时 )。

   当“现代化”一词在自1930年代跃登中国的论坛的时候,也正是国族危亡仿佛便在旦夕的时刻,各式各样的响应,此起彼伏,国族危机引发的“文化认同”争辩,尤为激动人心 。正如一位不详其人的论者言心哲对此忧心忡忡:

   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文化若不从速改造,真要亡国灭种。目前国内种种情形,因文化落后,外患不能抵御,灾祸无法防止,民穷财困,不可终日。又因各种新旧文化之冲突,文化失调现象,到处发现;社会问题之复杂,几至不可言状,改造之需要,谁也不能否认。

   从他的论述思考可以看出,出现在1930年代中国论坛上的各场文化论战,举凡“全盘西化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等等 ,毋宁视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族危机的一种反应方式。

   可是,就二十世纪的现实而言,在一个还未像西方一样“现代化”(甚至于还不曾准备好要走进“现代化”)的“落后”国家/社会(的知识分子),想要创造出自主的文化认同(an autonomous cultural identity)空间,固然正是对遭逢巨变的响应方式,让人们分享共同的感情和经历/经验(sentiments and experience),却总是在中心和边陲之间、原型和复制之间、模仿和创造之间,彷徨歧路,制造无限的思想冲突/紧张。好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的国族重建历程里,在凯末尔(Mustafa Kemel, 1881-1938)领导之下的“革命”,矛头所向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他尝谓:“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疆界里而忽视了外面的世界。我们应该像先进而文明化的国家一样生活在当代文明的中心。”既然西方等同于真正的文明,西化似乎乃是逻辑上之必需与必然,其影响所及,却可能是否认与镇压集体的历史记忆,也拒绝和压抑了土耳其社会与文化的实际样态(actuality) 。就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在1930年代以因应国族危机而开展“文化改造”的道路上,即便“现代化”一词带给人们“橘逾淮而枳”的困惑,对它的意义/内容的认知差距,亦让人有无可调和之感(即正如胡适和孟森的“迷惘”一般);但是,就同样描述“西力东渐”的现象与瞻望国族文化抉择前景的向度来说,它从一开始,便以相当正面的姿态进入汉语世界,而与此前流行的“欧化”或“西化”等词汇可能承载的负面意义,大异其趣。

   晚清以降,“西力东渐”导入的文化冲激现象,多面复杂,身历其境者的反应,一样千变万化 。“欧化”或“西化”这两个词汇,便是当事人表述这些现象的概念语言 。然而,以“欧化”或“西化”当作国族文化未来前景的方向,批判之声,始终不绝。像梁漱溟区分世界文化的系统,自成一说,却也不能不感慨“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中国“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 ,他正是要向这“西方化”的潮流奋起力争。钱玄同(1887-1939)则斥责称谓“中国现在的新文化”为“欧化”或“西方化”,“都是不妥当的名称”,而应该是“现代的世界文化” 。虽然他赞同林语堂(1895-1976)“爽爽快快讲欧化”的主张,但是,在他的心目里,“所谓欧化,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 ,仍以“现代”与“世界”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至于胡适在同一时段里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既控诉“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为“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并反其道而行,论证西洋近代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 ,潜在台词自是呼吁人们热情拥抱“西洋近代文明”。即便胡适被批判为“介绍的西洋近代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工具”,“是腐朽不堪行将死亡的文明”,批判者主张的却是“西洋近代的新兴的健康的文化”,即“马克司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因为这些真正才算是新兴的健康的文明” ;然而,在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那里,作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和钱玄同、林语堂没有太远的距离,都是奉西为尊,以今为尚(只是,他们认同赞许的“西”或“今”,则心目里各有所指,甚有不可调和之势,孟森与胡适的“迷惘”,应可由此得其解)。“现代”被视为是承载进步意涵的词汇,非“西人”或是“欧人”所可独擅,而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之下,兼及进化论“今胜于昔”的认知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世界观 ,都使“现代化”这个词汇轻而易举窜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世界,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之一,为他们开展对于中国前景的各式各样的想象提供了空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650.html
文章来源: NJU学衡研究院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