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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中国法理学七十年的变化与成长

更新时间:2019-10-20 23:12:35
作者: 舒国滢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法理学七十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苏俄版“国家与法的理论”时期(1949-1977年),“法学基础理论”时期(1978-1993年)和不同知识-理论谱系的“法理学”成长时期(1992-2019年)。法理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面对不同的理论难题,其进退兴衰具有制度依赖性。中国法理学的未来发展还面临西学强势如何因应、确立中国话语体系及研究范式、如何建立独创性理论的问题。实现这些目标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过程。

  

   关键词:法学基础理论、维辛斯基法学、法教义学、法理、一般法学

  

   “中国法理学七十年”是一个大题目,的确一言难尽。之前,已有相当多的学者针对不同时段中国法理学 的发展发表过评述性文章,大家的叙事方式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平心而论,解读中国法理学七十年的历史,头绪众多,线条杂陈,每个人的视角不可能完全一样,亦很难找到为各位方家所共同认可的观察角度和评判标准。鉴此,笔者拟在勾勒中国法理学七十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法理学发展的问题,并就这些问题的源起谈谈个人的管见。这些问题始终伴随并困扰着法理学的专业研究者,迄今尚无清晰的答案。

  

一、苏俄版“国家与法的理论”时期(1949-1977年):维辛斯基法学及其影响

  

   尽管每一门学问演进的轨迹可能有所差别,但均受到当下历史、文化实力、政治法律制度、智识环境和学者资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任何一种法律思考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得以型塑的“历史气候”(historisches Klima)的印记;同样,处在“意义之网”中的著者们也从一开始就被不知不觉地限制在历史可能性和规定性的界限之内的。我们谁也挣脱不了历史和现实情境条件对研究者之视域、问题意识、方法和论述能力的宰制。

  

   谈中国法理学,我们的眼光当然并不应仅限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历史发展,而应把视野放得远一点,至少可以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降的中国近/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一并纳入考察。从这个视野出发,那么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中国法理学七十年的发展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点,中国法理学实际上经历了我称之为第二次学问传统的“历史/文化断裂”: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法学知识传播,“翻译法学”(西方法学的中国/汉语表达)大行其道,这个时候,国人或者全盘接受西方法理学,或者自觉不自觉地普遍使用西方人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因而造成中国古代法理学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文化断裂;新中国法理学则从革命的“斗争法学”的一面彻底终结了“翻译法学”的历史,从而造成第二次断裂。  第二点,新中国法理学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底色,它从学科设置、教学宗旨以及研究目的等等方面均担负着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法理学学问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作为实现政治任务的工具。

  

   革命的“斗争法学”开始于1949年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其第5条明确规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令、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 故此,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后,“另起炉灶”的观念不仅仅是一项外交准则,也必然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思想领域。新型的人民政权采取革命的方式不仅摧毁了旧政权的“法统”,连同六法全书体系之下形成的法科教育体制、六法全书体系下培养的法律人才以及在这个“法统”之下生成的法律精神、法律思想亦一并消解。新政权亟待确立新的国体和政体及其正统性地位,需要建立新的革命的法律制度,这种迫在眉睫的形势不允许当时的革命家们过多地考虑废除旧法统与保持法学传统连续性之间多重复杂的关系。政治和政策上的“经济思维原则”主导着政治家们的决策,“一边倒”的政策使新中国的整个制度建构、经济发展和学术思想的资源不得不借鉴和倚重苏联的模式。

  

   具体就法理学而言,新的“国家重建”(state-building)必要要求有新的、与政权性质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此情形下,显然,“旧的法理学著作和教科书已不能适用”, 民国时期刚刚开始确立的法学传统(“翻译法学”)随着旧法统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其后,随着1952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大学院系调整、“司法改革运动”及“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清除旧法人员等活动,民国时期的法学传统就彻底解体。在法学领域,必须要有一个着力于意识形态作业的学科“出场”,妥善论证、安排、描述(知识化)这些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革命。由此,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就成了一时之选(苏联“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为“斗争法学”曾经做过“学理精致化”的注解,因而正好迎合了新制度对法学理论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填充了由于批判和清除“旧法观点”而造成的思想空缺感)。为此,我国聘请了一批苏联法学家来华任教, 翻译了一批苏联的法学论著和教科书, 派遣了一批留学生赴苏学习、吸收、借鉴苏联法学。

  

   当然,为这一时期法理学(时称“国家与法的理论”  )学科发展带来最为显著、深远影响的苏联法学家当属安·扬·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1954)。他时任苏联总检察长、苏联科学院院士, 著有《刑事诉讼教程》、《苏联法院组织法》、《 苏维埃法律中的诉讼证据理论》、《国家和法的理论问题》、《国际法和国际政策问题》等。维辛斯基提出:“法是奉为法律的统治阶级意志……是建筑在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总和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这个法的定义以及“国家和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观点(“维辛斯基法学”)在很长时期被我国奉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权威观点,几乎成为当时人们回答“法律是什么”等法理学基本问题的唯一依凭,是法理学上唯一正确的结论,成为诠释一切法律现象的终极根据。故此,有学者甚至将维辛斯基称为“苏联法学界名副其实的‘教主’”,  “他关于法的定义,至今仍然构成我国法学理论的基本精神”。

  

   实际上,从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到1977年恢复高考前这几十年里,苏联法学是主要的法学理论(在1960年左右以后,苏联法学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减小,转而强调中国自己的法学。在这之后,法学课程中也有一些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著作、革命根据地的有关法律法令、中共中央发布的有关文件、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国家颁布的一批法律和单行法规等的讲解, 但是苏联法学的框架和基本理念却存留下来,影响至远)。法理学教学基本上照搬苏联,自编教材很少,原创性论著(论文)更不多见。1950年代,由我国学者自行编撰的少数几本《国家和法权理论讲义》,无论是体系结构还是其中的很多重要观点,如关于法(法权)的起源、法的概念、法的本质、法的职能、法与经济、法与政治、法的历史类型、社会主义法的本质、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均源自苏联法学。我们以1954年4月“全国政法教育会议”所确定的“四院六系”为例(当时四所政法干校的教学情况没有统计在列), 看它们当时开展法理学教学活动的机构名称、教材和教材设置方案(详见表):

  

   自50年代末,随着“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法学专业逐渐萎缩,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法学学科遭到彻底的破坏,法学界很多专家学者被打成“右派分子”,沦为“专政对象”。  之前形成的“三(干)校四院六系”格局到1970年只剩下两个半,分别是北京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和湖北大学政法专业。虽然并未被撤销建制,但这“两个半”业已停止招生,基本名存实亡(1971年12月,湖北大学也撤销政法专业,只保留财经专业,学校更名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前两者直到1974年方才恢复招生,但学生均为“工农兵学员”。法学教研人员纷纷改行另谋生路,法理学专业人员几乎销声匿迹。

  

   从新中国建立至1977年恢复高考前,这一时期的法理学基本上可以被称为苏俄版“法理学”(即“国家与法的理论”)。其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1)“维辛斯基法学”或“斗争法学”大行其道,一切根据阶级斗争理论解释复杂的法律现象,法理学的智慧之光被简单的斗争理论所取代和遮蔽,僵死的教条成为评价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则被正式确立以后,“法学的立论、推论、结论、结构、体系,对法律资料和法学文献的收集、分析、使用,以至行文方式和语言,无不围绕着‘阶级性’这个中轴旋转,法学实际上成了‘阶级斗争学’”。(2)法理学者的身份被制度区隔为“左”“右”两个阵营:两派的学者都在新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寻求其进击对手的政治资源和解释资源。故此,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左右着法学理论争论的方向,注释政治会议、党报社论的精神及领导人的讲话成为法学理论工作之要务。而且,法学上的“禁区”层设密布,学者们几乎没有多少动用思想的动力和机遇。久而久之,其政治敏觉性超过了学术和思想的敏觉性,法学的思想创造能力则陷入委顿的境地。“思想的慵懒”现象流行于法学的各个领域。(3)旧政权统治时代已经学有所成的法理学者被停止专业工作,其智识的活动无人接续。当时人们对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权理论”还略知一二,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理学则几乎无人系统研究。法学理论限定在人为堆设的“孤岛”之内。(4)法学理论研究者对法律学问应有的真诚和良知遭受挫折。“斗争法学”强化了学者的“斗争”意识,而使学者多少丧失了对法理学之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对学问之本真的虔诚。这种后果其实影响深远,后来法理学界内部的所谓“思想交锋”,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分辨真假学术、重新寻获学术良知和真诚的过程。至今,这样的交锋仍时起波澜,重建法理学传统过程还不得不时断时停,花费精力去应对学界内部一些非学术的纷争,以期形成较为理想的“言谈情境”和无扭曲的“交往共识”。

  

二、“法学基础理论”时期(1978-1993年):学科重建与思想争鸣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同时也恢复了正常的中国法学教育。此后,一些政法院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律系相继复办和新建,逐渐形成“五院四系”(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吉林大学法律系)的格局和规模。不过,当时的法学教育者、研究者和学习者其实都很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在法学理论的不毛之地上艰难地行进,所面对的是周遭世界的“无知之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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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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