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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中国法理学七十年的变化与成长

更新时间:2019-10-20 23:12:35
作者: 舒国滢 (进入专栏)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整个中国法学的知识状况是乏善可陈的,那个时期法学任课教师以及学习法律的学生普遍感到“知识的焦虑”,人们渴望一夜之间找到突破口,冲出法学知识的樊篱,希望迅速弥补由于法学的荒废而留下的知识空白,法学界普遍弥漫着一种焦躁的情绪,呈现出“法学知识暴食症”。

  

   在1980年以前,中国各政法院校、综合大学法(律)学系的法理学教科书仍然沿用50年代前苏联法学教材的体系,课程名称依然是《国家与法的理论》(或《国家与法的一般理论》),参考资料亦沿用此类名称, 其内容的相当大一部分讲授国家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其法学理论之核心部分(如关于“法的概念”、“法的作用”的阐述)照旧搬用“维辛斯基法学”的基本论点。在法学研究方面,由于法理学界长期受“左”的思想的束缚和过去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人们的思想依然处于禁锢状态。学者们在当时的理论环境下似乎并没有足够的勇气、知识准备和有效的进路突破理论上的禁区,法理学文章多限于对党和国家文件的诠释和法律基本知识的普及,其中真正有理论突破和学术价值的法理学论述并不多见。

  

   毋庸置疑,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变化同样是意义重大的(这场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促使在政治上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约评论员文章所依凭的仍然是“真理”话语,但它所追问的是“真理的检验”而不是“谁言真理”,并且把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归结为社会实践。尽管“唯一标准”的提法容易给人一种话语霸权的感觉,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这无疑是矫正混乱的思想路线的“技术性策略”。事实上,真理之检验诉诸于“实践性”(实践是一种未定式和“试错”的努力),是一种开放的态度和不断探索的认识旨趣。这种态度和认识旨趣,不仅打开了法学理论界的思想禁区(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为法学理论的争论提供了思想动力资源,而且也结束了中国法理学浑浑噩噩、混乱无序、徘徊不前的局面。

  

   在此方面,法理学者们所作出的第一次有价值的贡献,是1980年后法理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对“维辛斯基法学”体系在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上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解构的努力。在学科建设方面,政法院系教材的体系和主要内容的变化是一个重要标志。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1981年)和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基础理论》(1982年)相继问世,在体例上打破了《国家与法的理论》旧有框架, 凸显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这实际上是对多年以来法理学家们把法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之信念、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确认。所以,不难理解,上述两种教材成为其后同名教科书之蓝本,影响达十余年之久。1983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法学理论讨论会,以“法学体系”和“法律体系”为讨论主题,对法理学的学科性质和框架作了新的理论化的检讨。学者们通过讨论而在学科定位等诸多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就为法理学学科的进一步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氛围。不过,平心而论,从内容上看,《法学基础理论》只是《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改良版”(框架的改变),仍然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和法学工具主义的兴味,凸显出“政法法学” 的基本特色,它是主流法理学从“维辛斯基法学”迈向开放的体现中国制度实践的法理学体系的一种过渡。

  

   此外,对于这个时期的法理学的发展而言,下面几点变化也是非常重要的:

  

   1)关于敏感性理论问题的争论和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突破。1980年前学者们在讨论法的敏感性理论问题时总是显得有些心有余悸、缩手缩脚。《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周凤举的文章《法单纯是阶级斗争工具吗?》,理论锋芒直指“法的阶级性”这一传统的理论命题。周文所提出的论点激活了法理学者们沉睡的心智和理论争辩的热情,于是也才有了后来关于“法的阶级性”、“法的社会性”、“法的共同性”长达数年之久的辩论。此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法学学术标识意义的还有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大讨论。该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批判了轻视法律、蔑视法学、抛弃法制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同时否定了指向法治文明过程的“历史虚无主义”问题等,将“加强法制”、“依法治国”等理念确立为法学界的基本理论共识。这些辩论的主题及方法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看来也许是“幼稚的”,  甚至受到了来自其他法学学科的学者们的鄙视。但这些“拨乱反正”的理论争论对于其后的法理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学科体系重建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参与讨论的人们明白,正是法理学的这些争论才为中国当代整个法学的发展争得了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由于极“左”思潮渐次失势, 法理学界才得以有喘息的机会,在相对平和宽容的气氛中探讨法学范围以内的问题。

  

   2)关于法学方法论的更新。面对亟待回答的一系列法学难题,“困惑的法学家们”带着焦躁的情绪在法学研究中接引各种流行的科学方法,就构成80年代法理学发展的一大景观。一时间,“系统法学”、“法学的定量分析”、“数量法学”、“法的实证研究”等成为颇为风行的语汇。尽管这一波“方法论更新”的呼声随着研究者热情的冷却而渐趋沉寂,但它所提出的观察法律现象的独特视角,它在传统的法理学研究领域引进各种新方法论的大胆尝试,以及它所透出的对法理学认识之解放旨趣的渴望,均对法理学之陈旧、僵化的观念和理论产生不小的震动。

  

   3)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成立。1982年7月22日,中国法学会经过多年筹备得以成立(中国法学会源于新中国初期的“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后来因政治原因而暂停工作,1979年恢复为“中国政法学会”,1980年更名为“中国法律学会”,1982年正式命名为“中国法学会”)。1985年6月11日,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在江西庐山成立。此次成立大会同时举行关于“法律的概念”、“法律与改革”的学术讨论会,重点研讨了“法律的阶级性、社会性”、“社会主义法律的概念和特征”以及“法学基础理论的学科建设和改革”等问题。而后,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年会正常召开:1986年的重庆会议以“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为主题,1987年的北京会议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的建构”为主题,1988年的珠海会议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建设为主题”。这个时期,伴随着法理学研究组织的建立,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法理学研讨会相继召开,对于澄清一些法学理论是非问题、培育良好的学术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以中青年法理学学者为主的与会者达成如下共识:阶级斗争规则不是法学的基本范畴,权利和义务才是;在权利和义务这对基本范畴中,权利是本位的,也即,法学是一门“权利之学”;应当克服重义务、轻权利的法律传统,并将法学的研究范式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 )。

  

   4)建立起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法理学教研队伍。在“法学基础理论”时期,一批在20世纪50、60年代接受法学教育、1977年复办法学教育后逐渐“归队”、年龄在50-60岁的法学教师在法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发挥着骨干作用。1980年代中期后,中国各大学、科研机构也已培养了几百名法理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 还有一大批法律本科毕业生充实到法理学教学科研岗位。这样一批新生代的成长,从整体上改变了法理学教研队伍的结构,他们的新观念和新视野,为中国法理学的更新和发展注入了催进的动力,打开了中国法理学发展的新局面。而且由于这一代人尚未沾染各立门户的陋习,他们之间的相互协助与合作变得相对轻松一些。尤其是在需要集体攻坚的科研课题和翻译外文书籍的工程方面,群体合作已显示出个人力所不逮的优势。

  

   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法理学界在80年代中后期讨论诸如“法的本位”(权利本位、义务本位)、“人权与法制”、“法的价值”、“法律文化”、“法的精神”、“法制与法治”等等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法学基本问题。与此相应,一批相对较有学术质量的法理学论文和专著发表或出版, 从而使中国法理学研究由意识形态的争鸣部分地转变至理论论证的阶段。上述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确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体上看,在“法学基础理论”时期,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时间掩埋了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吞噬了过去时代辛酸与伤痛的记忆,让新生代的法理学者在“时间悬搁”的环境里成长。法理学似乎像其他生命体一样获得了“自生成的”(autopoietic)力量,开始渐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母体而走向自治和开放。历史又好像回到其循环的起点,——对法理学而言,这其实也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起点。

  

三、不同知识-理论谱系的“法理学”成长时期(1992-2019年):理论建构的一元与多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国际层面,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东欧剧变”),并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于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一书,据此提出“历史的终结”概念,认为在历史终结之后,“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作为社会进步的常识而为世人所普遍接受。“获得普遍平等认可”的社会称为“后历史社会”或“后历史世界”,而此前的社会称为“历史社会”或“历史世界”。在国内层面,能否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进,成为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姓资姓社”问题仍然困扰和束缚人们的思想,亟待在理论上予以澄清。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使“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

  

此后,中国开始稳步推进经济、政治法律体制的各项改革,陆续提出新的治国方略和原则:1992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并于1999年将该项原则写进宪法;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200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8年3月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201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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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法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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