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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在世界文明大检讨视野下重新认识鲁迅的超越性价值

更新时间:2019-10-20 23:10:03
作者: 钱理群 (进入专栏)  
在我看来,鲁迅研究最终也要发展为“鲁学”,每个研究者都应该为这样的“鲁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每个人从事鲁迅研究的最高追求,应该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这当然是一个高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我在前面谈到我对自己的鲁迅研究不满意,就是因为我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自己受先天不足的限制,就把希望寄托在后来者。今天我把这个问题郑重提出来,就是期待70后、80 后的鲁迅研究者,以此为努力目标,即使做不到,也要心向往之。

  

三、重识鲁迅的超越性力量


   怎样才能有独立的新阐释,新创造?关键是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我的鲁迅研究分为前期、后期,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当代问题。《心灵的探寻》面对的是“文革”的“极左”思潮造成的思想、文化的混乱,以及自己精神的困惑,目的是要走出“文革”,找到在长期奴化教育下失去了的自我。

  

   当时的问题意识有二。一是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一是自我的审问:知识分子在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因此《心灵的探寻》强调的是“个体的鲁迅”和“人类的鲁迅”,特别突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以及他对“帮闲、帮忙、帮凶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这也是和1980年代个性解放和“走向世界”的时代思潮相呼应的。我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民族的鲁迅”和“社会的鲁迅”,但却将它搁置起来,这就是前文涉及的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去阅读与研究鲁迅,在有所发现的同时,也必然有所遮蔽。

  

   到2001年写《与鲁迅相遇》时,就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问题:中国发生的由社会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两极分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由此提出了“知识分子(首先是自我)的历史选择”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

  

   鲁迅与自由主义的论战,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都成为《与鲁迅相遇》一书的主要论述内容。退休之后,面对我所说的权力与市场结合的现实,我又明确提出了“左翼鲁迅”的概念,继续强调鲁迅的左翼立场:他的社会平等的理想,站在平民这一边的选择,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怀疑、批判精神。同时将鲁迅左翼与政治左翼的盲从性区别开来,突出他的独立性,对“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警惕,特别是“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的隐忧。这都反映了随着对中国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化,对鲁迅认识的深化。

  

   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历程,具有很大的个人性。今天在这里讲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这是鲁迅研究得以不断涌现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这背后又是一个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关系的问题。这正是我最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你们面对的是时代的什么问题?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现实中国的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但这不是我最想讨论的问题,我更想说的是更具有超越性的问题。

  

   这也是有针对性的: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研究包括鲁迅研究,一直存在两个问题:要么脱离现实,要么和现实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脱离现实的问题,经常有人讲;而缺少大视野、超越性眼光的问题,却鲜有提及。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更根本性的。这也涉及对鲁迅的看法,我们都比较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却很少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

  

   我想问的问题是,年轻人到我这个年龄,这一段时间内中国和世界将面临什么问题,自己将面对什么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别的研究者可以回避,但鲁迅研究者必须面对。在我看来,只有存在一个“未来三、四、五十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大视野,在鲁迅研究上才可能有一个大境界,才能更深刻地把握鲁迅的意义。

  

   我自己思考这一大问题,是由2008 年汶川地震引发的,我敏感地感觉到“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到 2011 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更使我得出了一个“全世界 都病了”的概念:中国病了,美国病了,日本病了,北欧也病了。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北欧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所有的文明形态,无论是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国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出现了问题。

  

   过去面临局部性危机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中国有病就学美国资本主义,这是右派的观点;学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左派的观点。现在 美国、北欧自己都有了病,再学习它们就需要多加考虑,至少不能简单搬用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理念,都解释不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用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观点,或左派的观点,分析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颜色革命并没有像自由主义者期待的那样,成为“第三次民主浪潮”,华尔街占领运动也没有像左派预言的那样,“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恰恰就是固守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念,把现实发生的一切,都硬套到自己的理论体系里来加以解释,结果是相形见绌,漏洞百出。现在正是一个“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是长青的”时代。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创造。

  

   现在正需要对既有的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这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我不赞成文明崩溃论,也不赞成文明崛起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正视文明危机,但也不要因此而走向“文明崩溃论”:任何文明既然发展到今天,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如果因为某种文明发生了危机,而断定另一种文明的“崛起”可以拯救世界,那就更陷入了迷误: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面危机,任何制度、模式和文明都不例外。我们的任务是真正深入到现存的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里去,研究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的危机在哪里。在此基础与前提下,再考虑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综合性、超越性的理想,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新的“乌托邦”,实现世界文明发展的转机。

  

   在我看来,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我们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的意义。我赞成刘春勇的观点,就是要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一种线性的西方理论模式。它有它的合理性,但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也解释不了鲁迅。我们这几代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先是把鲁迅思想与文学强拉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框架里,之后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看鲁迅,就是站在左派立场看鲁迅,看起来讲得头头是道,其实似是而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超越或左或右的既定立场和理论观念模式,在世界文明大检讨的大视野下,重新发现鲁迅的意义。

  

   [ 本文根据钱理群教授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在中国传媒大学主办的鲁迅逝世 80 周年青年鲁迅研究论坛上的发言《在“30 后”和“70 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修改而成,经作者本人审阅,经主办方和作者本人同意,本刊选发其中部分论述。]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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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探索与争鸣杂志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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