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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更新时间:2019-10-20 23:05:13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引子:在承德的文化比赛


   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清帝国朝廷上下都在准备庆祝皇帝的八十大寿,庆寿活动从承德避暑山庄开始,中经圆明园,最后在北京的紫禁城落幕,长达数十天。这一次,除了清朝的满汉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之外,安南、朝鲜、琉球、南掌、缅甸以及四川、甘肃土司、台湾生番以及哈萨克等使团,都纷纷赶到承德参加这一次盛会。在这一盛会上,各个使团不仅各呈贡物在物产上争奇斗艳,而且也凭借礼仪在文化上较长论短。应该说,在西洋人还没有靠“坚船利炮”真正进入东亚之前,承德以及北京曾经是东亚各国各文化体交汇和表演的唯一平台。虽然在那个时代,朝鲜通信使到访过日本,日本使者也驻扎在朝鲜,琉球国的使团到长崎、江户也到福州、北京,安南使团到暹罗、南掌(琅勃拉邦王国,今老挝北部与云南南部)也到大清,缅甸人和印度人也曾互相来往。但是,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北京或者承德那样,能成为各国使臣一起见面、交流的平台,也从来没有像乾隆八十寿庆一样,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让各国使者从容地在承德、圆明园和北京暗自较量。哈佛大学已故杨联陞教授曾经写文章讨论“朝代间的比赛”,那是说各个不同朝代的“历史”可以互相较长论短,而我今天要讨论的是“各国间的比赛”,这是在同一时间、同一舞台上各国以“文化”来互相观察打量。

  

   在北京和承德,各国比赛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在东亚或者说大中华朝贡圈内,各国的政治位置是早已排定的,就像《大明汇典》和《大清会典》里给各国使团在典礼上排座次一样,大清皇帝、亲王郡王、蒙古王、满汉大臣之外,朝鲜、安南、琉球等等,位秩是不能改变的;进贡的东西也是早已规定好的,一般朝贡不过是所谓“土宜”而已,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贸易,更不是斤斤计较的商业考虑。所以,在这种平台上,各国要比赛的是“文化”,什么是文化比赛的内容?在那个时代,就是比赛对“礼仪”的熟悉、对“汉文学”如诗歌的写作技巧、对“历史”尤其是掌故制度的了解等等。其中,特别能表现“文化”高低的一个侧面,就是“衣冠之制”,就是使团穿的衣冠是否有文化,有历史,有象征意义。

  

   本来,仪节、衣冠、叩拜等只是一种象征。如果说真的还有“中华朝贡圈”的话,那么,这个圈里的各国,主要就是依赖这一套“象征”,建立起来一套复杂的上下、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然后确立“华”、“夷”,建立“内”、“外”,以形成一种“国际秩序”。但是,这一套象征主要还是在朝贡圈里面有效,一旦遭遇东亚之外的国家、文化、民族,他们既不承认也不理解这一套,这些象征就不再能够成功地维系那个“国际秩序”了。所以,在鸦片战争以后欧洲人凭借“坚船利炮”力量支撑,来到东方推行那一套国际秩序,这一套依靠文化象征维持的国际秩序就逐渐崩溃。

  

   可是,在这一国际秩序还没有崩溃之前,这套礼仪象征还是东亚诸国承认的传统与文化,对它是否恪守与娴熟,似乎仍然是衡量各国文化高低的尺度。


一、朝鲜燕行使者的诧异


   这一年旧历七月十六日,朝鲜人徐浩修(1736-1799)作为副使,随朝鲜使团渡过大凌河,经朝阳、建昌、杨树沟、平泉、凤凰岭、红石岭,风尘仆仆地赶到承德,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2。在避暑山庄,他们与同样来贺寿的安南国使团不期而遇。这次,安南国使团由新国王阮光平亲自率领,不仅规格高而且人数多,受到乾隆皇帝特别隆重和热情的欢迎。不过,在朝鲜使者眼中,这次的安南国使团有一些异样,因为通常来朝觐的安南使者,服饰与大清不同,却与朝鲜大体相同,“束发垂后,戴乌纱帽,被阔袖红袍,拖餙金玳瑁带,穿黑皮靴”。但稍后徐浩修却发现,这一次来的安南君臣居然在一个最为隆重的场合,改穿了满清服装。一直坚持大明衣冠就是文化正统的朝鲜士人很诧异,便找了机会故意问道,“贵国冠服本与满洲同乎?”回答说,“皇上嘉我寡君亲朝,特赐车服,且及于陪臣等然。又奉上谕,在京参朝祭用本服,归国返本服,此服不过一时权着而已”。意思是,穿了大清衣冠服色,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可是,在徐浩修不依不饶的追问下,据说,对衣冠制度与王朝认同有密切关联心知肚明的安南人,也“语颇分疏,面有愧色”。

  

   冕旒衣冠,在现代人看来,也许只是外在装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民族风格,或者在正式场合中作为身份标志,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意义。但在古代东亚来说,冕旒衣冠却是“承认”和“认同”的象征,不仅涉及民族(华夷),而且涉及国家(王朝),甚至呈现文明与野蛮(文化)。传统儒家学说所形塑出来的政治制度和观念世界,似乎特别在意衣冠的象征性,无论是政治上的等级,还是家族内的亲疏,都要依靠衣冠服色来确认,就连王朝的合法性与文化的合理性,也得要靠衣冠来建立。由于大清帝国是由满族建立的,所以,国内很严峻的政治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要靠统一穿著满服,才能在表面上得到解决,而国际上很麻烦的朝贡关系,则要靠允许外藩穿著本国服装,来化解文化认同的冲突,或者要借助内属穿著大清衣冠,来表示政治上的臣服。可是,数百年来一直和朝鲜、琉球一样,穿着大明衣冠,象征外藩相对独立的安南,这次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大明衣冠,而低眉顺目地接受了大清衣冠服色,这让始终自觉与大清满族文化隔了一层,打心底里认同大明汉族文化的朝鲜使臣,感到莫名诧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安南国的君臣要在这个时候改易服色?朝鲜人为什么要这样蔑视与讽刺?


二、安南国王来朝:乾隆五十五年的故事


   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大清皇帝八十寿辰。前一年,乾隆皇帝向臣下说,自己“既逾古稀,欣开八袠”,这是历史上罕见的,就算梁武帝、宋高宗、元世祖这三个皇帝也曾年逾八十,但“其在位不过三四十年”,何况自己的统治“五十余年如一日者,实从古所未有”,加上“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莫不倾心向化,效悃来庭”,“仰赖上天嘉佑”,在文略武功都超迈前代,因而他同意操办盛大的万寿庆典。在这一年初,他颁布了万寿恩诏。对内,不仅宣布蠲免天下各直省应征钱粮,对天下五世同堂的家庭给以恩赏,给内外满汉文武各官加一级,还要对满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加以旌表。对外,则在乾清门颁赐万寿恩诏给化外的朝鲜、安南、琉球、暹罗、南掌等国,让各国都派祝贺万寿使团,以示隆重。按照清廷设计的日程表,从七月初七起,万国使节无论内属外藩,先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在那里举办一系列的庆贺活动。

  

   这一次来的外藩使团中,安南国使团最引人关注,这是因为安南新近册封的国王阮光平(原名阮惠)要亲自率团前来祝寿,这让乾隆皇帝格外兴奋。从前一年开始,乾隆就反复叮咛军机大臣以及负责安南事务的封疆大吏福康安,一会儿交代使团不必在初春动身,免得进关太早在北京勾留太久,国内事务繁多无人照料;一会儿交代福康安亲到边关迎候,并陪同上京;再过几天他又交代,如果安南使团“瞻觐情殷,不妨令其早行赴阙”,过了半月又嘱咐,明年安南国王阮光平来朝觐时,沿途接待相见时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礼仪。当他听说,阮光平的母亲年已八十,曾让人到京采购人参时,还特别赐给人参一斤,并吩咐沿途地方官员,在安南国王三月动身进京的时候,“道路遥远,正值天气炎热之时。自应缓程前进,不必过于趱行”。还特别说到,因为阮光平以国王身份怀至诚之心前来,所以“国王到京朝见时,大皇帝欲令国王行抱见请安之礼”,他还特别强调,能和大皇帝行抱见请安之礼,“此系逾格施恩,天朝大臣内懋著勋劳者,始能膺此异数”,因而还宣布要赏赐给他衣冠鞓带,据说,通常外藩国王只是红鞓,但这次大皇帝会赏赐给他金黄鞓带,“天朝体制,惟宗藩始得系用此带”,这是要让他知道“邀此隆礼,实为希有宠荣”。就在阮光平快要到达的时候,乾隆还特意让礼部左侍郎德明“前往良乡迎迓赐茶”。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得到册封的安南君臣也表现出相当郑重和谦卑,新国王阮光平不仅表示,要率领儿子阮光垂、陪臣吴文楚等百人的团队一同赴承德,而且准备了丰盛的礼物,并让随同前来的大臣潘辉益,事先撰写了《钦祝万寿词曲十调》,“先写金笺,随表文投递”,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对大清皇帝的忠诚,说是要以乾隆皇帝“为师为父”,并且希望大皇帝特别开恩成全。这让乾隆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王既以父视朕,朕亦何忍不以子视王”。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阮光平率队启程,四月十五日进入大清境内,开始了有史以来安南国王的第一次中国祝寿之旅。


三、黎阮嬗代:两个安南国王的恩荣殊异


   “统御中外,万国输诚。荒服炎徼,倾心向化”,这是乾隆皇帝晚年的理想。乾隆五十五年他对安南国王阮光平如此格外厚待,可能就是出于他希望成就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而不愿意周边再生风波的缘故。然而,阮光平对大清皇帝效忠输诚,表现得这样谦卑恭顺,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先看这一段历史。汪承霈所绘《十全敷藻》图册中有一幅,画的是被西山阮氏推翻的安南前国王黎维祁弃国北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编入汉军旗下,改易服色穿了大清衣冠的景象。

  

这是另一个安南国王。三年前也就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这个安南国王黎维祁被崛起的西山阮文惠赶出东京(即安南都城),无奈之下只好出奔大清。第二年(1788),应黎氏的反复请求,两广总督孙士毅禀报乾隆,并奉旨进兵,清兵分四路进入安南,其中最重要的是粤、滇两军,粤军由孙士毅统领,滇军由富纲统领。出兵的理由,是“以黎氏守藩奉贡百有余年,宜出师问罪,以兴灭继绝”。当时,据说新兴的西山阮惠兄弟曾多次向清廷“叩关请贡”,并且表示由于黎维祁“不知存亡”,所以请求改立黎维【示+堇】为国王,暗示自己并无改朝换代的意思。但是,阮氏的恳求并没有得到清廷的回应,清廷仍然支持黎氏,并断然采取临时措施,为避免“册封往返稽时”,先让礼部铸印、内阁撰册,等到一旦恢复京城即再度册封国王,表示对黎氏的承认,而且还抨击阮氏“逐主乱常”,声称大清是“字小存亡之道,仁至义尽,实史册之仅见”。这一年十月,愍帝黎维祁借助清军力量,一度收复安南都城,为此孙士毅得到乾隆的表彰,要赏给红宝石顶及公爵,“一俟红旗奏到,再加赏四团龙褂及黄带紫缰”,而黎维祁受册封后,就表示要在乾隆五十五年皇帝八十大寿时,亲去北京祝贺,虽然大清早就知道这个国王“竟系一萎靡不振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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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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