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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我的中国文化史继承情况

更新时间:2019-10-20 22:59:37
作者: 龚鹏程 (进入专栏)  

  

   优游史海数十载,迄今何所遇、又何所获?将为鮫人之泣珠,抑或竟成哪吒之闹海?述往事而思来者,不免感慨万端。

   史学大端,出于《春秋》。近年“春秋学”在大陆又已渐复苏,故由《春秋》谈起。

  

一、徘徊于《春秋》之门

  

   在台湾,治《春秋》之学者也不少。

   台大以戴君仁先生为最着,有《春秋辨例》。先生是朱家溍、史树青、叶嘉莹的老师,精研经学、文字学、思想史,又能诗文、擅书法。1945年台湾光复,先生即来台北师范学院担任国文系主任,后长期在台大。

   师大则程发轫先生着有《春秋左氏传地名图考》等。又擅长天文推步,定孔子诞辰为阳历九月廿八日,被教育部采用至今。门下裁成甚重,治《左传》有刘正浩先生,治《谷梁传》有王熙元先生。

   另傅隶朴先生则从事三传比较,著有《春秋三传比义》。

   其实诸先生多兼治各经,不只《春秋》,又多善辞章。戴君仁固然不用说,王熙元先生也长期担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与创会会长黄永武先生为修辞学名家而精研《毛诗》、《易经》相似。

   此为当时学风使然,我读的淡江大学亦不例外。

   淡江的《左传》课是黄锦鋐老师教的。我入大学时,老师已转去师大,但仍返淡江讲《左传》。

   授课前,我已认得老师了。因学校办演讲,曾派我去台北接老师来校。其实老师在淡江执教多年,且曾主持系务,岂会不知道如何来校?但派人去接是种尊重,故命我跑一趟。

   当年学校对教师,风气如此。教师不是职员,是敦聘来的西席,属于贵宾,礼数不可少,因此校长都要去老师们家中送聘书。后来改成系主任去,又后来直接寄发了。又后,则命教师来领,直接由人事处职员安排其工作、提示他该遵守的纪律。

   于是师道沦亡,变成职工,且是隶属于行政体系下的底层职工了。

   黄老师清癯矍铄,以治《庄子》闻名,讲《左传》亦原原本本,叙事颇见条理,教材为日人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我参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等书来看,很是受益。

   后来他以五十高龄,东渡扶桑攻读博士,又开了一条我们对外学术交流的路子,同学连清吉即循其途轨者,可以接上日本汉学传统。

   我硕士论文请他指导。博士毕业后大闹天宫,撰文批评以往之博士论文写作多有问题,引起轩然大波。他正好担任师大国文系主任,触在风口上,却仍保护着我,对我优容有加,令人真正感受到师德之可尊可贵。故对黄老师,我极是感激。

   但我读《左传》仅略知史事而已。后来多讲条例,又关注于文章之美,与古代“左传学”之主流有些距离,未发展其叙事性的一面,也不谈尊王攘夷。

   春秋公羊学也花了我不少精神。

   公羊是晚清民初之显学。那时,学术之重心是今古文之争。康有为之前,已有嘉庆、咸丰、同光数朝常州学派之积聚。晚清则广东之康梁、湖南之王闿运皮锡瑞、四川之廖平都讲今文,古文另有章太炎刘师培等与之颉颃。政事、学术、人情皆牵扯其中,一直延伸到《古史辨》时期。史学家中,崔适《史记探源》是今文家;钱穆初崛起,也由辨刘歆父子能不能伪造古文经开始。

   可见这已不只是经学家们争哄之焦点,史学界也一样。后来这个问题,到徐复观、陈槃、黄彰健诸先生都还在处理。哲学界也有熊十力这样既用今文又主周官的。我由晚清顺着往下捋,自然也就涉足其中,如陷大泽,花了好大气力才挣扎着走出来。

   但如今风气大变,公羊今文经说,学界已甚陌生。前几年某大学古籍所编了本宋代经学专刊,里面居然收了篇谈宋翔凤的论文。宋乃清代常州今文学派学者,竟被编入宋代经学刊物中,你说有多扯?其不为今人所熟知,可见一斑。

   我治公羊,则与论诗相俪。过去,龚自珍《常州高才篇》曾说常州经学家“人人妙擅小乐府,尔雅哀怨声能遒”。我由此领会其词学讲寄托比兴其实即由其经学上讲易象、说春秋微言来,故并取其说经之书互参。

   当时读之,颇觉怪异,因为什么都可扯上孔子创制、为汉立法。如《论语》五十而知天命,刘逢禄曰:“谓受命制作垂教万世。”学而时习之,刘曰:“学,谓删定六经也。”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刘曰:“殷革夏,救文以质,其弊野;周革殷,救野以文。”

   而他们的解说,与我们一般的理解不同处,是辄以今古文家之不同来解释,谓古文家如刘歆等窜改文本或胡乱解说。

   如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康有为注说老彭只是一位古人,把他解释为老聃和彭某两人,是古文家乱讲的。甚至这整句就是刘歆窜乱,因为孔子是创作者而不是述者。把孔子描述为述古人士,正是古文家阴恶之用心。

   同理,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康有为也认为这句是刘歆窜入,以推崇周公、贬抑孔子。

   这些解释,在近代曾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它还不仅是历史性的。当年托古改制,倡言维新,用的是这一套讲法。九十年代以后,大陆托古改制,提倡政治儒学,要回到康有为的学者,同样所在多有,因此经学在思想领域的活力,绝不能小觑。

   西方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整个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科技发展,都是反宗教的,从脱离上帝、教会、圣经开始。可是工商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批判者就又经常回到《圣经》去。如解放神学,要把他人从政治、社会、经济上被压迫的地位解放出来,进而解放其灵性,故对《出埃及记》《杰里迈亚书》《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等再作新解,而后并出现黑人神学、妇女神学、民众神学、斗争神学等,总称为政治神学。这种政治神学,与近时从康有为到现今大陆的政治儒学,不是颇可比较研究一番吗?通经致用的含义,由这个角度看,再明显不过了。

   当今,并没有人能从解放神学这一类角度来谈公羊学,以形成经学与当代思潮、当代政治的普遍性话题。因为谈“政治儒学”者,旨在政治,期有裨于实际,故于学理上并不蕲于究竟。从政者,则以力、以势取胜,亦不在意学问。公羊学之不能更有发展,原因不难索解。

   我自己也不能专心致力于此。常州之学,乃至廖平康有为,我皆能入不能从。我之蹊径,别有踪迹。

   大抵有六方面:一是不考春秋之史,而以《春秋》为史之源,顺之以下而讲史学;二是由《春秋》之有三传、有今古文家之不同解释,而由此试探诠释学之奥;三是以《春秋》为书法辞命之学,属辞比事,而由此去勾勒文学上的法度格例;四是就“春秋经世”来覃思当前我的经世之道。五,由“春秋以道名分”讲正名之学。六,由春秋“为汉制法”,接下去讲未来学。

  

二、观乎人文:史原、史权、史义


   春秋学最直接的流裔是史学,史部即是由经部春秋学中独立出来的。而更早,《春秋》一般也认为是孔子根据鲁史而作。公羊谷梁今文学家,严经史之分,不同意此一说法(谓孔子采鲁史等各种“宝书”而创作《春秋》,是为未来立法,非面向往古记录历史),却也不影响孔子以前即有史书史学之事实,亦不能否定孔子《春秋》“其文则史”。

   但过去讲春秋讲史学的先生们似乎又太偏于“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这一面,花了很多气力去考订春秋史事。尤其是古史辩运动兴起时,春秋战国史成为热门,钻研者极多。学术史上,自晚清国粹运动以来,又以诸子比拟希腊诸哲,把春秋战国视为中国学术黄金时代,因此考史事、订系年、论地理,风起云蔚,名家不可胜数。上古史,也是由这一段往上推的。

   我读大学时最迷这些,追踪诸家说解以为乐事。其后渐厌,觉得讲上古史等于画鬼图魅,毫无定准;征实于春秋战国史事,亦理趣无多。因此我的工作,乃是遗形取神,不就史事说,直探史义。但这个义又不指孔子作《春秋》之义,而是史之义。

   这方面,我服膺柳诒征先生。其《国史要义》,我觉得是论中国史学最精要之书,总摄莹练,超过钱穆。共十篇: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我之治史,本从此入,故关于史义,不能讲得比先生更好了。但柳先生全书一开头论史原就说:“史之初兴,由文字以记载”,却是我可赓予补充的。

   史与文字结合在一起,正是中国史学之特色,其他民族无此观念,故上古以传说、神话、歌谣、图象为史,近世以考古挖坟为事,史学则不皆如中国这般重视文字文献文学。器物、图像、录音、摄像都会比文字更受他们看重,或至少是等齐的。中西史学中的许多龃龉,都和这一根本因素之分歧有关。

   文字崇拜是我对中国社会文化定性之一重要指标,史学恰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证例。中国人不相信“事实”而相信“记载”,记载又不能不靠文字,因为口说无凭,不如文字可以依据。文字之所以可以依据,则是因为它具有不朽性。为了强化字据之不朽性,我们又将之载于竹帛、镂诸金石。所记载所铭刻下来的这些文字,因具有不朽性,可以垂世永远,具有历史意义与价值,所以才称之为“史”。

   因此,史本来就指写下来的文字,不是它原先的事。孟子把“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分开来说,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论文质,也同样说“文胜质则史”,可见史者文也,而且自来就有文采太过之弊,非汉魏以后才文采滋彰。《汉书.公孙弘传》说武帝时人才鼎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把司马迁跟司马相如并列为文章士。史迁自己作传,相如一传也是《史记》中最长的。可见文史渊源,骨血本来如是,非刘知几以降努力区分文史者所能知也!近代史学,尤闇于此。但知考事,不能属文,考事又以前面说的器物图像等等为重,故去中国史源愈远。

   我关于文字崇拜的讨论甚多,上遡真文信仰,均是可以阐发“史原”之意蕴的。

   由此,也才可以补充柳先生史权之说。史之原在文字,文字具不朽性、神圣性,其原亦出于天,落实在具体政治体制上说史官史职之所以重要,便是因它具有这种性质,秉天权以衡度人间之是非。

   这种权力,虽由帝王封官而来,但其权力来源是天,不是王,所以反而帝王皆须对之有所忌惮。友人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特申“以史制君”之说,即是把这种性质体现于实际政治中。这也是近人讲制衡君权时已经遗忘了的。近人讲制衡,均参照西方。但西方仅有三权分立,欲以立法权、司法权制衡君权行政权,心态上另辅以上帝《圣经》而已。

   可是上帝圣经并不体现于制度中,中国却有。史权包括谥号、起居注、实录、史官褒贬等,因此“《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并不是一句空话。中国人,纵使是暴君、枭雄、土寇、乱民,也无不相信盖棺论定,敬畏历史的评价。不似今人胆敢猖言:历史是小姑娘,可随你打扮。

   推其原始,史官盖犹部族之巫师也。史迁自云家世史官,文史星历杂于卜祝之间,后世以为职轻,古则职莫重焉。代宣神谕、启示人心,王者言行,皆须征求其意,以此具独立超然地位,而王不敢以臣隶视之。故古有神圣性权威,后世亦仍具传统性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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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龚鹏程大学堂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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