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汪晖:世纪的多重时间

——《20世纪的中国》第二部序言

更新时间:2019-10-19 20:58:04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历史的幽灵常常在当代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闪现,其中十七世纪在欧洲产生、十九世纪遍布世界、二十世纪得以在全球巩固的规则逐渐摆脱了其残酷的历史面目而成为“普遍规范”或“统治规范”,并与在各种时刻持续呈现的历史记忆相互冲突。逝者以幽灵的形式追逐着生者,并顽强地将自己呈现为“现实”,因此,对于历史及其规则性冲突的反思从一开始就是对“现实”的追究,也是对于可能的未来的守望或展望。

  

   尽管我不是一位人类学者,但这部书的写作却是一系列伴随行走、访问和密集阅读的产物。这些行走、访问和密集阅读并不完全是日常研究的直接延伸,除了偶然的机缘,也是由一系列事件促成的。对于思想的展开而言,这些事件关联起多重时刻,使得那些在所谓常态下难以发觉的矛盾、紧张、危机、希望和各种可能性以密集而迫切的形式凸显于前,从而在思想与行动之间造成了一种态势;但对于历史写作而言,要想把握事件的多重线索,进入矛盾和斗争的核心,就不得不面对知识的匮乏、路径的未知、时间的窘迫和对话能力的微弱。也许正是事件的紧迫性让我找不到放弃探索的理由。当我重新翻阅这些文稿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仿佛处于一系列的需要迫切回应的事态之中:有关西藏的思考产生于2008年的危机之后的内外挑战之中,有关西域的思考产生于2009年之后对于这一区域的一系列访问与追踪,有关台湾的思考是对“太阳花运动”和分离主义危机的回应,有关朝鲜危机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思考因应着半岛危机的深化和国内历史叙述的转变,有关琉球的研究呼应了处于激烈斗争中的琉球反基地运动,也是对于这一时代围绕海洋权利和主权的矛盾的回应,有关尼泊尔和印度的“毛主义运动”的讨论是对南亚邻邦“毛派”的斗争以及从武装斗争转向议会道路的历史转折的探究,有关全球1968的分析也是在五十周年之际对于以沉默形态出现的中心状态的思考,即便是“亚洲想象的政治”也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危机之间产生的有关区域/全球政治的追问……而所有这一切追问与探寻在此同时汇聚为重新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努力。对我而言,所谓“世纪的多重时刻”也正是通过观察这些时刻与状态来理解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方法。我试图在不同时刻的状态之间构成对话。

  

   危机的常态化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人们一次又一次被抛入本雅明和施密特在不同意义上所界定的“紧急状态”。“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相一致的历史概念。” [11] 历史写作的目的不只是在历史之外重新叙述历史,毋宁是在其中创造一种“真正的紧急状态”,[12] 不但改进我们在其中的位置,也促成时势的转折。但这又何止是现代人的使命?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云: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3]

  

   《报任安书》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侧重于个人际遇与经典诞生之关系,而《太史公自序》对孔子的表述却点出了孔子作《春秋》正是因应礼崩乐坏而祖述王制、为天下立法的行动。[14] 如果礼崩乐坏构成了孔子思想的历史前提,并内在于整个中国思想的历史思考,那么,在汉、宋、明、清等转折时代发生的儒学形态的变化不正是因应各自时代的“紧急状态”而产生的思想吗?

  

   然而,现代社会一面处于持续的“紧急状态”的持续化过程之中,另一面又通过学术制度形成了严密的知识分工。这一严密分工的功能之一就是摒除“紧急状态”的影响,让科学研究“不受影响地”再生产,而“不受影响地”再生产的前提就是将研究者的当前状态彻底隐去,要求“那些要重新体验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把自己关于后来的历史过程的知识统统抹杀掉”。[15] “同情之理解”是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进入情境的第一步,而不应是掩饰丧失把握独特历史时刻的能力的“移情过程”。对我而言,摆脱这一思想惰殆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对象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持续地在多重时刻之间进行对话,通过逼近每一时刻的当下性以理解真实而短暂的历史形象,并以这一历史理解介入我们置身的时代及其矛盾运动。

  

   2019年7月21日星期日于哥廷根

  

   注释

  

[1] 见本书绪论第三节。

   [2] 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3页。

   [3] Harry Harootunian:“对可比较性与空间-时间问题的一些思考”,《哈若图宁选集》(A Selection of Harry Harootunian’s),新竹: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139页。说明:这段话中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区域概念”原直译为“无时间感”(timeless)。考虑到上下文的关系,我做了上述改动,特此说明。

   [4] 同上。

   [5] Reinhard Kosellek, Futures Past, trans. Keith Tri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180.

   [6] Reinhard Koselle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rans. Todd Samuel Presner et.a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7.

   [7] Jacques Rancie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trans. Noel Fitzpatrick and Tim Stott, In/Print 3, No. 1(2015):46.

   [8]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第273页。

   [9] Ernst Bloch, “Nonsynchronism and the Obligation to Its Dialectics,” trans. Mark Ritter, New German Critique 11 (1977), 22-38.

   [10] Jacques Ranciere, “The Concept of Anachronism and the Historian’s Truth,” trans. Noel Fitzpatrick and Tim Stott, In/Print 3, No. 1(2015):47.

   [11] 同上,第269页。

   [12] 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本雅明文选》,第269页。

   [13]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4] 孔子作《春秋》为后来立法,其动机自然不同于本雅明为摆脱“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夺取传统(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迪》,第267页),但孔子的确是在礼崩乐坏的历史语境中摆脱随波逐流的习性而重新祖述传统,其创造性的能量是不能用其“述而不作”的方式加以掩藏的。

   [15] 同上,第268页。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8635.html
文章来源:三联学术通讯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