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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道歉: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更新时间:2019-10-19 17:07:19
作者: 徐贲 (进入专栏)  
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基于个人判断的是非意识。

  

   第四和第五种修复形象的策略,“惭愧”和“改过”,可以放在一起考虑。政府为国家之过正式向社会道歉,就是一种表示惭愧、力图改过的实际行为。道歉“对受害者既可以减低其受伤害程度,又可降低施害者形象损害,实为一种双赢的行为。”惭愧和改过是互为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前提,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实践。尽管如此,人们对“过失”的性质还会有不同的认识。什么是需要改正的“过失”呢?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把它理解为“罪过”(guilt),另一种是把它理解为“过错”(wrong)。第一种回答是个人良知型的,第二种回答则是公民责任型的。

  

   在对二战中德国人的过错分析中,雅士伯和阿伦特就曾分别持这两种不同的过失观。雅士伯和阿伦特都认为,纠正纳粹德国过去的错误,补偿受害者是远远不够的,德国公民有责任弄明白过去错误的实质。他们都认为,对于国家的非正义行为,公民负有共同的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应当是不含罪责(它由刑法追究和惩罚)的政治责任。但是他们对这种政治责任的称谓并不相同,雅士伯称之为政治罪过,阿伦特称之为政治责任。雅士伯认为,拭去罪过(也就是忏悔),是改变过去错误的有效政治行为。阿伦特则认为,改变过去错误的关键在于建立新的公共行为方式和规范。

  

   德国国家过错的情况与澳大利亚国家过错情况又有所不同。在德国,由于对其他民族群体侵害(对犹太人)和对他国侵略,整个德国社会都属于“罪过群体”,清算过去,人人思过的内容也有较大的共同性。但澳大利亚的白人侵犯土著民却是政治共同体内部某群体对他群体的侵犯和压迫。这种罪过群体和受害群体交错共处的情况与中国因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加害人与受害人交错共处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历次运动的受害人大多数在事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但政府从来没有对他们做过正式道歉。在这些运动中唯一曾一度引发全社会反思呼声的是文革。即使对文革,反思的吁求也一直是偏重个人良知和道德忏悔,而非公民责任和重建公众社会。当然,选择个人道德反思有时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反思国家以往的非正义行为必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家权力性质、公民权利和人权、政治结构利益组合等一系列敏感问题,必然直接受到现有政治条件的限制。


三、道德政治和社会进步


   从中国的情况可以特别看清个人良知型和公民责任型的知过改过在另一个问题上的分歧,那就是,什么是改过的目的。对于个人良知型的知过改过来说,罪过可以通过个人的良心反思得到涤清,思过的目的是恢复良知。对公民责任型的知过改过来说,有过失的公共行为必须通过与之不同的公共行为来纠正,思过是为了对公共行为获得与以往不同的认知,建立公共行为的新原则和新规范。在个人良知型那里,知过改过的社会目的是“愈合社会创伤”,而忏悔和良心发现则是“恢复遭破坏的道德秩序”的唯一途径。在中国的社会中,事实上是不可能通过罪过感和忏悔来实现社会康复的。这种社会康复论所假设的前提是一个在遭破坏前确实存在过的、和谐一体的“我们”。但是,人们只要想一想文革前的阶级斗争,反右,就不难发现,康复论所呼唤的“我们”实属子虚乌有。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民责任型社会思过的现实意义。它不是要追回某种遭到损害、被失落的、想象性的完美道德秩序,而是要创建一种新的、至今尚未能建立的秩序。它并不认为一个始终处于“专政”、“斗争”和“运动”状态下的社会有什么值得复元的美好人际关系。借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它会毫不犹豫地“催促诞生那还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作为新事物的共同体,它当然不是民族主义所想象的那种和谐一体的“中国人”,而是一个由全体公民自由、平等参与所形成的新型的政治共同体。作为新事物的公共政治当然不是权力政治,而应当是一种以国家正义为合法性基础的道德政治。

  

   道歉是道德政治的一部分,因为它要求纠正国家权力的历史性不公正。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连拒绝道歉也不得不运用道德的理由,这在澳大利亚的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使政府拒绝道歉有着甚为合理的现实政治理由(如国家难以承受的巨额赔款或土地继承权等问题),但它与反对派的公开辩论却始终是在道德问题上展开。是否道歉,政府和反对派都在向公众呈现自己的道德立场。澳大利亚政府不能说,“我不道歉是我不愿赔款”或者“我不道歉是因为我负担不起赔款”。这就像再不民主的政府也不能公开说,“我不民主是因为我不要民主。”

  

   道德的公共政治要求政府对国家过去非正义行为能够直截了当、不拖延地道歉。在公共政治中,这种性质的道歉首先是一种政府的公开承诺,保证未来不再重犯类似的过错。政府可以为修补颜面、摆脱难堪而道歉,也可以真诚地感到羞耻而道歉。即使是出于实用目的的道歉也具有相当程度的道德意义。关于这一点,巴坎在讨论国家补偿时曾有很好的说明:“补偿与过去政治行为的不同在于,补偿双方自愿谈判和协商,既不恃强凌弱,也不由第三者裁定。尽管(弱者)申诉非正义并非什么新鲜事,但补偿制度却是新的。它的关键在于政府心甘情愿地承认过去政策的非正义性和歧视性,心甘情愿地以道德而非强权政治来与受害者协商补偿和赔偿的办法。”补偿具有重要的道德政治意义,它标志着政治行为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国际标准,在做传统的现实政治(强权政治)考量时,同样也做伦理考量”。

  

   道德政治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一种政治协商的新方式,补偿至今还是'注重于经济损失,很少直接关切受害人所丧失的政治自由、个人自由、文化身份或人权等问题。可以说,这种补偿的道德性是有限的,而且也很不公平'。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历史受害者被强迫接受这样的现实,即'非金钱性的损失遭到忽视,而经济补偿被等同为道德政治,等同为对历史非正义的全部纠正。'注26尽管这种情况还会维持下去,但是正如澳大利亚'被盗窃的一代'事件向我们显示的那样,人们批评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这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纠正历史遗留的非正义、不公正问题,这本身就包含了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在南非和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中,道歉政治都让我们看到,国际政治正朝着更民主、更人道的方向发展。这对中国形成道德政治是有启发和助益的。

  

   在中国,重新审视国家历史性的非正义将是未来道德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审视中,历史将不再是不容重新解释的既成事实,不再是只宜封存埋葬的过去,更不再是由胜者书写的一面之词。人们将会看到,历史是可以以正义的名义重新认识的。许多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正在被重新认识,而且,正是由于曾经的非正义的不断纠正,历史才正在越来越成为那些国家人民道德思考的一个重要领域,越来越成为他们新政治生活的有机部分。中国的新历史、新政治或许也得经由类似的经验方能诞生。

  

   (作者为美国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本文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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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9.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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