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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评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

更新时间:2019-10-18 20:52:25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余英时先生近更梳理重建了王阳明从传统的“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取向的思想过程。可知秦汉以后政治制度层面或缺乏对县以下社会的经营,但从宋代起,士人的努力是持续的(也不时得到官家的支持),但似乎又显得不那么成功。

  

   虽有前贤的努力在,究竟是什么使得王阳明和清儒都好像是筚路蓝缕、从头做起(至少他们很少感觉到前贤努力所积累的基础),是一个非常值得继续探索的问题。而清初的现象又更复杂,例如《家礼》就有着多面相的存在和意义,它似乎与“古礼”和释道仪式同时竞存,彼此间都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在儒家礼仪与佛道仪式的竞争中,《家礼》代表着儒家(不要忘记佛教,至少藏传佛教,还得到宫廷的尊崇);而在士夫与俗人的紧张与对峙中,《家礼》又倾向于后者。

  

   无论如何,与“得君行道”思路和模式不同的“礼治社会”,既是“士治社会”的一种表述,也是一种重塑。不论其在意识层面是否有此目的,它实际弱化了今日常提及的“国家(state)”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而让“以‘士’为中心”的民间尽可能多地自己管理自己。对“治生”这一关键环节的注重,具备了以自治取代被治的物质基础。宋儒开始的“礼下庶人”努力,经明儒的“觉民行道”取向而完善。据天听自民听的模式,民与天的沟通要经过中介来实现,而道则由经书以及读经的士人来表述和诠释;若在地普通人可与“天道”衔接,就从学理上确立了“道在地方”的正当性,而民间的自治遂有了自足的合道性(legitimacy)。

  

   在隋唐以后无乡官的基层社会中,士绅逐渐兴起,至明中叶大致定型。在县以下的社会中,士人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士与绅、士与平民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其实都还需要梳理。明末以后礼与俗那充满紧张与竞争的关联互动,揭示出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作为民间楷模的士人自己也出了问题(功过格更多针对庶民,而省过书则针对士人)。士人怎样一方面自我调适,同时继续其礼下庶人的努力,成为一个切近的具体问题。这个问题尚未釐清,中国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冲击,科举制的废除终结了传统的士,也彻底改变了在地的绅。至少在中国大陆,无士的乡镇社会,正面临着全新的重构。

  

   对一本六七百页的煌煌巨著,很难在有限的篇幅里综合评论,更不可能面面俱到。全书胜义迭出,开卷即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印象很深的是,作者特别强调今人“绝不能以辛亥革命以后的观点去想像清代官方文化权威的力量”(页598)。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谓“辛亥革命以后的观点”,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时段意涵,实际代表着某种从同盟会到国民党观念的影响,在海峡两岸都持久不衰,且其影响力远超出一般的认知,很多人受其感染而不觉。只有将其置于意识层面,不时自我提醒,养成习惯,才能逐渐淡出其笼罩。

  

   可能正是有了这样的自觉,本书的眼光的确与众不同。自从有了历史学系的科班训练,不少学人有意无意间实际是面对“历史学界”——而非历史本身——立说和论证。本书作者视野宽广,对既存中外相关研究及其背后的学理著述,皆耳熟能详,如数家珍;而又眼光深邃,不仅见人所未见,更能循历史脉络的演进,将一些几乎不曾被放在一起的问题结合思考。这些老死不相往来的论题关联互动起来,便革新了清代思想史的认知结构和讨论框架,使清代历史的整体图景焕然一新;既开拓了清史研究的新境界,更处处启发读者进一步的思考。

  

   《文心雕龙》说,《尚书》“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本书实兼而有之。其文字晓畅,辞足达其所欲表之意;又善用史料,故常言人所不能言。作者对表述分寸的拿捏,尤非一般人所能及。故文字虽极清通,实则“辞约而旨丰”。读者感觉“观辞立晓”之时,或未必已悟其全部深意,恐怕还要追寻其论述的理路,方能畅解。

  

   如作者所说,每份文献都是一个“讯息包”,潜藏了各种讯息和动能。“每一次书写,每一次重刊,往往都有政治史、思想史、心态史、文化史的含义,同时也夹杂其个人的关怀与利益”(480页)。本书亦不啻清代思想、学术与心态的又一次书写和重刊,让人感觉到历史的“过去性”和“现在性”构成了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艾略特语,见《序论》)。我无意去猜测其间作者的个人关怀,但我确信,本书的影响必远远超越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史,它会改变我们对清代的认识,成为研究这一时段必读的经典之作。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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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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