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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南枝: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面临的双重压力与挑战

更新时间:2019-10-18 20:50:02
作者: 魏南枝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的扩张推动着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向复杂化方向发展,塑造着全球化的宏观进程。而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劳资失衡加剧、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困境,导致“反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政治力量抬头。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构架、以美国为领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逐渐“失向”“失序”和“失范”,全球治理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明确国家调控市场的方式是多元的,警惕和防止全面私有化让人类社会走向另一种“通往(被资本)奴役之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导性政治力量所具有的相对于资本权力的政治自主性。中国道路的核心诉求不应当局限于物质层面的赶超,而应当从道路论出发来“明确方向”,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

  

   [关键词]全球化  逆全球化  全球治理体系  中国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顺应世界大势。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不以贸易的全球自由扩张为主要特征,更多体现为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生产全要素的全球自由市场化配置过程。[1]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全球产业链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经济全球化成为21世纪的世界大势,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世界带来各种风险与挑战:21世纪的人类社会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全球化进程与“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等潮流同时存在,各种新老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国际社会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需求日趋旺盛。自近代以来主导国际格局的西方国家国际地位在不断削弱,国际秩序面临重组重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也因此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上述两个方面给中国形成了战略压力,中国对自身道路的探索与前行方向也因此处于这些压力所共同构成的国际环境的生态之中。


一、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千年来,人类不同文明体之间就存在各种形式的交往和联系,人类文明在相互吸收和互鉴中不断向前发展。但是,在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生产力水平和人类交往方式的限制,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并没有改变各自孤立、分散发展的格局。直到15世纪末欧洲人的航海时代开启了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海外殖民地的野蛮开拓之后,地球上原先各个分散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被逐渐纳入同一全球化过程之中,由此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此,全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不断膨胀的产物。[2]

  

   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是以西欧和后来的美国作为中心向外推进的,并且深刻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影响。例如,19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商品和贸易的增长开拓了世界市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呈现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顽疾——经济周期性危机的存在,经济全球化非但未能借助全球的力量克服在一国爆发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反而将一国范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扩展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治理规则,推动了欧美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全球化的再一轮高度发展,建立起了一套以“中心—边缘”作为基本关系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该体系的“中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形成紧密利益联盟的西方跨国资本力量,它们试图牢固把持制定国际规则的世界权力。赢得了民族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在形式上主权独立,但实际上处于经济依附体的地位,其主权的行使在事实上受到“中心—边缘”世界经济体系的种种限制,导致许多处于边缘地带的国家难以独立完成国家现代化的目标,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冷战结束至今,随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政治利益与跨国公司的资本利益相结合,经济金融化呈现全球性蔓延,“金融几乎渗透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细节”[5]。与金融化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是信息革命与各种相关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到20世纪末,已经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利益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6]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里导致劳资失衡日益加剧、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两极分化趋势日趋明显,美国和西欧等多个发达国家深陷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等困境,于是“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社会思潮与社会政治力量迅速崛起。而且,这股力量正在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性国家转向中心国家,例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多国极右翼政党兴起等。这些变化进一步暴露了全球化根本的结构性弱点,即“政府是每个国家的,市场却是全球性的”[7]。尽管面临上述冲击,全球价值与生产链已经把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纳入其中,跨国公司的持续膨胀仍在促使该链条日益复杂化,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便利了人类在世界各地迁徙,科学技术的不断扩散和资本等的迅捷流通使得任何国家或民族都不可能脱离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孤立发展,自身也因为对全球化的参与而在塑造着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是当前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8]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9] 全球化的结构性弱点导致了各种不确定性和矛盾冲突的存在与爆发,从而构成了当代国际形势下中国所面临的第一重压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好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并且,这种结构性弱点随着全球治理主体的日益多元化而更加凸显并难于解决,使得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


二、全球治理变革处于历史转折点上

  

   随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科技创新的持续推动下,世界市场日益成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体系。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传统霸权模式趋于衰落,国际政治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复杂的全球风险频发,导致现有全球治理难于满足现实需求、新的治理方式又远未形成,这些新的特点让全球治理处于深刻的系统性结构转型之中。[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增加了新的变量和新的特点,进而逐步引发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结构性转型。影响这种系统性、结构性转型的因素,包括三个层面: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影响,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则或机制面临的挑战。

  

   1.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价值链的逐渐形成,其结果是促进了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即尽管主权国家仍是最基本的治理主体,但全球治理的主体不再局限为主权国家,而是包括许多非国家的经济实体机构。一方面,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治理的主体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使得非国家的经济实体——跨国公司不断成长和加速扩张,并成为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目前,约占七成的跨国投资是由跨国公司完成,2/3的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一批大的跨国公司的经济体量已经超过世界上大部分主权国家。[11] 另一方面,各种类型和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兴主体。其中,相当比重的非政府组织与不同形式的资本力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例如美国的金融投资家索罗斯捐款成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SF)在上百个国家开展项目。

  

   2.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内部与外部影响

  

   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调整,全球治理越来越深入到国家内部。例如,跨国公司、特别是以资本输出为主的跨国金融机构正在不断扩大其对国家治理行为的影响力,以实现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的便利与安全度。全球治理的主体日趋多元化与国内治理的多重困境相结合,使得一方面由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被赋予高度的政治正确性、忽视了其加剧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等性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全球治理的大多数主体都在选择性无视或者掩盖当今世界最重大的矛盾——资本的无限无序扩张与劳动者的沉重被压榨之间的矛盾,反而用“机会平等”和“个人责任原则”等借口对个人的失败进行解读,将金融资本主义主导下的“自由市场”不承担社会责任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和贫富悬殊等推脱给了“个人的不努力”或者“主权国家政府的无能”。[12]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之间的张力在扩大,“在这个多样化和不发达深化的阶段,就出现了新的统治和依附的机制。那是文化上、政治上,也是经济上的技术依附以及受跨国公司的统治”。[13] 由于跨国公司的影响力以及其涉及的国际上复杂的利益交织,导致主权国家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的难度在加大。

  

   此外,从全球治理对国家治理的外部影响而言,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全球治理越来越有赖于国家之间跨越国界的协同合作,它与国家治理的协调互动和相互制约也在不断加强,给国家治理带来越来越多的外部影响。[14] 全球治理往往在国家之间通过签署共同认可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和普遍性国际规则、设立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全球治理参与行为体的行为等来实现,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治理机制的制定和推行,反过来对国家政策制定形成了制约。[15]

  

当前经济全球化最根本的是资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资本国际流动的自由度、广度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改变了基于商品生产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框架的国际分工格局,而且挑战了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利益分配格局。[16] 如今,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资本要素的全球自由流通,在使得其国内的跨国寡头垄断集团、大型工业企业、金融投资机构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利润丰厚的剥削性收益同时,也造成其国内产业的去工业化、空心化和虚拟化,进而促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向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不可避免地倾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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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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