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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民族主义的三种导向

——从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

更新时间:2019-10-18 20:40:34
作者: ​肖滨  


【内容提要】本文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主义的论述出发,凸显民族主义的理念导向问题,并分析了三种不同理念导向下民族主义的不同走向:主权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既可能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性,也可能具有扩张本国势力的侵略性。民族建构导向下的民族主义既可以沦为民族同化主义、种族主义,还可以滑向具有分离主义特征的族群民族主义,也可以走向在民族一体与族群多元之间寻求协调的包容型的民族主义。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既可能与自由主义(突出公民的个人自由权)以及民主主义(强调公民的政治民主权)携手,也可能与重视公民美德的共和主义结盟。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的理念引导。


Abstract: Nationalism is generally oriented by three kinds of ideology. Sovereignty-oriented nationalism may have the legitimacy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but there is in it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national expansiveness and invasiveness. Ethnically oriented nationalism can easily deteriorate into ethnic assimilation, racism, or even clan separatism. Of course, it can als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diversity and thereby become a harmonious and tolerant form of nationalism. Civil-right-oriented nationalism tends to come along with liberalism (stressing the right of freedom for citizens) and democracy (stressing the democratic rights of citizens), but it may also associate itself with republicism which gives prominence to civil virtues.


一、民族主义的导向:来自吉登斯的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以反思和重建现代性作为其学术研究的主题和理论关怀的焦点,在重新梳理、诠释马克思(资本主义)、涂尔干(工业主义)和韦伯(理性化)的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他以独特的理论视角,构建了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四个维度组成的现代性的制度丛结,试图以此重绘现代性的制度图景。吉登斯确信,“通过研究这些制度丛结,我们才能理解现代性所带来的普遍冲击,也才能理解现代性对社会组织的当前模式和未来潜在模式所具有的深刻内涵。”①在分析、把握这些制度丛结中,吉登斯发现,正是“作为经济秩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政治形态的民族—国家两者的不断联合造就了四种可以部分分开来的制度丛结。”②这意味着四种制度丛结的形成可以归因于两种力量——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不仅如此,吉登斯甚至在社会的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社会和民族—国家视为一体:“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民族国家。”③因此,他强调,“为了解释现代社会的性质,我们必须抓住民族国家的具体特征,这是一种以特别突出的方式与前现代性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类型。”④这样,不仅民族—国家成为吉登斯反思和重建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关键性的重要内容,而且民族主义也在其理论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因为,分析民族—国家不能不涉及民族主义。


不过,民族主义实在是一个过于庞杂的话题。因此,吉登斯申明,他无意于分析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所有形式,而力图集中讨论欧洲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此语境中,他试图首先刻画民族主义的象征内涵。在他看来,民族主义肯定不完全是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可以定义为,对于某些符号的共同归属感,这些符号可以使一个特定人群的成员认同他们共同属于一个相同的社群。”⑤“民族主义可以界定为一系列象征和信仰,它使人们感知自己是单一政治团体的一部分。”⑥按照这种定义,民族主义是由共同的语言、共享的神话等要素所构成的符号象征体系,其中“语言在这方面极为重要,因为它必定是一个共同体的产物,比任何特定时代中的个体要更早存在,而且携带着的主要维度使文化体系独一无二。”⑦如果按照安东尼·史密斯的分析,民族主义这一术语主要指称三个对象——以一定的民族情感为前提的民族的语言和象征、民族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以及民族的意识形态,⑧那么,吉登斯在此刻画的正是作为符号象征体系的民族主义。


根据吉登斯的分析,民族主义作为符号象征体系在现代社会具有深刻的心理根源和重要的心理功能。一方面,民族主义的符号象征体系为每一个体提供了心灵归属之地、情感寄托和认同的对象。在吉登斯的视野里,现代性的负面结果之一就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意义世界被摧毁,人的本体安全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在这种意义迷失、精神无根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被迫借助民族主义的符号象征体系重建其本体安全机制,使个体重新获得本体的安全:“在传统已经很大程度被日常生活例行化所代替,‘意义’已经落到了私人和公众的边缘的条件下,语言的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起以维系本体安全。”⑨换言之,“民族象征所提供的公有性(特别是通用的语言,可能是共同经验的最有效载体),就为本体的安全提供了一种支撑手段,尤其当感到来自国家之外的威胁时。”⑩另一方面,在传统的认同对象(比如地方社区和亲属群体)已经瓦解的条件下,民族主义作为符号象征体系“不仅提供了群体认同的基础,而且还显示出这种认同是一种与众不同弥足珍贵的成就。”{11}民族主义借助民族的符号象征体系不仅为民族确立了集体认同,而且展现了特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自主性,使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分开来。在此意义上,民族主义确实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


不过,在吉登斯看来,揭示民族主义的心理学维度确实重要,但是,这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心理学理论所设定的认同需要的起源和特性还是过于空洞,它很少谈到为什么民族主义必定与国家有关。{12}因此,必须分析民族主义的政治特性,“也就是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13}而要把握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那就必须考虑到在民族—国家内部主权与公民权的相互关联性,因为“一旦主权观被有效地转化为政府的原则,那么它就能开始同‘公民权’(citizenship)关联起来。”{14}正是由于民族—国家内部存在主权与公民权的共生结构,民族主义与主权、公民权趋向于成为相互关联的现象。{15}针对这种相互关联现象,吉登斯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之理念导向的命题:“在民族主义、主权和公民权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系列的联系和张力,它们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理念导引的路径。”{16}这一命题蕴含的意义在于,民族主义的不同导向可能极大地影响甚至决定其发展的方向。


由此出发,吉登斯提出了民族主义的两种导向——主权导向和公民权导向,并试图揭示两种导向之间的紧张性。一方面,由于主权导向的单向推进,民族主义极有可能抑制公民权的成长:“如果民族主义基本上导向主权——尤其是在国家遭受大量侵凌争夺的环境中,或者在国家强烈地整军备战之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即强调这个‘民族’的超乎对手的优越性。于是,公民身份权利就可能发育孱弱或者大受限制,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则更有可能大受蔑视。”{17}另一方面,公民权的扩展反过来可以制约主权对民族主义的影响,从而为民族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空间:“如果公民身份权利更实质地扎了根或者实现了,它们就会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18}在此,吉登斯实际上是在暗示,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究竟是把它导向主权,还是使之导向公民权。因为两种不同导向之间具有极大的紧张性,它们可以使民族主义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面貌。吉登斯断言,如果单纯导向主权,民族主义将引发为祸甚烈的民族侵略性;相反,如果导向公民权,民族主义则引发启蒙的民主理想。{19}换言之,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的两面性——侵略性与启蒙性与这两种导向密切相关。


深入分析和评论吉登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但是,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引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


1、民族主义的导向是否只有两种——国家主权导向和公民权导向?民族主义如果还有其他导向,那是什么?这一导向对民族主义的制约和影响如何?


2、基本上导向主权的民族主义富有侵略性,是否意味着主权导向的民族主义不具有某种正当性?


3、公民权导向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启蒙性,其内在格局如何?


二、国家主权导向:正当性与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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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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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7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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